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拿枪的女人最帅,做“牙医”的女人最拽(2)
韩连长大怒,指着记者的鼻子骂:“我们团一千八百号人,两天下来阵亡三分之一,六百条人命!你还跟我说‘两条人命’?我呸!最后说一遍,枪毙枪毙!枪毙后再审判!”
兄弟俩被押赴刑场。所谓的刑场,就在街垒后面一条小巷里。关记者跟来了,摆弄着德国产沃伦达120照相机,要给他们拍照——行刑照。
“二白,哥对不起你啊!”郑一白哭喊,“我不该带你来这儿,找什么破书啊!”
郑二白无语。兄弟俩并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是福?是祸?
兄弟俩被推到墙角,郑一白一直哭着在喊冤,郑二白认命,把眼睛一闭。虽然看不见,耳朵还好使,郑二白听见了“咔咔”声,那是拉枪栓、子弹上膛的声音,间有“咔嚓、咔嚓”的快门声。
老天爷,真的要死了吗?
我郑二白,一没老婆,二没孩子,三没财产,四没……
财产倒是有一些,可还没来得及写遗嘱!
临死前总该留下点什么吧……哪怕嚎一嗓子!
郑二白扯开嗓子,撕心裂肺地爆嚎一声“啊!!”
突如其来的嗥叫把士兵镇住了,扣扳机的动作迟了,说时迟那时快,郑二白的耳朵又捕捉到一种声音,由远而近,难以形容,让人想起谁谁谁的一句诗:
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
轰!
几乎在同时,郑二白感觉被人狠狠推了一把,摔倒在地,随即一个沉重的身躯压在他身上,差点背过气去。
事后才知,日军发动新一轮进攻。一发75毫米的山炮炮弹越过街垒,落在后面的小巷里。行刑的士兵连同关记者当场被炸死,近在咫尺的郑一白把弟弟推倒在地,顺势一趴,把自己当成了肉盾,郑二白毫发无损。
费了半天劲,郑二白才推开哥哥,爬了出来。揉了揉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掏了掏耳朵,听见街垒那边响起炒豆般的枪声。
日军出动了两辆“维克斯”M25型装甲车,上面有可转动的圆形机枪塔,两挺7点62毫米机枪喷吐着火舌。每辆装甲车后面躲了十几名步兵,亦步亦趋。
韩连长放下望远镜,招呼士兵:“弟兄们,别以为那乌龟壳子刀枪不入,它装甲才5点5毫米厚,只要角度合适,子弹就能打穿,运气好的话还能贯穿——给我狠狠地打!”
马克辛重机枪的子弹倾泻在装甲车上,发出“叮!嘡!吭!噗!”的怪声。韩连长说的没错,装甲车里挤了一名驾驶员、两个机枪手,空间狭小根本没处躲,子弹只要打进去必血溅。
空气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还有一股令人窒息的热,那是爆炸的气浪。郑二白晕晕乎乎的,还好没有傻掉,脑子里就两个字:快跑!
他背起哥哥,踩过一堵残墙,朝着天通庵路那头踉踉跄跄地跑去……
3
同年五月,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区驻军。上海沦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又一块跳板。
停战协定一签,不打仗了,上海市民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小圈子。没人能预测五年后(一九三七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淞沪抗战,即“八一三事变”。这是后话。咱们的故事先从“一二八事变”结束后不久说起。
方浜路。
不少人会把“浜”字错念成“兵”而不是“帮”。浜,小河浜是也。若回到明朝,上海只有大片的滩涂,还有密如蛛网的沟渠和河浜。今天的上海地图上,“蕴藻浜”、“肇嘉浜路”、“陆家浜路”这些带“浜”字的地名依旧赫然在目。
方浜路横贯在南市老城厢的心脏地带,一头是老西门,一头是小东门,在它的中段有一个著名的景点:城隍庙。南市即上海的旧县城,明朝时为了防御倭寇,筑起了圆形的城墙。到了清末,城墙外变成了法租界。至民国初年,当时的上海都督下令拆除城墙,租界与华界只用界碑来划分。不过,老西门、老北门、小南门、小东门这些地名沿用至今。
方浜路51号,郑氏诊所就在这里。
郑二白跟房东太太重新订了租房协议,承租人从“郑一白”变成了“郑二白”。一字之差,却让人唏嘘不已。因为他哥哥死了。
房东太太姓马,是个寡妇,她男人以前在南市一带也是个有名的大户,开了三家绸布庄。他一死,三个老婆就要分家了。她们都觉得与其闹得鸡飞狗跳让外人看热闹,还要花钱请律师打官司,不如客客气气,用最原始的方法——抓阄来解决。马太太抓到了方浜路上“外滩里”十八号,这是一栋石库门。郑一白租住在二楼一间朝南的厢房,出了弄堂,跨过马路就是诊所,很方便。
马太太并不是方浜路51号的房主,她是二房东。楼下开诊所,楼上还有一间屋,新房客刚搬进来,是一个年轻的小姐。
“郑先生,侬楼上——”马太太指了指天花板,善意地提醒他,“住了一位林小姐,她可是只……”
马太太用上海话说“野鸡”。她以为郑二白跟他哥哥一样能听懂上海话,可郑二白初来乍到,哪儿懂?把“野鸡”听成了“牙祭”。
马太太点点头:“阿拉从来不打闷包的,有话说清楚。”
“牙祭”是什么行业?牙医吧?
