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2)

一出场，林灵素就说他可以通神见鬼，能知天界之事，说宋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下凡，于是圣颜大乐。林灵素不仅拍皇帝，凡是皇帝周围得宠之人，也一律奉上仙界高帽一顶（库存较多），皇帝的宠妃刘贵妃，是九华玉真仙女转世，权臣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连没了命根子的宦官童贯，也有一顶。如此这般地拍起来，林灵素就变成了人上人，大半仙之体，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走在路上，见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也不避让。整个朝廷，神烟仙气，或者乌烟瘴气，正事没人做，自皇帝以下，整日见神见鬼，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直到金兵打上门来，围困京师，众人依旧未醒，本来汴梁城池高大坚固，远道而来的金兵缺乏攻城之具，一时半会儿还攻不进来。可是，来了一个名叫郭京的妖人，说是精通六甲之术，练一批六甲之兵，可以将金兵打退。守城之将，居然深信不疑，一任他披发作法，装神弄鬼，打开城门，遣六甲神兵出城杀敌，结果金甲兵不中用，撞上金兵就哗啦了，反被金兵乘机杀进城来，破了城，一股脑儿，将宋徽宗父子并皇族和嫔妃、宫女以及北宋积累多年的财宝掠走，北宋就此亡了。

有权有钱者，但凡到了不自信的时候，跟神就近，殷勤，把本该自己办的事情，托给神或者假托神的人来办，一边侥幸，一边投机，人与神都越了界，人的国有了麻烦，神的国也一样麻烦。

不懂规矩，不能成好马

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用的马。这样的马，现在的欧洲国家还有，比如法国每逢国庆阅兵，就会看到高大威猛的骑兵骑着同样高大威猛的马，在队列里行进。中国古代，每个朝廷都有仪仗用的马。以唐朝为例，皇家用马，分为三厩，祥麟、凤苑和飞龙，所谓麟、凤、龙三厩。当然，厩里面既非麟凤，也不是龙，都是上好的马。这些马的模样，我们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和诸多以马为题材的唐三彩上可以一窥风采。那时候，轿子已经发明了，即所谓的步辇，但舒适程度还不够高，阎立本的《步辇图》里的步辇，比现在的滑竿还简陋，加上唐朝的皇帝，有胡人血统，对骑马不仅不打怵，而且有爱好。所以，立仗马的用途，理论上首先是给皇帝拉车，或者骑乘之用，但是皇帝只有一个，天天出行，能骑几匹？所以，这些马大多用在了给皇帝出行或者庆典的时候做仪仗，一队白，一队黑，一队红，再加上装饰、铠甲、威武的骑手，好看煞人。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马，还可以做马戏性质的表演，比如跳舞，类似于今天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项目。那年月如果有奥运会，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马术项目上无所作为。

有资格做立仗马，绝非高大威猛、出身好（品种优良）就可以胜任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不仅绝对不能尥蹶子，而且不能随便嘶鸣。恰是这一点，立仗马跟唐朝的政局，就有了那么点儿关系。

唐明皇是一个过于有色彩的皇帝，不仅因为此老跟杨贵妃之间的风流韵事，让后世文人渲染成帝王的爱情，也不是因为此老雅好舞乐，亲自操鼓奏乐，留下了梨园佳话也被尊为梨园鼻祖，而是同为一个皇帝，前半截励精图治，后半截荒怠朝政，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就落在此老手里。当然，这么有规模的大唐，由盛转衰，纵然是皇帝，一个人是办不来的，他还有帮手，排第一号的，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在历史上有地位，不仅提供了一个奸相的样本，而且为我们的成语词典，增添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过，李林甫最著名的一句话，被载入史册的话，是跟立仗马有关的。

敢说话，是唐朝某些官员的风气，言官御史则更是如此，前面有魏徵的榜样在那里，谁不乐意做皇帝的“人镜”，博得历史上的声名呢？敢说话，就意味着批评。人之患，在于爱听吉祥话，批评的人多了，当政的人，就比较难受，宰相难受，皇帝也不舒服。但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么多年形成传统，不爱听，也得忍着。到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的他，发现这个沉湎于爱情和舞乐的皇帝，实心实意地希望耳根子清静了。自打很能干、也很爱提意见的张九龄被赶出相府，贬到外面做刺史之后，皇帝就愈发不耐烦听意见了。

因此，善于替皇帝排忧解难的李林甫，就招来了御史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是明君在上，群臣当谨听圣旨，不必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食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在朝堂上为臣，谁不知道立仗马呢？三品食料，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官家养马，食料的品级不同，那么皇帝的御马，理应食头品食料，不会是三品，另一个可能，是按三品官待遇供给。唐朝官员品级不像后面的朝代那么滥，一般宰相，也不过三品而已，这么说来，立仗马就等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这样的高级别待遇，因为忍不住胡乱叫了一声，就被罚下去拉车，实在代价过于沉重。言官御史也是人，都会理性判断，自然知趣。其实不知趣也没辙，因为从此以后，关于言官说话，制度变了。每个御史发现问题，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得关白上级，即向上司汇报，先报告给御史中丞，然后御史中丞再报告给最高主管御史大夫，最后还得请示宰相，才能决定这话该说不该说。

