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战友”，还是“对手”

唐朝的时候，那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手下有位丞相叫李林甫，此人若论才艺倒也不错，能书善画，但在盛唐人才济济、名家辈出的时代，也就算不上个杰出人物。正是因为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这人就想尽方法忌才害人。唐玄宗让他主持开科取士，他一个不录取，然后向皇帝贺喜，理由是“野无遗贤”，意思是朝廷外没有人才了，有才干的都在为圣上效力了。就是这四个字，让杜甫这位“诗圣”在长安“困顿十年”。为了打击对手李适，他先向李适鼓吹华山多金，开采出来，利国利民，让李适向唐玄宗献计献策，等唐玄宗心动征求自己意见的时候，他又以一副先知先觉的神态出现，说华山多金，自己早就知道，但华山涉及到皇家风水，开采对皇室江山不利，让唐玄宗大加感动，更加信任这个小人。就是靠着这一套两面三刀的本领，他一屁股在丞相的宝座上待了19年，居然“风雨不动安如山”。由于他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说些动听的“善意”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常阴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因此人们形容他“口有蜜，腹有剑”，宋朝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评价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之人。后来老百姓就把他通俗化为“明是一盘火，暗是一把刀”，“嘴里叫哥哥，手里掏家伙”，更加形象贴切。

事实上，李林甫这些招，就是中国人在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把厚黑学用到极致的表现。中国人在长期的内外斗争中，在人际关系上，既有“仁、义、礼、智、信”，有“君子坦荡荡”的一面，但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信条下，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人际的诡谲、黑暗的一面。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人性的博弈。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博弈，使人生的道路充满攀爬的艰辛和竞争的陷阱。很多类似李林甫的人物常常在表面上哼哈随和、异常亲切，骨子里却渗透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是一盘火，暗是一把刀”、“嘴里叫哥哥，手里掏家伙”的手段屡见不鲜。所以，不少当初满腔热忱跻身官场、沙场、职场的人，欲壮志凌云，大干一番时，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败下阵来，而是在人际关系上经过一番“厮杀”之后，像个落汤鸡一样，败下阵来，甚至有的人连一招都没接，就被暗箭所伤，这就是人际关系战场博弈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其实，人际关系的博弈中，像李林甫这种人还不是算最厉害的，因为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他的“战友”也好，他的“对手”也好，对他口蜜腹剑的两面性已经有所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警惕心理，做好防范的准备。也就是说，在与李林甫这种人博弈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理性的，只有那些初出茅庐的“雏儿”才会被他这种“嘴里叫哥哥，手里掏家伙”的假面孔所迷惑，用自己的满腔热忱去结交这位丞相，从而形成一场非理性与理性的博弈。在中国人际场上，最可怕的就是那种“嘴里叫哥哥，手里掏家伙”而能够让人毫不察觉的群体，这种人能够取得他人的绝对信任，甚至成为一个群体的领军人物，用他的“满腔热诚”引导对他绝对信任的群体走向绝路，这种人以《水浒传》中的宋江最为典型。

《水浒传》中的108条好汉，有一批是真正的无产者，例如李逵、燕青、阮氏三兄弟等数人；另一类是像林冲、武松、鲁智深一样，出生社会下层，依靠自己的本领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谋取了一官半职，但最后又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而被迫逼上梁山，这两类群体都对统治者死心了。但是，在整个群体中，还有一部分始终抱着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希望通过所谓的“正途”，受到统治者青睐，从而封妻荫子、流芳后世的群体，这个群体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江。宋江出身小地主，家里有点钱财，又在统治集团内部谋取了一个职务，能够及时获得各种消息，接济三山五岳的好汉，因此获得了“及时雨”的美名，“宋江哥哥”成为各路英雄内心崇拜的“偶像”。这位“宋江哥哥”与所有的弟兄都是“兄弟长，兄弟短”的，叫得亲热，简直让人掏心窝。但这位“宋江哥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着真正落草为寇；他从内心上从来没有接纳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寇”生活；他从内心鄙夷那帮出生低贱、胸无大志的“兄弟”。即使是落草，即使是成为“贼”，甚至坐上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他内心想的是如何受到朝廷招安，如何让“兄弟”们接受他自己“招安”的想法。但无论什么时候，他始终把“兄弟”，把“义”字挂在嘴上，“兄弟”成为“宋哥哥”笼络弟兄们的最好手段。最后，他软硬兼施，让兄弟们接受了朝廷“招安”，用“兄弟”的义气驱使众多好汉为朝廷效力；用“兄弟”的血染红了他的乌纱帽；用“兄弟”二字把朝廷的心腹大患清除得干干净净。而那帮自始至终对他终生不渝的可怜的“兄弟”们，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位称兄道弟的“宋江哥哥”从内心就没有把他们当做自己人看待，而正是这位“宋江哥哥”把他们都送上了不归路。可以说，宋江是一位人际关系厚黑学学得最好的高手，他在“梁山好汉”这个群体中，“以一当百”，赢得了与兄弟博弈的胜利，他是“嘴里叫哥哥”喊得最凶，“手里掏家伙”掏得最狠的一位博弈高手。这也是中国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博弈典型代表。

