第7章 李鸿章传·濮兰德（7）
工作上的这些责任至关重要，包括对北洋海防的指导、中外交涉事件的管理以及地方事务的处理，因此李鸿章希望能有一个官职相当的人做他的代理总督，以防各类事务受到拖延和干扰。他怀着无法形容的苦恼和忧惧递交了这份呈请，很快它被交到了皇帝手上。
李鸿章没有对他在天津所负责任的重要性做出一番夸赞之词。朝鲜问题和日本在朝鲜方面的诉求让中国政府感到了严重的不安，与法国发生的新纠纷的阴云又飘在越南的上空。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出发去伺候母亲以尽孝道，这个老夫人就在武昌去世了，因此皇帝有了足够的理由拒绝批准他回家侍奉母亲的请求。他为了国家利益而压制了个人的悲哀。1882年的秋天，他获得了为期两个月的假期，因此可以回家处理母亲的丧事。
李鸿章母亲的葬礼仪式包含了隆重而壮观的祭奠过程，这不仅说明了李鸿章遵守正统思想和孝顺之道，还展现了他的家族在过去的20年里获得的财富和权势。在他母亲的坟前汇聚了一大批祖先崇拜者：他的兄弟总督李瀚章、两个弟弟以及20个孙子和8个重孙。接下来，老夫人的牌位以十分虔诚的仪式供奉在李家的祠堂里，这一仪式非常复杂而隆重，一大批的达官贵人们都在场观礼，大家心怀诚挚的敬意，因为这位母亲培育了两名总督儿子，值得称赞。《回忆录》的作者断言李鸿章在他访问德国的第七天记下了下面的日记：
“今天我闭门谢客，不见任何来访者，因为我一直都在思念着已上天堂的母亲，她就是在14年前的今日去世的。我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包括磨难和悲伤，无论高兴还是自豪，我都忘不掉天上的母亲，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她都在我的身边。
我的父亲先于我母亲去世多年。他的坟墓壮观却空寂。母亲千百次地祈求神灵，希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让她快乐地和他在天上见面。她绝对没有自杀的意思。很多没有见识，当然也有许多有知识的父母都认为这样做伟大又光荣。但如果母亲自杀，父亲绝对不认为他深爱的妻子是对的，也不会让先走一步的他感到欣慰……
我一生中最苦的事情莫过于母亲的过世，我希望能够为她守孝一年，但皇上和俄国已经开始谈判有关朝鲜地位的问题，所以我只好和总督衙门保持联系。
刚收到一封莫尔托克先生的来信，是宋将毛奇之送来的。我打算明天再读。今晚我必须读书，多花几个钟头读书，读哲人的思想，以此纪念我的母亲。”
这个虚构性的《回忆录》非常有趣，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正确的概念，即正统的儒学家是怎样表达孝道的基本信条的。在这里很难说清楚他的正统行为有多么诚挚的情感，也很难说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教育后代才摆出的姿态。那些熟悉他的人一定不会怀疑他对母亲（以及他对家里的其他人）怀有的真挚感情；但他特殊的气质让他很难控制自己不把对亲友的感情变成为政治和文学服务的工具。李鸿章把他在波茨坦珍贵的五小时的休息时间拿来阅读《孟子》，以纪念母亲，是十分符合经典传统的做法，但这未必全然可信。
在公事繁忙后的空余时间里，李鸿章骨子里是个爱家的男人。哪怕在他获得财富和盛名之后，他的家庭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因为第二任妻子婚后好几年都没有生育。曾有一段日子她的健康状态不是很好，到了1879年身体完全垮掉了，在他人的劝说下李鸿章就请来了一位英国女医生，后者由天津伦敦教会的麦肯齐医生协助。妻子的疾病得到了有效救治，李鸿章因此对欧洲的医学技术建立了坚定的信心。他指定麦肯齐和欧文两位医生为他和家里的男子进行常规的检查和护理，以此大胆地证明了自己的信心，欧文医生甚至在1896年陪同他去海外游历。
李夫人康复后不久便做了母亲，这让总督特别高兴。之前为了延续香火，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过继了一个侄子，他是已故兄长李昭庆的儿子。这个养子名叫李经方，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李袭侯，曾担任过中国驻伦敦、东京的公使等其他职务。在清朝统治的时期，他在政治上因同情日本、反对俄国的外交纲领而为人所知。清朝灭亡后，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的危险岁月中，他在大连寻求庇护隐退起来。他的一生在政治方面从未表现过非凡的精力和原创力。他对事物的处理很有养父精明的特点，但却没有养父的勇气和主动性。如果一般的报道说的是真话，那么他和李鸿章一样具有利欲熏心的嗜好，万事都非常小心，避免做出不利于李家，尤其是他自己本人的事情来。他肯定地预见了孙中山空想出的代表纲领和中国共和政府会失败，精准地算出了后者的军事专制和广泛的动乱必定失败的结果。
