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近代哲学(2)
2.反驳神创论
达尔文不但证明了“物种”是变化的，而且指出“物种”为什么会变化又如何变化，这种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学上产生了几种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打破有意志的上帝观念。如果一切生物都能随时改变和淘汰不适应生存竞争的变异，求取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适应环境，那就用不着有意志的主宰来预先计划、限定。况且生存的竞争很残酷；若有一个有意志的主宰，为何生物界还会有这种惨剧呢？
当时的大植物学家亚萨·格雷始终坚持上帝主宰的观念。达尔文曾答复他：
我看见一只鸟，想吃它，就开枪打死了：这是我有意做的事。一个无罪的人站在树下，触电而死，难道你相信那是上帝有意杀了他吗？有许多人竟然相信，我不信。如果你相信这个，我再问你：当一只燕子吞了一个小虫，难道那也是上帝命定燕子应该在那个时候吞下那只虫子吗？
我相信触电的人和被吞的小虫是同样的例子。如果人和虫子的死都不是命定的，为什么我们偏要相信他们的“种”生来就是有意设计好的呢？
三、基本观念和对哲学的影响
达尔文的学说在这五十年中，逐渐得到证实与修正，这都是五十年来科学史上的材料越来越丰富的缘故，我不必在这里详说了。我现在单说他的演化论的基本观念以及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
基本观念
达尔文的主要观念是：“物种起源于自然选择，只有生存竞争里最适宜的种族才能保存下来。”
他的几部书只是用无数的证据与事例来证明这个大原则。在哲学史上，这个观念是一个革命的观念；单单书名——《物种起源》——把“物种”和“起源”连在一块，已经是革命的表现。
因为自古代以来，哲学家总以为“物种”是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没有“起源”了。例如一粒橡子，渐渐生根发芽，不久满一尺，接着长成小橡树，最后长成大橡树。这虽是很大的变化，但变来变去还只是一株橡树。橡子不会变成鸭脚树，也不会变成枇杷树。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还如此。
这个变而不变之中，好像有一条规定的路线，好像有一个前定的范围，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法式。这个法式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叫他做“哀多斯”，译作“形式”。中古的经院学者译作“斯比西斯”，正译为“种”。这个变中不变的“种”的观念，成为欧洲思想史的唯一基本观念。
学者不去研究变的现象，却去寻找现象背后的那个不变的东西。变化的、特殊的、个体的，都受人轻视；哲学家很骄傲地说：“那不过是经验，算不上知识。”真知识必定只追求不变的法则，追求那固定的种类，追求终极原因。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即终极原因，也叫第一因，只是哲学家们从未质疑过，这种终极原因能验证出来吗？如果能，怎么验证，具体步骤是什么；如果不能验证，如何获得他人共识，又怎么可能是真理？
四、赫胥黎
1.著述的主题：不可知论
这种怀疑的态度，五十年来，影响了无数的人。当我们这五十年开幕时，“不可知论”还是一个新名词；从1888年到1889年，还有许多卫道的宗教家作论攻击这种“破坏宗教的邪说”，所以赫胥黎不能不正式反驳他们。他那年作了四篇关于不可知论的大文章：
一、《论不可知论》，
二、《再论不可知论》，
三、《不可知论与基督教》，
四、《关于灵异事迹的证据的价值》。
此外，他还有许多批评基督教的文字，后来编成两厚册，一册名为《科学与希伯来传说》，一册名为《科学与基督教传说》。这些文章在当日思想界有破旧立新的很大功劳。
2.科学证据战胜神学启示
基督教在十六七世纪时，势力煊赫，影响力还很大，能用权力压迫当时的科学家。伽利略受了刑罚之后，笛卡尔就赶紧把他自己的“宇宙论”毁了。从此以后，科学家往往避开宗教，不敢同它直接冲突。
他们说，科学的对象是物质，宗教的对象是精神，这两个世界互不侵犯。三百年来科学家忍气吞声地“敬宗教而远之”，所以宗教也不侵犯科学的发展。
但是到了达尔文，演进的宇宙观首先和上帝创造的宇宙观起了一个大冲突，于是三百年来互不侵犯的两国就不能不宣战了。达尔文的武器只是他三十年中搜集来的证据。三十年搜集的科学证据，打倒了两千年尊崇的宗教传说！这一场大战的结果，证据战胜了传说，遂使科学方法的精神大白于天下。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因为达尔文身体多病，不喜欢纷争），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所以大声疾呼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叫人们认清事实证据是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
