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之囿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

孟子名轲，字子舆，他是战国时期的邹国人，位于今天山东邹县的东南部。

孟子本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但他一直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不过，他对儒家学说的传承发扬确实功不可没。比如，孔子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孔子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出许多“养气”来。光这两字，孟子就注入了不少新的内涵，更不用说其他了。

诚然，有一点还是要提的，那就是孟子对哲学世界的最大功劳——他逢人便讲的“性本善”。韩愈后来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之所以尤其推崇孟子，就因为他对正道德行的重新诠释无人匹敌，他对中华民族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

孟子学孔子，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他一度为齐宣王客卿，但其主张不被采纳。他不远千里赶到梁国，梁惠王却没有履行曾经许下的诺言，反嫌孟子的见解陈迂久远而对行事无实际效力。当时，秦国重用商鞅，楚魏重用吴起，齐国重用孙子、田忌。天下政务以合纵连横为总体局势，以相互攻伐为主体方略。而孟子仍在大谈特谈上古之德，显然难合时宜。所以，孟子只能隐退，给诗书作序，转述孔子学说的深意，写下了《孟子》。

孟子七章，通达流畅，气势恢宏，善用引譬设喻，反复论辩分析，说理透彻，文采飞扬，更为后世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的警句名言。既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也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王道”，又有仁、义、礼、智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为心之四端，还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更有“正心、诚意、格物、致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

孟子遵循天理，恪守法则，率性而书，率性而活，称得上先知先觉。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母亲的教化，他也只能是芸芸众生中平凡的普通人一个。

孟子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孟母三迁”，大家都熟悉，但下面发生的这件事，就不一定人人皆知了。

儒家经典《礼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将上堂，声必扬，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意思是说，进门的时候要先高声打个招呼，获得应允后方可入内。

一天，孟子的妻子一个人在房里，就没按礼数将两脚盘于腿下，而是悠闲地把两腿伸开坐着。这情景恰好被推门而入的孟子看到了，他很生气地跑去对母亲说：“这妇人好没礼貌，坐没坐相，干脆休了。”

孟母问：“你怎么知道的？”

孟子回答：“我刚才进门亲眼看到的。”

孟母听罢正色道：“你没按要求高声叫门，是你失礼，而不是你妻子失礼。”孟子惭愧地低下了头。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孟子被磨练成一个不但有丰富知识、高深学问，还能用深刻讽刺、生动比喻的名辩士。

某天，齐宣王问孟子：“周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

孟子点头：“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齐王接着问：“那不是相当大吗？”

孟子摇头：“当时的百姓都觉得它太小了。”

齐王很奇怪：“我的园林方圆才四十里，那些平民就嫌它大了，为什么？”

孟子镇静地说：“文王的园林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打猎的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它是与民共享的，百姓们觉得它小，这不是很正常吗？我当初到齐国之前，曾在边境上问清楚了有关禁令的事项后，才敢进来。我听说郊外关内有座园林方圆四十里，如果杀了里面的一只麋鹿就被判杀人罪，这就像在城池中央挖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陷阱，百姓们当然嫌它大，这不是也很正常吗？”

齐王无言以对，但从此心里便又多了一个芥蒂。

孟子本不在乎齐王的昏庸、不坚持原则、轻信奸佞谗言，直到忍无可忍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大王，你也太不明智了，即使天下生命力极强之物，你若把它先放在烈日下暴晒一整天，再拿到阴寒处冰冻上十天，它哪儿还活得成呢！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大王刚有点从善的决心，如果我一离开你，那些奸臣就来哄骗你，你又会听信他们的话，怎么办呢？“我就给大王讲个下棋的故事吧。下棋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若不专心致志，同样学不好，也是不能取胜的。弈秋是全国最厉害的下棋能手，他带了两名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谨听指导，认真习艺；而另一个却总是心不在焉，东张西望，表面上在听讲，心里却在想若是有一只大鸟从天边飞过就用箭将它射下来。

“这两人是同一个师傅教，又都在一块儿学，然而后来他们的技术却相差甚远。一个进展飞速，一个止步不前。是他们的智力有区别吗？非也，只不过用心的程度不一罢了。”

齐宣王倒没把这事当回事，但孟子所说的“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被精简成“一暴十寒”，传将开去，后人用来比喻修学、做事没有恒心，作辍无常。

孟子死后的影响远胜过他生前，很多现代人也还遵循着他的足迹和理念，孜孜不倦，苦学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