在研究李鸿章的一生和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对他的下一代的性格和行为也应该加以注意，而且可以说他们和李鸿章的性格和行为一样重要——不对，是更加重要，因为李鸿章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他的下一代人。但是也有人明确地反对像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对李经方、李经迈和李经述这些官员的官方记录和私生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能够说的和必须要说的是，尽管这位大总督的后辈们在文学声誉或政治功绩方面无人能赶超李鸿章，但如同他们敛财和聚财的能力得到证明一样，这个家族的智慧在中国确是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今天当古老的大清帝国的命运在悬而未决的形势中瑟瑟发颤时，每件事情似乎都肯定地表明，由于没有做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准备，它的家臣就应该接受惩罚。李鸿章的后人和所有中国高官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就像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之前的鸟鸣声。
当这个国家遭遇到新的令人可悲的威胁时，一个聪慧的爱国主义集体完全能够保护它，让它避免灾难，但是它的领导人（即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和旧的政治体系里的官僚们一样惹人注目）却在为了地盘、钱财和权力而进行卑鄙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李家没有继承其中最有名的那个成员的洞察力和远见。李鸿章肯定地预见了国家由于职业政客们自私自利的眼眸和复辟君主政治的愚蠢的失败而面临的危险，并且努力采取行动进行预防。
或许像当前的欧洲战争所造成的状况那样，中国的所有弱点都暴露了出来，中国在边境上得不到任何力量的防御，这是李鸿章外交资源和他消极的抵抗力所没法顾及的。事实上，无论是那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人还是那些企图推翻他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建设性的政治才能，也没有任何制止党派斗争以便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对付外来侵略的努力。相反，外来侵略势力由于新旧中国政治家而受到鼓舞，他们利用此时的纷争和动乱以便摧毁这个国家民族独立的最后希望。政治家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已经非常明显，都是些图谋私利的野心家和唯利是图的贪欲者。
除一两个例外，李家自从革命以来，比起出谋划策保护国家，更加关心自身的前景。李家的成员似乎分成两类：一类对民国的共和纲领怀有正统保守派的仇视态度，另一类则因为对民族的忠心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企图。譬如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是清朝统治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无论在哪里他都既是资本家又是军火商人，尤其是在维也纳的时候。1911年他反对反清运动；然而他和弟弟李经述都对袁世凯怀有敌意。和李经方一样，他们可以称为正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未经战无不胜的武力而获取“天命”，建立任何本民族的王朝。但如同赫德爵士在1900年说的那样，在现状下着实是一件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是在内部纷争之后，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
李经述是李鸿章的长子，他在父亲去世三个月后也过世了，那时正值1902年1月慈禧太后在外逃难后返京。他的去世通常被官方评论者描述为孝道的感人例子，因为他父亲李鸿章一去世他就跟着去世了，但实际上确是由于生活习惯上的放荡所致。李经述长子李国杰是爵位世袭人，最近出任驻比利时公使。他反对1912年建立的共和国，但同时也不支持由朋友和袁世凯支持者谋划的君主复辟制。他的弟弟李国筠最近仍在京城。他在清王朝的皇帝退位后担任广东的民政部长，但他与阻挠议事的暴发户、军事总督龙济光无法共事，便辞掉了这个有利可图却很危险的职务。
李鸿章的侄子、云贵的前任总督李经羲是李家后人中最著名最受尊敬的一位。他是坚定的保皇派，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前往青岛避难。在青岛许多满人和前清的高官们在德国的保护下感到安全；但在袁世凯全面解散国民党后，在他人的说服下他返回北京，很显然地认为满人会很快重获皇位，在那里他担任了短命的政务会总理，但当政务会被几乎都由袁世凯的追随者组成的国务会取代后，同时拥袁复辟有了明确指向时，他又离开了北京开始了隐退的生活。
