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1)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儿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帝王的“封神”怪癖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得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娄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儿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儿就玩儿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儿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至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儿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这一政策在国内实行起来也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纵然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灾、旱灾、蝗灾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
王莽在历史上，虽然穿过龙袍，坐过大位，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因为一辈子没过完，就连帝位带脑袋都丢了。
来自古代的超能力
神比人大，比人牛，古今中外皆然，但凡叫个神，似乎都有福人祸人的能力。但是在中国，人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有点儿糊涂，说不清到底谁厉害。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奉行老规矩，“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神职人员可以不敬帝王。但是，过不了多久，规矩就变成了沙门必敬王者，不仅对王者要敬，连王者委任的官员都要敬，地方官上香，住持必定亲陪，还时不时地要给官员做一场升官道场。沙门比官员牛的好时光，仅仅在元朝有那么一段，西来喇嘛，可以横着走，连一般的朝廷命官都敢欺负，不过这也是因为上面有皇帝（大可汗）宠着的缘故。
不过，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固然要对权力低头，其神佛体系，还是自己做主，顶多给某个特别喜欢礼佛的君主，送上顶某某菩萨的高帽子，其他的天王菩萨，再到西天诸佛，都还是佛祖西来意。可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比较不一样，不唯道士们从来没想过不敬王者这回事，而且连自家的神仙，都得劳驾皇帝连同大官来帮忙制造命名，如果哪位神仙没有得到过皇帝敕封，神气与仙气都会大打折扣。
尽管佛教、道教的创始，都不一定有礼敬权力的意思，人间的荣华富贵，也未必入了两教的法眼，但是，一个宗教若要光大，不取得世俗权力的认可（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再高妙的宗教，终归要沾染俗气。刻薄地说，佛道之间两千年的争斗，大抵是两教比着谄媚皇帝的过程，这期间，佛教的人间俗气大约比道教要少几分，因此有过三武法难，皇帝灭佛。刻板的儒者，有时也加入进来毁僧谤道，以毁僧为主，形成三家混战局面。不过，到了后来，明白人开始强调三教合一，搅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僧道间的敌意才逐渐消失。民国时候大户人家做道场，一队和尚，一队藏传佛教僧人，一队道士，一队尼姑，多声部念经大合奏，乡村的庙宇，也多半佛道合一，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合署办公。
分也好，合也罢，宗教在中国，服从皇权的格局是定下来了。尽管不乏笃信宗教的皇帝，但大体上，皇帝对于宗教，无非是用做工具。说宗教是鸦片，从工具这个角度，没什么错。不过，鸦片能够麻醉人，多半在于人自身有弱点，而且克服起来很难。皇帝也是人，无论头脑多么清醒，做彻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一边用，一边自家也将信将疑，如果和尚道士不失时机地送上几顶高帽子，做皇帝的，被自己的工具忽悠了，也未可知也。
道士自创教以来，按道理说，最受宠的朝代，应该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不管这“李”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真的里面掺了点儿假，反正唐朝的皇帝自我感觉，是李耳的后人，于是唐朝的李家，跟道教遥奉的始祖，有了直接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道教在唐朝，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尊贵，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处在佛教的下风，道教真正得意的年代，是后来的宋朝。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道教就开始得势，到了宋徽宗当家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宋徽宗是个风流皇帝，有艺术家的气质，字写得漂亮，画也画得漂亮，坊间还传说他跟名妓李师师以及词家周邦彦大闹三角恋爱，有很多风流韵事。这个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喜欢的事，除了艺术和女人，就是跟道士腻腻乎乎。
能讨皇帝或者其他大人物喜欢的和尚、道士，大抵有两下子，不是会点儿幻术，就是有点儿口才，再不就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宋徽宗喜欢时间最长的道士，是林灵素。此道口才极佳，在宫中讲道，可以把深奥的道家经典，高度通俗化，引入俚语笑话，甚至黄段子，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让听讲的人笑个不停，至于经上的内容，反倒不甚了了。史书上讲，林灵素还擅长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会魔术，只要有人配合，可以把东西变没了，再变回来，让大家惊叹不已。
如果仅仅是说书说得好，戏法变得巧，不过是东京汴梁瓦舍里一艺人，在皇帝面前，就算得宠，也只是东方朔一样的俳优，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林灵素得意大了，最得意的时候，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出门前呼后拥，敢跟诸王争道。我们可以说，在他身上有件道教的外衣，无论说黄段子还是民间故事，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东方朔比不了。但仔细考证起来，林灵素最拿手也最灵验的高招，其实很平常也很古老，就是拍马屁，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借着神仙的名义拍马屁，送高帽子换取功名利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