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宁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夏省行政建置略图（1929至1954年）
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标志着新宁夏的诞生，从此宁夏历史揭开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一页。解放初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宁夏全境实行军事管制。9月26日，宁夏成立以杨得志兼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宁夏全省最高临时权力机关。军管会有组织、有步骤地接管了国民党宁夏省军政所属机关110多个，并向公营工厂、银行、学校、医院等单位及各市、县（旗）派驻了军事接管代表（简称“军代表”），顺利完成了全省的接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宁夏省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于11月20日正式宣告宁夏省委成立，书记潘自力，副书记朱敏。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主席潘自力，副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
宁夏省委、省政府成立后，领导全省人民严厉打击土匪、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保证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1950至1952年，宁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并在全省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全省人民热烈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在全省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使之成为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和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陕甘宁省宁夏地区建置略图（1936至1937年）（原图出自《宁夏通志·社会卷》）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建置略图（1958年）（原图出自《宁夏通志·社会卷》）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把新建和整修水利工程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从1950年起，每年都要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最少的10多万人次，最多时达240万人次。通过连续几年的努力，改善了宁夏引黄灌渠水程工具的面貌，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1954年6月，撤销宁夏省建制，合并于甘肃省。原宁夏省划分为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巴音浩特和额济纳旗蒙古自治区（州）。
1952年1月，平罗县戴玉玺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成为宁夏农村诞生的第一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传达后，农业合作化形势发生了剧变，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对初级农业社进行改造，至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又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中，“左”的指导思想开始抬头，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长期徘徊的局面。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刘格平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马玉槐、吴生秀、王金璋、王志强、马腾霭、郝玉山、黄执中当选为副主席。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宁夏军区同时成立。从此，宁夏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伴随着自治区的成立，纵贯宁夏中北部的包兰铁路接轨通车，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始建设，新建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竣工并开学，在银川起降的北京—兰州航线正式通航，设计能力年产50万吨的石嘴山煤矿四号斜井建成投产，以及青铜峡铁路正式通车、石嘴山发电厂正式发电等，宁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
1958年，在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导下，宁夏各地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以全民大办地方工业、农业上的高指标、高征购和全民大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迅速掀起高潮。“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其以“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为特征，要求一下子彻底消灭私有制，“一夜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终导致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使国民经济长时期处于一种“穷过渡”的困难局面。
20世纪50年代宁夏黄河渡口
20世纪50年代银川最高大的楼房建筑——银川面粉厂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正处于顺利发展中的宁夏陷入灾难之中。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鼓动下，宁夏造反派也发生了“一·二七”夺权，宁夏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陷于瘫痪，使正常工作和生产秩序被打乱，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1968年4月10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以康健民为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为副主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它是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最高权力机构。之后，市、县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革委会成立后，坚决贯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引下，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在“反四右”“深挖叛、特、反、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吐故纳新”“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影响下，使宁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十年浩劫宣告结束，宁夏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经济社会由乱到治。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经济工作的失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宁夏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从1979年7月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经济和社会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8年银川市鸟瞰图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建置略图（1969至1979年）
1978年银川市鸟瞰图
1980年1月15日，自治区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新的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取代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开创了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权机关建设的新阶段。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宁夏的农村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截至1980年年末，全区农村基本上都完成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20多年的生产“大呼隆”、分配吃“大锅饭”的机制被彻底打破了。1980年当年，全区粮食总产达120357万公斤，较1975年增长9.9%，创历史新高。包产到户后短短几年间，困扰宁夏多年的吃饭问题已不再成为问题，实行多年的粮油票证等很快都变成了历史文物。
1981至1985年的“六五”计划期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宁夏普遍展开，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改革宏观管理，广泛开展外引内联，打开了对外开放局面。被禁绝多年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城市经济呈现出了活跃局面，推动了宁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七五”期间，以城市为重点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推行，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推动了企业管理及内部配套改革的加强，提高了经济效益，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关系得到合理调整，为宁夏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建置略图（2000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大门（1959年）
“八五”期间，宁夏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继续推进。特别是在邓小平1992年春南方谈话的鼓舞，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推动下，宁夏进一步加强了城乡改革的步伐，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不仅经济发展的规模和层次有所提高，而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综合治理、法制建设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1996至2000年，是20世纪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宁夏在实施“九五”计划的过程中，始终围绕加强重点建设、实施两个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企业三年解困、减轻农民负担、南部山区脱贫等关键问题，实行重点推进，取得了基本实现小康目标的重大成绩。
截至“九五”计划结束的2000年，宁夏人口达554.32万人，较自治区成立前的1957年和1949年分别增长209%和362%；国内生产总值在1997年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后，2000年达265.5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1995年增长53.9%，较1957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1952年分别增长37.68倍和60.38倍；第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20.8∶43.7∶35.5变化为17.3∶45.2∶37.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839元，较1957年和1952年分别增长31.92倍和37.4倍；粮食产量2000年达252742万公斤，较1957年和1949年分别增长351%和691.8%；煤炭产量在限产情况下达1581万吨，较1957年和1949年分别增长45.5倍和877.33倍；发电量达136.61亿千瓦时，较1957年和1949年分别增长2677.63倍和140834.05倍；地方财政收入首次跨入20亿元大关，达208244万元，较1978年和1957年分别增长558.9%和55.74%倍。
随着2000年12月31日午夜新年钟声的敲响，宁夏同全国、全世界一起告别了20世纪，开始跨入了充满希望的新世纪、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