如果从情感的角度来说，宋江是理性的，“效忠朝廷”是他始终的信念，即使是成为“贼寇”，他内心的信念也是如何接受朝廷招安，如何效忠朝廷，所以说宋江始终是理性主义者；而其他梁山弟兄被“兄弟”，被“义”熏得丧失了理性，不辨真假，不辨虚实，只要喊“兄弟”就真的当“兄弟”，而且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是非理性的，所以非理性的诸位兄弟碰见了理性的宋江哥哥，只有缴械投降，丧命沙场了。

从梁山好汉的“待遇”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保持理性思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迅速发展，道德相对弱化的当代，人与人的交往频率大大提高，交往周期相对缩短，要在短时期内迅速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自己付出，与他保持一种合作性博弈，保持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则，重则丧命，轻则丧失财物，得不偿失。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计其数。

故事一

40岁的周某已有家室，但仍“春心萌动”，2005年11月，周某经人介绍认识了35岁吕某，两人开始交往起来。见吕某单纯，周某决计以恋爱为名，诈骗吕某钱财。为骗取吕某的信任，周某自称在钦州市沙埠北居委会向屋村里有一幢5层半的楼房，愿将房屋产权过户到吕某名下。随后，周某花钱找人办了一张以吕某为名的假房产证。看到周某交给自己的“房产证”后，吕某心花怒放，对周某更加信任，这正中周某下怀。过后，他以为吕某办理房屋转户及汽车入户等为由骗走吕某6130元。

故事二

1997年，郑兰从原中南财大毕业就决心开办自己的公司，一年后，她的服装公司在汉口开张，忙碌的她根本就没想到嫁人的事，她对父母说：“别急，等我挣大钱了，好男人会踏破门槛的。”

可是，当郑兰已拥有上百万资产，但向她求婚者却寥寥无几。

2002年4月，在家人不断催促下，郑兰开始“主动出击”，与一位高校教师开始了初恋。但在交往中，她一直怀疑男友看中的是她的钱财，便多次做“笼子”考验男友。一次，她假称财会主管携款逃跑，装出破产后的那种痛不欲生之态。害得在北京开会的男友中途赶回，再次识破她的骗局后，男友和她分手了。后来，郑兰又做“笼子”考验过两名男友，最终都不欢而散。至今年近30的郑兰仍是孑然一身。

在这两则故事中，故事一中的吕某显然是非理性的，周某仅仅是声称自己有房有车，吕某就信以为真，当周某送给她一纸假证书，她更是心花怒放，对周某的甜言蜜语再也不设防，从而轻而易举被周某骗去数千元，人财两空，而造成吕某非理性的原因一则过于单纯，更重要的是贪恋财物，是财物蒙蔽了她的理性，使她被周某非常蹩脚的小伎俩所骗。贪恋财物，是常人最大的弱点，无数的骗子就是利用这一手段，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其中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贪欲使人丧失了理性，从而在与他人的博弈中束手就擒。故事二中的富姐郑兰显然也是非理性。从一开始她就把钱财和婚姻幸福联系在一起，金钱能够买到幸福，这也是众多社会成员的一个通病。但当这位富姐拥有百万资产的时候，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好男人会踏破门槛”。她“主动出击”本身没有错。但她不该再次失去理性，总怀疑人家是冲着她的钱财而来。理性的怀疑本身也没有错，但她的检验策略再次错误，用做“笼子”、设置假象来考验男友，这就明白地告诉对手自己的不信任感。任何一个理性的男人，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都会被这种不理性的行为激怒，从而导致合作性博弈的破裂，最终使富姐成为孤家寡人。

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是某种形式的博弈，在这形形色色的博弈中，理性的人必然占优势，所以，多点理性，少点冲动，你的胜算会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