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关诗看唐蕃关系

安正发

摘 要：唐朝中后期，与外族政权的关系主要是与吐蕃政权之间的关系，唐蕃关系的变化对唐王朝的整个局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唐诗》中所收录的萧关诗对唐蕃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有较为突出的反映，具体表现为友好与战争并存、夷夏观念与民族融合交织、边地人民渴望收复失地以及崇尚武力等。

关键词：萧关诗 唐蕃关系 萧关 吐蕃

一

关的设置在我国源远流长，历朝统治者为控制人民和防止外部侵扰，一般都设关在入境要道的险隘处。《周易·坎》中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吕氏春秋·仲夏》中说：“门闾无闭，关市无索。”高诱注：“关，要塞也。无索，不征税。”以及《礼记·王制》的“关讥而不征”，都说明古代的关主要设置在交通要道或边境出入之地。从周代起，就出现了专门管理关的官吏“司关”，又称关人，其主要职责是稽查行人但不征收关税。秦汉时期在关中四面都设有关，北面即为萧关。设关的目的在于，对内禁暴察奸，防卫治安，甚至保证国家税源和兵源；对外防止敌人入侵。到唐代，把关的设置甚至提高到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来认识，所谓“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暴者也”。由于关在国家中居于重要地位，唐人往往把关作为军防的象征。如李隆基的“地险关逾壮，天平镇高雄”（《早度蒲津关》）、皮日休的“破落古关城，犹能扼帝京”（《古函关》）、杜甫的“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岑参的“相去关城近，何时更肯过”（《阌乡送上官秀才归关西别业》）等，都表明了关在国家关防中的地位和作用。

萧关从秦汉直至唐宋都是著名关隘和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唐代根据关防的作用和功能，将全国诸关分为上、中、下三等。《唐六典》所载的六上关包括：京兆府兰田关、华州潼关、同州蒲津关、岐州散关、陇州大震关、原州陇山关，只有具有驿道的京城四面关才能称之为上关。唐李泰等著的《括地志》对“萧关”条注为：“萧关，今陇山关，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县地。”可见萧关与陇山关是一关二名，是故关与今关、故名与今名的区别。具体地点在今泾源县三关口至瓦亭一线。唐代曾于神龙元年（705年）设置萧关县，治所在今宁夏同心县东南。但验诸诗文，唐人笔下的萧关往往指的是汉代萧关，多与唐萧关县无涉。由此可知，萧关在唐代文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萧关、萧关道在汉代以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之唐代诗人又有着浓郁的汉代情结，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他们崇尚汉代的军伍文化，景仰汉代立功边塞的武将英豪，甚至对汉代的历史地理也颇感兴趣”，萧关正好凝聚着唐人的这种期待。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说：“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因而萧关也成为军防的象征而被唐人屡屡提及。许多诗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凉州、灵州等西北地区使边、入幕，大都历经许多关隘。萧关由于其在历史和现实中独特的军事地位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萧关的风物诉诸于诗歌来表达感情。还有一种情形是，朋友或同僚远赴西北地区，诗人也往往将萧关作为中原与塞外分界的代称，表达对他们一路行役的牵挂与祝愿。由此也就产生了许多以萧关为描写对象或写萧关风物的诗，这类诗可统称为萧关诗。《全唐诗》中以“萧关”为题或在诗中写到“萧关”的诗有40多首，比写阳关的诗还多，可见萧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及诗人对其的青睐。在这些萧关诗歌中，有三分之一的诗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之间的关系。它不但折射出萧关在当时社会大变动中所处的战略地位，而且对了解唐代的政治格局、社会心理以及文人游幕等情况都有所帮助。

二

唐王朝建国依靠的是中原势力与北方胡人的共同支持，面对民族势力或部族，太宗倡导“华夷一家”，民族间彼此交往与融合一时成为潮流。与此相应，唐王朝的对外交往也常常以开放的心态进行。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开始执政，从此时起，唐蕃双方就互派使臣。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入唐通好，唐派行人冯德遐回访。此后，唐王朝还以公主嫁吐蕃，尤其文成公主的入藏及其杰出贡献，成为汉藏人民友好的见证和永远缅怀的记忆。唐蕃间的使臣往返也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武宗会昌六年（846年）的213年间，双方使臣来往共191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吐蕃使入唐125次。”唐使入蕃在萧关诗中也有反映，如姚合《送少府田中丞入西蕃》：“萧关路绝久，石堠亦为尘。护塞空兵帐，和戎在使臣。”诗中关路久绝、石堠蒙尘以及帐塞空兵等景况显示出边境一幅安宁和平的景象。魏兼恕《送张兵曹赴营田》：“河曲今无战，王师每务农。选才当重委，足食乃深功。草色孤城外，云阴绝漠中。萧关休叹别，归望在乘骢。”营田，即屯田。唐各道设营田使，是主管屯田、营田事务的官员，多由节度使兼领。河曲，在今青海东南黄河曲流处，泛指西北边境。从诗中河曲无战、王师务农等情况也可以看出，萧关虽然被吐蕃占领，但当时双方是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中，矛盾尚未进一步激化，并通过和亲与互派使者等方式，缓和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从唐朝整个局势来看，双方之间的争斗还是长期存在的。随着吐蕃实力的壮大，遂不断向外扩张。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吐蕃进兵西域，攻破唐廷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等地。此后吐蕃多次入侵，双方各有胜负，时战时和，战火延及甘肃、青海、宁夏等整个西北地区。“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侵占了唐王朝西北的广大领土，吐蕃的骑兵甚至直驱长安城下，后虽被郭子仪与回纥联军所败，但吐蕃还是长期占据了唐朝的广大地盘。此后双方曾四次会盟，其中清水之盟约定：“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今甘肃清水县西），凤州西至同谷县（今甘肃成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又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这样，吐蕃切断了长安通向河西、西域的通道，并占有了一大片农业区，唐朝被迫接受这一事实。唐蕃虽以会盟等措施来确保双方互信，“然吐蕃视如无物，终代、德两朝，几乎无岁不寇”，战争时有发生。事实上，会盟也成为双方争斗的补充与继续，可以看作是唐蕃争斗的一种特殊形式，甚至会盟本身就充满血腥味，如平凉劫盟。