李经羲忠诚地拥护旧政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还是一个爱国者，在勇气、创造力和独立思想方面他和他著名的伯父十分相似。他的许多公文都体现了这些品质，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奏折里，他建议朝廷就边境问题向英国宣战，在1909年的一篇奏折里，他催促摄政王召开会议，这个时间点比慈禧于1907年承诺的日期要早。1902年，他曾被老佛爷免去官职，理由是“一贯使性子又爱抱怨”，但此后又恢复了原职。
尽管在家庭生活中李鸿章天性是个“好孩子”，和蔼又可亲，但对儿子们他却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尤其是在有关学习方面。对于他们的学习科目，他的见解不能说是非正统，但至少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期望他的儿子、孙子和侄子们都能对孝道怀有虔诚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怀有敬意，如同他平时一贯的表现那样。他的家庭生活和大多数中国有钱人中的“大爷”一样，是建立在家长制的秩序之上的，随着他的子孙数量的不断增多，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混乱，就像一个大客栈一样。
他按照家族式的方式管理这个大家庭，他的幸福观意味着有益的纪律加上快乐与和睦。他期望儿子们能以他为榜样，孜孜不倦，富有责任心，但同时他认识到且总是承认，他的儿子们缺乏一种贫困的刺激，这个刺激在他年轻时曾激发过他的野心，让他奋斗不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因为家里物质上的富裕而受到阻碍和影响。让一个富二代，有所作为简直比让一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个结论在中国比在世界其他国家还要真实。李鸿章对自己是坦诚的，算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家。他在世时就很清楚，他的家人和亲友因为贪污公款和腐败方面已经臭名昭著了，这使他们成为全国人民指责的对象。
李鸿章为儿子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本人和极其贪心的哥哥李瀚章的所作所为为儿子们做了坏榜样，他没法指望后人们养成朴素的廉洁品质。他明白，对金钱的贪婪在中国是万恶之源；和慈禧太后一样，李鸿章习惯打着官府的名号每隔一个时期就对这个万恶之源加以谴责，但事实上他找不到任何中庸方法来控制对金钱的贪婪，在这一点上，儿子们也和他一样。
19世纪的90年代天津的总督衙门成为贪婪的投机者和卑鄙的阴谋策划者的聚集地，这种堕落的影响力渐渐弥漫并破坏了他家庭生活的品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们也长大了，通过他的关系也谋求到了官位。毫无疑问，李夫人有益的影响本来是可以做些弥补工作的，但是在她1892年过世后，这种有益的影响力也消失了；这位年老的总督大人最后八年的生活是孤寂没落的，心中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是日益加剧的犬儒主义，一方面是积极的人生观正在消失，而这个人生观是迄今为止让他有别于其他人的一种优秀品质。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妻子对他产生了很大且有益的影响力，在她生前他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聪慧的忠告，这使他能够承担起职务的重担。而李鸿章自己说他也曾经是一个爱意浓浓、体贴入微的丈夫。
李鸿章性格和蔼，喜欢饮酒作乐。和慈禧太后一样，他对吃喝这些事情有很明确的想法，而且他们俩同样行事节制，适可而止，尽管只是偶尔醉酒。他的身体状况从整体上来说，非常健康；的确，他一生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身体一直充满活力。1889年，他面部瘫痪，但不久就痊愈了。他那非凡的生命力在1895年再次展露出来，当时他正在马关和日本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他的脸部被一个日本人射中。那时他已经72岁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伤痛，渐渐康复起来并赢得了朋友以及敌人真诚的钦佩。对李鸿章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从他的外交观点来看，这是个幸运的偶发事件。
李鸿章知道自己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位大人物，于是十分欣赏自己的成功之处。他拥有官僚阶级的傲慢，为自己的权力而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又由于个人的天真和孩童般的满足而变得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