郑二白挺高兴,遇到同行了!
马太太前脚走,郑二白就兴冲冲上楼去敲门。半天功夫,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出来开门,她衣衫不整,估计正在午睡。长得还算俊俏,但妆容掩不住倦容,黑眼圈、枯发,与年龄不相称的眼袋甚至法令纹,无不暗示着她有频繁的夜生活加上烟酒。
林妹妹打了个哈欠,瞅了一眼郑二白:“什么事?人家还没开张呢。”
郑二白呵呵一笑:“林小姐吧?你好,我叫郑二白,是你楼下的邻居。”
没等林妹妹答话,郑二白又道:“我是中医,没想到楼上还有个牙医,太好了。往后咱俩楼上楼下,互帮互助……”
林妹妹一个劲儿地打哈欠。郑二白意识到了:“你在午睡?不好意思,打搅了。那你接着睡,慢慢再聊,来日方长。”说完就下楼去了。林妹妹有点莫名其妙,嘟哝一声“有病……”就把房门关上了。
几日后,郑氏诊所复业,同仁、同学都送了贺礼。在法租界开钟氏诊所的老钟,送了一瓶已经泡了八年的蛇泡酒,内有三条毒蛇,号称“三龙攀柱”。在仁济医院外科主刀的冷医生,他是上海人,讲实惠,送的是礼金。
这边热热闹闹,那边却是悲声一片。
法租界圣母院路上(今瑞金一路)一栋兼有法式与北欧风格的白色花园洋房里,客厅被布置成灵堂,一口棺材摆在中间。灵堂上挂着一幅挽联。上联是:风萧萧壮士一去不复返;下联是:天苍苍吾儿战场铸英魂。横幅是:关贰铭之灵柩。
停灵已过一周,迟迟没有下葬,管家着急了,一次次往二楼的书房里跑。
这家的老爷叫关肆国,是四国银行的董事长。他有三个孩子,逝者是大儿子。
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由儿女出面接待,关肆国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眼泪早已流干,嗓子火烧火燎的痛,心脏也不大舒服,有几次心动过速,还有早搏。但跟丧子之痛比起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关肆国始终盯着一样东西——
书房一角,一只酸枝木花架上,上头摆的不是花盆,而是一个玻璃罩,那东西就在里头。那是一架德国沃伦达公司产的PROMINENT120折叠式相机。它仿佛遭遇了烟熏火烤、高空坠落和泥土掩埋,牛皮的皮腔断裂,镜头也砸毁了,唯一完好的是机身后盖。
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缺不全,找了医生费了一天一夜才拼凑起来的。也就是说,客厅摆那灵柩里,除了脑袋和上半段躯干是关贰铭的,四肢还有一些零零碎碎,很可能是另外两名士兵的。不过照相机确定无疑是关贰铭的。好在德国货皮实,后盖完好无损,胶卷没有曝光。于是找了一家照相馆,请了最好的技师去冲印。
关肆国等待的东西终于来了——
登登登,跑楼梯的声音,脚步声由远而近,到了书房门口,连门也没敲,就推门而入。
进来一个女孩子,瓜子脸,丹凤眼;穿一件浅驼色花呢旗袍,外面罩一件男式的羊毛开衫当外套,脚上一双酒杯跟的“蓝棠”高跟鞋;披下的长发用一根挺阔的绯红色缎带扎起来挽到了头顶上,走起路来头上的缎结一耸一颠,象顶只大蝴蝶似的,多了几分俏皮。
她是关肆国的独生女儿关壹红,毕业于圣玛丽亚女中,曾留学英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国后,她担任四国银行的“形象大使”,主持一些与银行相关的慈善活动。
关壹红生于民国三年,芳龄十九。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关家子女的辈份。关肆国早年在宁波开钱庄,有三个孩子:长子关贰铭、次子关叁青、长女关壹红。据说(仅仅是据说)女儿出生之前,宁波连旱月余,甫一落生,便天降大雨,滂沱倾盆,遥远的天际亮起一道红色的闪电……
算命先生看到这个女婴,连声惊呼:哎呀呀!此女不仅有旺宅旺地之势,日后更有旺业旺夫之运啊!就差学广告里直接喊“旺旺”了。
按照算命先生的意思,女儿取名“壹红”,长子“壹铭”易为“贰铭”。算命先生的话果然灵验的很,之后关肆国的生意一帆风顺,等到次子关叁青呱呱坠地,他的钱庄就搬到了上海,拿到了新的执业牌照,四国银行开业大吉。论规模,当然比不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这些有官僚资本撑腰的大银行,但在私有银行里也算是佼佼者,与盐业、中南、金城、大陆这号称“北四行”的四家银行不分仲伯。
