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童年(1)

聂刚正、高厚娟 译

献词

给我的儿子

一

在一个晦暗而又狭窄的小屋里，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穿一身白衣裳，身子显得特别长；两只光脚丫子上的脚趾全都奇怪地叉开，那双令人感到亲切的手却温顺地搭在胸前，但也是扭曲的；他那双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就像上面盖着两枚圆的黑色的铜钱。善良的脸黝黑，只是那龇出的牙齿使我害怕。

母亲半光着身子，下身围着红裙，跪在地上，用那把我爱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把父亲长而又软的头发，一下一下地从额头往后脑勺梳着。母亲的声音低沉、嘶哑，不停地说着什么，她那双灰色的眼睛肿了起来，大滴大滴的泪水，仿佛融化了的水滴似的扑簌扑簌往下掉。

外祖母抓着我的手，她胖胖的体形，大脑袋，大眼睛，鼻子上的肌肉松弛，可笑地耷拉着。她穿一身黑衣服，整个儿人都软绵绵的，出奇地招人喜欢。外祖母也在哭，可哭得有点儿特别，似乎在陪哭，而且随着妈妈呜呜咽咽配合得挺合拍。她全身哆嗦，一只手扯动着我，另一只手推摇着父亲。我紧靠着外祖母，躲在她的身后，感到害怕，不自在。

我从来没见过大人哭，听不懂外婆不住地说的那些话：

“你和你爸告别吧，你可再也见不到他啦，他死了，亲爱的，他死得太早啦，不是时候啊……”

我前些时害过一场重病，刚刚下床。我清楚地记得，生病的时候，父亲快快活活地忙碌着照料我，可后来他突然不见了，外婆这个怪人来接替了他。

“你是从哪儿来的啊？”我问她。

她回答说：

“从上面[1]，从尼日尼[2]来，可不是走来的，是搭船来的。水上不能走，小鬼！”

这真好玩，也弄不明白：她说“上面”，我家楼上是住着几个染了大胡子的波斯人，而地下室里住的是一个卖熟羊皮的黄皮肤的卡尔梅克老头。完全可以骑在栏杆上沿着楼梯从楼上往下滑，要是跌下来，可以就势翻个跟头，向下一滚。这事儿我清楚得很，这跟水有什么关系？全弄错了，乱七八糟得滑稽可笑。

“干吗喊我小鬼？”

“因为你乱嚷嚷。”她也笑着说。

外婆说起话来和蔼可亲、快快活活、流利自如。从第一天起我就和她成了好朋友，现在我真想她马上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的样子使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哀号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忐忑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而她从前一贯态度严厉，沉默寡言，平常她总是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她个头又高又大，像一匹高头大马，她的身子骨硬朗结实，手劲大得吓人。但此刻，不知怎么的，她浑身浮肿得难看，衣衫凌乱不堪，全都撕得破破烂烂，过去整整齐齐梳理的头发，伏在头上像一顶光亮的帽子，现在一半头发散落在裸露的肩上，拖到脸上，而编成辫子的另一半头发，摇来晃去，不时地触到沉睡不醒的父亲的脸上。我早就站在房间里了，可她没有瞧我一眼，一边替父亲梳头，一边不停地痛哭流涕，有时被眼泪噎得喘不过气来。

几个穿黑衣服的庄稼汉和一个岗警往门里张望，岗警生气地喊道：

“快点收拾！”

窗户上用一块深色的大披巾蒙着，披巾被风吹得像帆似的鼓起来。从前有一次父亲带我坐小帆船玩，突然天上轰隆打了一个响雷。父亲笑了起来，牢牢地用两个膝盖夹住了我，大声喊道：

“不要紧，别怕，葱头儿！[3]”

母亲忽然费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随即又无力地倒下，仰面跌倒在地上，头发散乱一地。她紧紧闭住眼睛，苍白的脸发青了。她像父亲一样龇露出牙齿，用可怕的声音说：

“你们把门关上……阿历克谢——走开！”

外婆用力把我往外推，自己扑到门口，喊叫起来：

“亲爱的好心人啊，你们不要怕！请你们别动她，看在基督的面上，行行好，你们走开吧！这可不是霍乱病，她要生孩子啦，饶恕我吧，我的老天爷！”

我趁机躲到房间角落的一只大箱子后面，从那里看见母亲在地板上身子像陀螺似的扭着、哼着，牙齿咬得格格响，而外婆则在她的四周爬来爬去，亲切而快乐地说着：

“为了圣父和圣子！忍着点，瓦留莎[4]！圣母啊，保护神啊，保佑她吧！”