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世界哲学思想就不能不来个根本的革命，——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于是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哲学实证主义就一变而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实用主义了。
3.演化论的怀疑主义宣言
1860年9月，赫胥黎最钟爱的儿子死了，他的朋友金斯莱写信安慰他，信上提到人生归宿与灵魂不朽两大问题。金斯莱是英国文学家，很注意社会改良，他的人格令人敬佩，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地答复了他一封几千字的信。这信同时也是怀疑主义的正式宣言，我们摘译几段如下：
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灵魂不朽。我拿不出什么理由来相信它，但是我也没有法子否证它。……我相信别的东西时，总要有证据；你若能给我同等的证据，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的话了。我又何必不相信呢？比起物理学上“能量不灭”的原则来，灵魂的不灭也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
我们既然知道一块石头落地含有许多奇妙的道理，决不会因为一个学说有点奇怪就不相信。但是我年纪越大，越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重的惩罚都是跟着这一桩举动走的。
这个宇宙，到处都一样；如果我遇着解剖学上或生理学上的一个小小困难，必须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才有可能创出成绩；那么，我对人生奥妙的解决，难道就可以不遵守这种严格的条件吗？用比喻或猜想来同我谈论，是没有用的，我若说，“我相信某条数学原理”，我自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够不上这样信仰的，不配做我生命和希望的根据。
科学好像教训我“坐在事实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要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无论‘自然’带你往多么危险的地方去，都要谦卑地跟着走：若不如此，你就决学不到什么。”自从我决心冒险实践它的训诫以来，我才觉得心里知足与安静。……
我知道，一百人之中就有九十九人把我叫作“无神论者”，或其他种种不好听的名字。照现在的法律，如果一个最下等的毛贼偷了我的衣服，我在法庭上宣誓起诉是无效的，因为无神论者的宣誓没有法律效力。但是我不得不如此，别人可以叫我种种名字，但总不能把我叫作“说谎的人”。
这种科学的精神，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赫胥黎说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基本精神是：除非有充足的证据，否则绝不相信未经验证的任何观念。而对宗教上的种种问题持这种态度的，就叫“不可知论者”。达尔文晚年也自称“不可知论者”。
他说：
科学与基督无关，不过科学研究的习惯使人在承认证据一事上格外慎重。我自己不信存在什么“神启”。至于死后，灵魂是否存在，各人只好自己从矛盾空泛的种种猜想里做判断了。
他又说：
我不能在这些深奥的问题上面贡献一点力量。万物缘起的奥秘，我们无力去解决。我个人只好以不可知论者自居了。
4.怀疑主义精神
我们读惯了老子“天地不仁”的话，《列子》鱼鸟之喻，王充的自然论，两千年来，把这种议论只当耳边风，也不觉得达尔文的议论有多重要。但在两千年的基督教权威底下，这种议论的确是革命的议论，何况他还指出无数科学的事实证据呢？
但是达尔文与赫胥黎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这个名词，是赫胥黎造出来的，直译为“不可知的”。孔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确是“怀疑主义”的一个好解说。但近代科学家还要进一步，他们要问，“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赫胥黎说，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方可信仰，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宣称不可知，不应信仰。这是不可知论的主导观念。