“怎么样?”关肆国劈头就问。
关壹红从一个牛皮信封里抽出一叠黑白照片。那时候一个胶卷可以拍十二张,前九张都是战场上的画面:街垒、武器、士兵和军官。后三张拍的是同一对渣男,一个微胖,一个瘦高个,背景是一条巷子的墙砖。瘦高的咧着嘴,好像在哭喊;微胖的闭着眼睛,表情痛苦。
“他们是谁?”关肆国问。
关壹红说:“我们找到十九路军的一名士兵,当时他就在天通庵路的阵地上。他说这两个家伙是日本人的奸细,在阵地上散发传单,被当场抓住,要枪毙。枪还没响,日本人打来一发炮弹,把我哥还有行刑的士兵给炸死了。这两个家伙,这个死了,那个跑了。”
“他们是日本人?”关肆国追问。
“不,都是中国人。”
关肆国果断地挥手:“上海滩的报纸,不管大报还是小报,统统给我登!悬赏五千大洋,把这家伙给我找出来,给我儿——”
“报仇!”关肆国咬牙切齿地说出来。
4
诊所分为里外两间。外间是挂号兼候诊,里间诊疗。装有电话机一部,墙上挂了药圣李时珍、医圣孙思邈的画像各一幅,还有哥哥的遗像一幅。每天开诊前,郑二白都要净手、焚香,恭敬地拜一拜祖师爷和兄长。
诊所的挂号先生叫方升,郑二白续聘了,方升就住在外滩里后面的石皮弄。复业伊始,病家较少,郑二白就抓紧工夫跟他学上海话。
对北方人来说,上海话忒难学。比如“上海人”叫“上海宁”、东北人叫“东北宁”、“报纸”叫“包子”、“爷爷”叫“啊呀”,还有“牙医”叫“牙祭”……
方升纠正:“牙祭”是“野鸡”,跟牙医浑身不搭界的。
郑二白愣住了,抬头看了看天花板。说真的,开业这几天来,他一直纳闷:怎么上海滩的“牙医”跟别处的不一样?给病人补牙,听不到补牙机的马达声,只有人的叫唤声;明明上楼的是个男病人,可叫唤声却是一个女的……莫非上海滩的牙医体恤病人,你叫我也叫,声音还要盖过你。
这不?“林医生”又领着一个男的回来了。这也是“上海滩牙医”与众不同的地方,病家不是自己上门,要医生亲自领回家。莫非医生还要上街去拉病人?
瞅准了,郑二白和方升一前一后上楼去,敲门。
“林小姐……”郑二白听里面没反应,改叫“林医生”:“林医生……”
“谁呀?”屋里不耐烦的声音。
郑二白说:“我是你楼下的邻居,郑二白。你忙着治病人吗?能不能把门开开,我想参观一下,跟你切……”
“磋”字还没出口,房门就猛地开了。
二十分钟后,郑二白气急败坏地出现在房东马太太的房门口。马太太也住在十八号的二楼。两人的开场白,还是针对“牙祭”到底是“牙医”还是“野鸡”。
马太太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说她是牙医?我看你大概是牙疼,疼得耳朵都不好使了。”
见郑二白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马太太嘲笑:“来上海滩混,连句上海话都听不懂,还混个屁,趁早回你们东北那嘎达去!”
回到诊所,郑二白拍桌子骂:“‘上海宁’个个蔫儿坏!明明是娼妓,骗我是牙医。”
他捂着腮帮子,感觉最里头那颗大牙的牙神经在一跳一跳。真倒霉,被马太太咒着了,真的牙疼了。
方升经过一番调查,告诉郑二白,这位林小姐的花名叫“林妹妹”,专门在八仙桥那一带揽客,然后把客人带到这里。正规的妓院,像福州路的群玉坊、会乐里那些堂子,不光要缴人头费,社会局、警察局、卫生局都要抽税。做野鸡省的就是这个钱,全部揣自个儿兜里。
老郑听不下去了,我没让你做上海滩的野鸡生存调查报告……“郑先生你别急嘛,”方升安慰道,“咱们诊所,早上八点开业,下午五点关门。野鸡做生意一般都是吃过晚饭,两个时间是错开的。问题不大。”
郑二白说:“她下午也做。就昨儿个,我还以为是病人牙疼在叫唤……”
方升说:“我们可以跟她商量商量,尽量把下午的生意挪到晚上做。”
郑二白问:“那她非要在下午做呢?”
方升说:“我们可以动员她去旅馆开房间。”
郑二白说:“开房间要钱的,那她的成本不是提高了?”
方升挠了挠头说:“我们可以适当给她一点补贴……”
郑二白气炸了:“我们给她补贴?那我们成什么了?不成她的生意伙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