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十年浩劫把历史研究引入死胡同，十年改革开放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新生。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

从1977年起我得以重操旧业，讲授西方史学史，评介西方史学流派，招收研究生；同时邀请外国知名历史学家来校讲学，选拔优秀中青年学者到国外进修。

本书作者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考入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业的高材生。他于1977—1981年读完本科，1981—1984年作为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是对丹东的研究，接着又在我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正如高毅在《后记》中所述，他有幸在选择论文题目时，先后受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米歇尔·伏维尔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史教授林·亨特女士讲课的启发。这两位学者代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学派，前者从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研究，后者着重民族政治文化的考察。从1985年到1987年，高毅有机会到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又受到该校历史学教授、原籍波兰的布罗尼斯洛·巴茨柯的影响。回国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在答辩中博得专家们的好评。

两年前，高毅曾考虑要把这篇博士论文修改出版。最近他把书稿拿给我看，要求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惊异地发现，这是一部崭新的著作，远远超出了论文原来的范围，面目焕然一新，在论点和论据上更加充实和成熟，更有说服力，堪称为近年来外国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我国历史学界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识到必须运用新方法，掌握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一时出现“方法论”热，各国各派的史学方法先后被引进，不少都冠以“新”字——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遗憾的是，介绍多，评论少；宣扬多，应用少；即使有个别人尝试用某种“新方法”来重新说明历史，也往往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失败的多，成功的少。除了难度大之外，其中还带有几分政治风险，使尝试者望而却步。

高毅此书也是一种大胆尝试，在我看来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它的主题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被成百上千位中外历史学家重复阐述过的老题目，特别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法国和世界各地又出版了数百种新著。一个中国历史工作者，怎样才能用自己的观点分析总结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而不落窠臼？不仅做到不落窠臼，而且开辟研究和思考的新径呢？

我们过去在法国革命史学中，常常满足于说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群众的先锋推动作用，革命领导者的更替和革命的阶段性，雅各宾专政的必要性、彻底性、局限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对的，但是总感到有所不足，或者说有点一般化、简单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没有抓住这场革命的民族特点，即法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第二，没有分层次地对各种革命现象与行为进行剖析，区别精英文化与群众文化，并揭示它们的分合规律；第三，没有把影响革命进展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那些中介因素，全都挖掘出来，从而更细致、具体地说明革命成败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高毅此书之所以成功，可能正是由于他注意到我们过去研究工作中的缺陷而努力加以改进。他善于借鉴国外史学方法与成果，把年鉴史学、心态史学、政治文化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引进历史研究，从而强化了我们的阐释武器，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年鉴史学引导我们注意在历史长河中起长期作用的那些结构因素；心态史学着重考察群众意识与无意识的作用；政治文化史学强调民族的政治传统、习惯、观念、行为、象征物对群众特别是革命运动的影响。读者在此书中自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史学流派方法的反映和痕迹。

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更没有片刻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他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始终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必然历史进程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他赞同林·亨特教授的许多看法，但不同意她孤立地对待法国的民族政治文化，把它同社会经济基础割裂开来的倾向。他在分析法国革命的激烈性和彻底性时，牢牢抓住革命资产阶级与群众结成联盟这条主线，同时强调以精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亚文化与革命群众亚文化之间的区别与对立。

但是作者也反对把一切历史现象都同经济生活直接挂钩，也不拟用阶级划分来说明全部政治行为，因为他认识到在历史表象和“终极原因”之间存在着无数“中介因素”，同时在驱使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无数动力中，不仅有各阶级的经济利益，还有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思想、感情、心理因素。例如，法国革命为什么比早在150年前爆发的英国革命更激烈、更彻底？除了社会、经济、思想条件更成熟这一根本原因外，法国革命者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信念。这种决裂感一度支配着革命群众去砸烂旧制度的一切。随着革命的开展，国内外反动势力总是处处企图抵抗和反扑，于是社会上滋生一种无与伦比的紧张气氛，人们终日在这种气氛中生活，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危机意识，把敌对势力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阴谋”，因而产生一种“阴谋忧患”，群众轻信任何谣言。这样，决裂感、危机意识、阴谋忧患与谣言轻信症结合在一起，推动着法国革命群众一步一步地向最激烈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分析岂不比一般地谈论“革命的上升阶段”更生动、更具体、更有说服力吗？

与此同时，法国革命也需要正面的象征物来鼓舞自己：三色徽、小红帽、自由树、玛丽安娜、赫居利斯等都有其特殊功能。人们以更换人名、地名来表示对革命的支持，连语言、日历和服装也革命化了。为了法国的再生，需要培养与旧社会迥异的“新人”——对革命者的崇拜代替了旧的偶像崇拜。“联盟节”成为象征革命群众团结的最盛大的节日。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界忽略的重要侧面，高毅则在本书中加以充分阐述。

为了建立新的政体，在革命者中间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辩论，涉及重权轻法与重法轻权之争，公意高于王权与王权高于公意之争，一院制与两院制之争，强制委托制与代议制之争，代议制与直接民主制之争，等等。但是争来争去，一直到拿破仑三世1870年在色当投降，才最后摆脱君主制，这只能说明法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和彻底决裂信念的不现实性。如果仅用法国小农经济的普遍性来直接解释这种政治保守现象，不顾政治文化的作用，恐怕是又犯了简单化的毛病。

诸如此类的革命政治文化的特点还有不少。例如，雅各宾专政强调政治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反党派性（显然不是不要党派，而是不要别人的党派），并且以此为借口来消灭政敌。细读此书，自会发现更多真知灼见。我顺便提醒初学者，这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决非浏览一下就能抓住要点；而一旦进入“角色”，你会获得双倍的收益。

在本书的结尾，作者指出：法国革命留下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创造了一种“内战式的政治风格”，它在革命后近百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文化的某种表现对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高毅的劳动果实不仅有益于世界史工作者，也有助于中国史研究的另辟蹊径。祝愿高毅在历史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张芝联

1991年4月于北大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