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

韩琦是北宋名臣，曾出镇西北边境抗击西夏入侵，颇有战功，入朝后又曾与范仲淹等人一道推行庆历新政，官至宰相。韩琦为官颇重名节，为时人所重。欧阳修对韩琦推崇备至，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歌功颂德之文。

作者先说衣锦还乡是今昔相同的“人情之所荣”。接着用“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一句话把上文撇开，着力歌颂韩琦的“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丰功盛烈”。最后赞美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指出他的荣耀“乃邦家之光”。

【原文】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烟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译文】

做官做到大将军或者宰相，富贵还乡，这在人们心理上认为是荣耀的事，无论现在和从前都一样。大凡读书人不得志的时候，艰难困苦地待在家乡，平常的人甚至孩子们都可以轻易地轻视他，欺侮他。如苏秦的嫂嫂不以礼相待苏秦，朱买臣被妻子抛弃。突然有一天发迹了，回乡时，乘坐用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前边有旗帜引导，后边有骑兵跟从护卫，街道两旁的人挤在一起，肩并肩、脚跟脚地抬头观看，连声赞叹。那些无知的男女，奔走相告，惊骇流汗，羞愧得低头跪倒，在车尘和马蹄之间表示自己的懊悔，责骂自己。这是一个穷读书人得意于当时，因而意气风发，场面之盛的情况，从前的人把这比作衣锦还乡的荣耀的事情。

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这样。公是相州人。世代有美德，好几位祖先在当时都是著名的大臣。公在年轻时就已经考中进士，逐步登上显赫的高位。全国的读书人在下面听到他的名声、仰望余辉的时间，大概有好多年了。上面所说的做官做到将相、富贵回到家乡，都是公本来应该早就有的。不像穷困的人，侥幸在一时得志，出于平常男子和无知妇女的意料，因此大吃一惊而夸耀这件事情。但是对公来讲，大将的牙旗和仪仗队的大旗，不足以显示公的荣耀；大臣们手里拿的桓圭和身上穿的衮衣和头上戴的冠冕，不足以显示公的高贵。只有德泽普及人民，功勋延续到国家，然后在金石上镌刻功绩，在诗歌中播唱他的恩德，以他的光辉照耀后代，而且一直传扬下去，没有尽期。这就是公的志向，读书人也按照这个志向对公寄予殷切的希望。怎么是在一个时期内夸耀、在一个乡里显示荣耀呢？

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军节度使的名义来治理相州，就在官署的后园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随后又在石碑上刻了诗，把它留给相州人，他在诗中认为满足于报答恩仇，夸耀自己的名誉，都是可鄙的。原来他不把从前人们的称赞引以为荣，而是引以为戒。从这里可以看出公是怎么样看待富贵了，他的志向哪能容易估量到呢？所以，他能够出将入相，勤奋劳苦地为王家办事，无论太平或者危险的时候都一样。做到面对大事，决定大策时，袍带不动，稳拿手板，真是从容镇定，不动声色，却把天下安放得好比泰山那样的稳定，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了。他的丰功伟绩，用来铭刻在彝鼎上、谱写到乐章中，是国家的光彩，不仅仅是乡里的荣耀啊。我虽然不能登上公建造的昼锦堂，幸而曾经私下读过公的诗，高兴地看到公的志向逐渐实现，因而愉快地向天下人说说公的事迹。因此，我写下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