我怕极了，她们在父亲旁边折腾着，常常碰到他。她们哼呀、喊呀，而父亲却一动不动，还仿佛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长时间，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又跌倒下去。外婆几次从房间里冲出去，像抛出去的一个又大又软的黑皮球。后来，突然在黑暗中响起了婴儿的哭喊声。

“上帝啊，光荣属于你！”外婆说，“是个小子！”

外祖母点亮了蜡烛。

我大概在屋角里睡着了，以后的事一点儿都记不得了。

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天下着雨，在墓地的一个僻静的角落，我站在又黏又滑的小土墩上向墓穴里看，人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去，坑底积了好多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青蛙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在墓旁站着的有我、外祖母，还有浑身淋得湿透了的岗警和两个手中拿着铁锹板着脸的庄稼汉。温暖的雨点像小玻璃珠似的不停地洒落在大家身上。

“埋吧。”岗警离开墓穴走到一边去，说道。

外祖母用头巾角捂住脸，两个庄稼汉弯下腰急忙铲土往墓坑里抛，坑底的水劈劈啪啪地响起来；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然后开始向坑壁上跳，可土块又把它们打落到坑底。

“走吧，廖尼亚[5]。”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轻轻地把肩从她的手下面挣开，不想离开。

“你真是个……上帝啊。”外婆抱怨了一句，不知是对我，还是对上帝，久久地站着，低着头不说话。墓穴已经填得和地一样平了，可外婆还是一直站在那儿。两个庄稼汉用铁锹在土上啪嗒啪嗒地拍打，发出很响的回声。这时，骤然刮起了风，把雨赶跑了，刮走了。外祖母牵着我的手，穿过黑压压的一片十字架领我向很远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不哭？”出了教堂的院墙后，她问我。“哪怕哭一下也行啊！”

“不想哭。”我说。

“嘿，不想，这就不应该了。”她轻声地说。

所有这一切都很奇怪：我从小就很少哭，只是在受了委屈后才哭，疼了不哭。父亲见我淌眼泪总是笑我，而母亲则是常常大声呵斥我：

“不许哭！”

后来我们坐一辆小马车在很宽很脏的大街上行驶，街的两旁是一幢幢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祖母：

“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

“不，它们可爬不出来了。”她答道。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父亲，或者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多和这样亲切地提到主的名字。

几天以后，我、外祖母、母亲乘上了轮船，坐在一间小船舱里。我那刚出生的兄弟马克西姆死了，现在用白布裹着，上面扎着根红布条，放在舱角的桌子上。

我将就地坐在包袱和箱子上，向窗子外面看，船舱的窗子是圆的，向外突出，很像马的眼睛。窗玻璃外，浑浊、翻起泡沫的河水永无止境地流着。有时河水猛地冲上来，打到窗玻璃上。我吓得身不由己地跳到地上。

“别怕。”外婆说道，她用软绵绵的双手轻轻抱起我，又把我放到包袱上。

河面上空，飘着灰濛濛的湿雾；远处有个地方是一片黑黝黝的土地，过了会儿又逐渐消失在雾和水里。周围的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双手抱在脑袋后面，靠船壁站着，笔直地一动不动。她的面色阴暗、铁青，瞎子般地两眼紧闭，一直闷声不响，压根儿变成了另一个人，变成一个我未见过的不认识的人，甚至她身上穿的连衣裙我都没见过。

外婆不止一次地轻声对她说：

“瓦里娅[6]，你最好吃点什么吧，少吃一点儿，好吗？”

母亲仍然默不作声，还是一动不动。

外婆跟我说话时，轻声细语，和母亲说话的声音比较大，但不知为什么有点小心翼翼，仿佛有点胆怯，而且说得很少。我觉得似乎她惧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这一点也使我和外婆更加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出其不意大声生气地说，“水手在哪儿？”

她说的这句话十分奇怪，叫人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一个肩宽背厚、满头白发的人走进了船舱，他身穿蓝色衣服，带来了一个小匣子。外祖母接过了匣子，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整理了一下后，双手捧着匣子向舱门走去。但是，她身体太胖，只有侧着身子才能走过狭窄的舱门，站在门前，进退两难，使人好笑。

“唉，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她手中夺过小棺材，两个人一起走了，舱里就剩下我一个，我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庄稼汉。

“怎么，死了的是小弟弟吧？”他弯下身子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而萨拉托夫又是谁呢？”

“是座城市。你瞧窗外，那就是萨拉托夫！”

船舱外，大地在慢慢地移动着，黑压压的陡峭的岸上雾气腾腾，很像一块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片热乎乎的面包。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外孙去了。”

“要把他埋到地里去吗？”

“那还用说，当然埋到地里去。”