我们知道，在古代，御史是监察官，专门监督干部的，在特别开明的皇帝治下，也可以给皇帝提意见。既然是监督，就有特权，可以闻风上奏，像这样层层汇报，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免了，弹劾大官或者给大官提意见也没戏了，实在忍不住要说，也只能就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官，说点儿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儿。就这样，大唐盛世，从万马齐喑到群臣齐喑，大家都成了立仗马，不，立仗臣。

可惜，消停的立仗日子，没过上几年，冷不丁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反了，盛世从此不再。盛世不再，言官不能随便说话的习惯，却传了下来，玄宗的儿子肃宗当家时，诗人杜甫做左拾遗，本是个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儿，结果多了嘴，被罚下去，从此只好在野苦吟，朝廷坏了，却成就了诗人的万古名。

庭院深深深几许

中国的古董已经日见稀少了，不仅地下文物被盗得差不多了，连国家文物局也得从海外往回买。地上的文物，这些年为了给经济唱戏，拆旧更新，也被毁了不少。不过还好，我们总算还有一个旧日的皇宫——故宫博物院在。

早就听说，故宫经过翻新改造，许多昔日不见天日的宫殿，都对游人开放了。三大殿粉刷一新，新是新了，可看着俗艳俗艳的，村意盎然。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从前看不到的东六宫，里面摆了很多故宫的藏品，开放参观，看上去真的有点儿像一个博物院了。新摆出来的藏品中，招人喜欢的是金器、银器、瓷器和青铜器，不招人喜欢的是一套雍正的行乐图（胤禛行乐图）。

故宫现藏的帝王行乐图，据说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摆出来雍正的，雍正这套行乐图很多，整整摆了两层楼，画师画得也相当精细，工笔画，每笔都很用心，看得出来，给皇帝作画，谁也不敢马虎。但参观的人却不多，不管什么时候，都稀稀落落几个人，还要算上看上一眼大呼上当走人的。从传下来的画上看，清朝皇室都长着一副标准的黄瓜脸，而画上的这位，脸型尤其典型，长、弯，而且干瘪，严格地说，像晒干了的黄瓜。

万幸的是，画上的皇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肃，正经八本，动不动就圣颜大怒，要人家脑袋搬家。每幅画里的皇帝，都着便装，一副闲人模样，或炉边看书，或闲敲棋子，或山间漫步，或溪边垂钓，或行舟江上，或行吟篱畔。或近景，或中景，或远景，但中间位置，都固定要留给那个干黄瓜脸的皇帝。皇帝刻意潇洒，画师也想画出潇洒来，但怎么画，人都不自然，五官四肢都伟大，都庄严，但就是搁的不是地方，看上去别扭，绝对不像在行乐。

手脚不自在的皇帝，在现实中，肯定没法真的像画里画的那样悠闲自在，没有一大堆太监和随从跟着，到处游山玩水。溥仪回忆，他一个废帝，走到哪儿，都一堆人跟着，何况说一不二的雍正？可以说，这些画无非体现了一个深宫里的皇帝的某种向往。每个君临天下的皇帝，都想跟传说中的严子陵和陶渊明这类隐士一样，四处走走，钓钓鱼，看看书，徜徉于山水之间，尽享自然之乐。可惜，皇帝处处受拘束，身为皇家画师，在皇帝面前缩手缩脚，他们也的确想不出眼前这位成天被太监和宫女包围的皇帝，怎样去山水之间行乐。皇帝行乐图，尴尬地展示了一个皇帝和隐士之间的距离。除非有一天，皇帝真的丢了皇位，而且成功保住性命脱逃，不过，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许皇帝就该变乞丐了，隐士依旧做不成。

皇位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熏天的权势，也意味着金子做的囚笼。几乎所有的皇帝，为了钻进这个囚笼，都费尽了心机，行乐图的主人雍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坐上大位，有过他那么多的非议，即便如热爱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云，这些非议都是谣传，恐怕也没人敢说，在康熙众多儿子争位的纷争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人之常情，凡是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得到似乎就不会失去的东西，哪怕为了得到它而曾经费尽心机，吃了千般苦，遭过万种罪，都会不大在意，相反，想的，都是那些得不到的。皇帝富有天下，可以为所欲为，但唯一求之不得的，就是布衣之乐、闲人之乐和隐士之乐。皇帝行乐，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分之想。进了那个金子的囚笼，即便喜欢逛街，也得找太监宫女装扮好了，假模假式地装一回，聊以过瘾。

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分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儿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得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儿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地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寓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儿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儿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儿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儿对不起言官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