五、斯宾塞
1.把生物演化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
斯宾塞也是提倡演化论的人，达尔文称他为前辈。然而他对演化论本身，没有多大贡献；他的大功劳在于把进化原则应用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上去。
他在1860年出版了他的《第一原理》，书的前面附有一篇说明，说他接着要发表一部《哲学全书》，全书的顺序如下：
一、《原理论》
部甲，不可知的原理。
部乙，可知的原理。（如“力的永存”“进化的普遍法则”等等）
二、《生物学原理》：分二册，六部。（目从略）
三、《心理学原理》：分二册，八部。
四、《社会学原理》：分三册，十一部。
五、《道德学原理》：分二册，六部。
最初买预约券的人名也附在后面，其中有密尔（穆勒），达尔文，赫胥黎的名字。他这部大书出了36年（1860至1896）方才出完；中间经过许多经济困难，幸亏他比较高寿，最终完成了他这个宏愿。
2.万物演化的三阶段论
斯宾塞说万物的演化，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积聚。
例如太阳系宇宙最初的星气，又如地球初期在星气内成的球形，又如生物初期的营养。
第二个时期是分化。
就是所谓的由“由浑而化”，例如由星气分为各天体，每一天体分为各部分，生物再分为各种构造与功能。这个分化的时期呈现一个分离的趋势，如果有一方面太偏重了，必然陷入瓦解的危险。所以须有
第三个时期的安定。
安定就是调和分与合，保持一种均衡。但这种均衡的安定不能永久，将来仍旧要重新经过这三个时期的演进。
六、进化论的应用
1.在生物学上的应用
我们先看生物学上的应用。
他说，生命是内部（生理的）关系和外面部关系的互相适应。一个生物不但承受外来的感觉，发生一种变化，使他将来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更胜于未变化之前。种类上，生理变异是外部环境的影响，那种适宜的变异就得到自然的选择，就能生存了。达尔文说这是“自然的选择”，斯宾塞说，不如叫它做“最适者生存”；因为种种生理变化，虽是环境影响，却也是生物应对环境“作用”的积累渐进的结果。
2.在心理学上的应用
这个观念，应用到心理学上去，就把心的现象也看作“适应”作用。他说，心理生活和生理生活有同样的性质，两种生活都要使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互相适应。从前的人把“意识”说得太微妙了，其实意识也是一种适应。人接受的印象太多了，不能不把它们排列成一种次序。凡是神经的作用，排成顺序以便适应外面的境地的，就是意识。斯宾塞把意识看做一种适应，这个观念后来影响了现代的新派心理学。
3.在社会学上的应用
在人心行为的方面，斯宾塞也很有重大贡献。他用适应和不适应来说明行为的善恶。刀子割得快，是“好”刀子；手枪发得远、放得准，是“好”手枪；房子给我们适当的蔽护和安逸，是“好”房子；雨伞不能遮雨，是“坏”雨伞；皮靴透进水来，是“坏”皮靴。
人的行为好坏，也是如此。有些行为没有目的，没有目的便没有好坏可说，便不存在道德问题。凡有目的的行为，都是要适应那个目的。
“我们区分行为的好坏，总是看他能否适应他的目的。”斯宾塞又拿这个观念来说行为进化；他说，幼稚的行为是不完全的适应行为；行为越进化，目的与动作的互相适应程度就越完备严密。他这种行为论，在最近三十年的道德观念和教育学说上都有不小的影响。
第五章 晚近的两个哲学支流
这一章名为“晚近的两个支流”。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会引起许多人的不平。但我个人观察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思潮，不能不承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派的思想是哲学界的新纪元。
自从他们提出新实证主义，第一个时期是破坏的，打倒宗教权威，解放人类思想。所以我们把赫胥黎的怀疑主义特别提出来，代表第一时期的思想革命。许多哲学史家都不提赫胥黎，这是大错的。
他们只认得那些奥妙的“哲学家的问题”，不认得惊天动地的“人的问题”！如果他们稍有一点历史眼光，就应该知道2500年的思想史中，没有一次思想革命比1860到1890年的思想革命更激烈。一部哲学史，康德占四十页，达尔文只有一个名字，而赫胥黎连名字都没有，那决不能使我心服的。
第二个时期是新实证主义的建设时期：演化论的思想侵入哲学的所有领域，实证精神变成了自觉的思想方法，于是有实用主义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