我对水手讲述了几天前埋葬父亲时他们把几只活青蛙也埋进去的事。他抱起了我，把我紧紧贴在他身上，亲了我一下。

“唉，小兄弟，现在你还什么都不懂呢！”他说道，“那两只青蛙不必去可怜了，上帝保佑它们！你心疼心疼你母亲吧，她可真够伤心的！”

突然，我们头顶上呜呜地响起来，还长啸了一声。现在我知道了，这是轮船上在拉汽笛，所以没有害怕，但水手却急急忙忙把我放下，立刻向舱外奔去，口中说：

“该快点跑！”

我也想跑走。我走出了舱门。半明半暗的狭窄走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离门不远的扶梯台阶上镶的铜条闪着光。我向上一看，只见很多人拿着包袱、行李，挎着背囊。显然，大家都在忙着下船，这就是说，我也该下船了。

但是，当我随着一群庄稼汉走到从船舷架到岸上的跳板前时，大家都对我喊了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好长时间，人们把我推来挤去，有人摇晃着我的身子，有人摸索我的身上。终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来了，他猛地抓住我，向大家解释说：

“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抱着我飞快地跑着把我送下船舱，塞到包袱上，临走前还伸出一个指头吓唬我：

“瞧我收拾你！”

头顶上的嘈杂声愈来愈轻了，轮船虽然还在颤动，但已经不在水上扑扑地发出响声了。有一堵湿漉漉的墙挡住了船舱的窗子，舱里立刻变得黑糊糊的，闷得我透不过气来，几个包袱好像也鼓胀起来，挤压住我，一切都叫我感到害怕和难过。也许，我就这样一个人永远被丢在空船上？

我走到舱门口。门打不开，铜把手转不动。我拿了一个装着牛奶的瓶子，使劲向把手上砸。瓶子打碎了，牛奶把我的两只脚泼得湿透了，灌满了靴子，门还是没砸开。我很伤心，便躺到包袱上轻声地哭起来，哭着哭着就带着眼泪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轮船又扑扑地响着、颤动着，船舱的窗子像太阳似的雪亮。外婆坐在我的身旁梳头。她皱着眉头，口中不停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吓人，密密麻麻披满了她的双肩、胸口、两个膝盖，一直拖到地板上，乌油油的，泛出蓝色的光辉。她一只手从地板上将头发稍微撩起来悬空拿着，另一只手费劲地把没剩几根齿的木梳塞进厚厚的发绺里去；她的嘴唇紧撇着，乌黑的眼珠气呼呼地闪着光，在这一大堆头发里，她的脸变得小得滑稽可笑。

今天，她似乎很生气，但当我问起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还是像昨天那样温柔地对我说：

“大概是上帝给我的惩罚吧，上帝说：你好好地去梳吧，这些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还常为这又长又密的狮子毛洋洋得意呢，现在老了，我可恨死它了！你睡吧！早着呢，太阳还刚刚露头……”

“我不想睡了！”

“好吧，那就别睡啦。”外婆立刻同意了。她一面编着辫子，一面不时地向沙发那边看看，妈妈脸朝上像绷紧的琴弦一样直挺挺地睡在沙发上。“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你说话轻声点！”

外婆说起话来，有点像特别用心唱出来似的，娓娓动听，一句句话好似一簇簇鲜花，那么温馨，那么鲜明，那么生动，一下子就刻印在我的记忆里了。她笑的时候，那乌黑的像樱桃似的眼珠睁得圆圆的，迸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令人愉快的光芒，微笑时，快活地露出一排雪白的、坚固的牙齿，尽管黝黑的面颊上有不少皱纹，可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有光泽。就是这松软的鼻子，两个肿胀的鼻孔和红鼻头，把一张脸全给搞糟了。她闻鼻烟，用的是一个镶有银饰的黑色鼻烟壶。外婆虽然外面穿着一身黑衣裳，但透过她的眼睛，从内心却闪耀出一种永不熄灭的、快乐的、温馨的光芒。她躬着脊背，几乎有点驼，身体很胖，可跑起路来却轻便灵活，活像一只大猫咪，浑身柔软得也像这种可爱的小动物。

在外婆没来之前，我仿佛一直躲缩在黑暗中睡觉，但自从她来了以后，就唤醒了我，将我领到了明亮的大千世界，把我身边的一切，连结成一根连绵不断的线，编织进五彩缤纷、灿烂的花边。外婆立刻成了我的终身朋友，成了我心灵上最亲近的、最了解我的和最珍贵的人，这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的爱充实了我，使我面对艰难的生活充满了坚强的力量。

四十年前的轮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在去尼日尼的路上走了很多天，至今最初那些充满了美的日子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