战事多由于吐蕃入侵引起，如许棠“狂戎侵内地，左辖去萧关”（《送李左丞巡边》），贾岛“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寄沧州李尚书》）。其中贾岛的《寄沧州李尚书》为大和三年（829年）五月李同捷被平定前的寄赠之作。诗中的李尚书即李祜，字庆之，本蔡州牙将，骁勇善战。吴元济叛，祜为元济行营将，官军皆惮之。后为李愬所擒，不杀，祜感恩，遂献夜袭蔡州计，擒元济，以功授神武将军。敬宗宝历初入为右金吾大将军，寻以吐蕃入寇出为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文宗大和二年十一月李同捷反，以检校户部尚书充沧州刺史，沧德景节度使。大和三年五月李同捷平，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萧关陷吐蕃”是说敬宗宝历二年吐蕃入寇萧关，李祜出守泾原节度使以抗之。但最终萧关还是被吐蕃攻陷。

三

安史之乱后，为了平定叛乱，河陇等西北边防军精锐内调，吐蕃遂乘虚袭取河陇以至安西、北庭。辽阔的西北内陆没蕃，吐蕃不但拥有了包括今西藏、青海、新疆的一部分领土，还占领了甘肃、宁夏以及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唐王朝的战略态势遂由进取变为退缩，边境线大幅度内移。王朝的威势也得到了削弱，此种耻辱成为中晚唐人心中的一段痛史。傅成乐认为：“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对所谓华夷观念，本甚薄弱。唐帝国建立后，虽然对外屡次征伐，但等到外族降服，便视如一国，不加猜防。”但在被外族入侵、占领的情形下，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与四夷互融、彼此不分，逐渐转向内外有别，华夷不分的观念被华夷之别所取代。之所以如此，是人们把作为地方藩镇将领的安禄山的叛变未看作是王朝内乱，而看成是与吐蕃一样的外族，因为“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唐人视安史之叛变，为戎狄之乱华，将两者同等视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萧关不仅成为外夷与华夏的地理分界，而且体现为文化观念上的鸿沟，成为士人表达夷夏观念的代名词。顾非熊《出塞即事》云：“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顾非熊尝游历河中、萧关等地，诗中诗人慨叹国土沦丧，抒写收复失地的愿望，提醒统治者早定收复河湟之计。而诗中的“戎疆”“胡乡”“异域”与“汉界”“吾土”“我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犬羊”“腥膻”等称呼也常常出现。杜甫《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四）：“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北极转愁龙虎气，西戎休纵犬羊群。”写代宗大历二年（766年），吐蕃数万人围灵州，十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率兵在灵州城下打败了吐蕃，吐蕃暂时退却。此诗就是杜甫为庆贺这次胜利而作。耿湋的《上将行》：“萧关扫定犬羊群，闭阁层城白日曛”中提到“犬羊”，也是对吐蕃的蔑称。正如李德辉所指出的那样：“大概在唐人心目中，雄关高山不仅界于戎夏，是内地与边地，中国与外国的地域分界与国境分界，是重要的地理标志、政区标志。更重要的是，它是种族教化的分野，凡关山之外是由‘异类’‘犬羊’所居的膻腥之地，关山之内则是华夏民族生息之地，一是本部，一是藩属，界限分明。”这正是由于唐王朝国势的衰微，文人在心态上处于弱势的一种折射。

就在一些士人敌视吐蕃占领的背后，我们也发现一股涌动的潜流，那就是吐蕃占领区的民族融合。司空图在《河湟有感》中写道：“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表现的就是“安史之乱”后，吐蕃长期控制的地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表明各民族在长期的杂居交往中，互相吸收，互相影响，逐渐融合。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汉儿与胡儿的分别，本不在种族上面，而是文化归属的不同：“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这种融合的趋势在安史之乱后达到高潮，“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这不光是语言，唐蕃人民在耕作、种植、音乐、服饰、习俗等各个方面都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如“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这些唐人的诗如实反映了唐蕃民族交往和融合的历史现象，记述了从事游牧不知耕犁的藏族民众在汉人的影响下相继学习种植禾黍和养蚕织布，表现了当时汉藏民族相互融合和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这是双方自愿学习、交流的结果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是在逼迫下完成的。吐蕃占据河西地区以后，强迫汉人改穿吐蕃服装，每年正月初一祭祖，才允许换唐装一次。这些陷蕃区的汉人被强制吐蕃化，汉民族在被吐蕃奴役与统治过程中逐渐与吐蕃融合。可以说，唐文化的这种“胡化”与吐蕃文化的“汉化”倾向，是长期以来华夏文化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一种必然趋势。

四

吐蕃长期占领的现实使得汉族士人充满对收复失地的深切渴望。顾非熊《出塞即事》：“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贺兰山成了边界线，以西皆为吐蕃侵占。城池沦陷，使臣戍卒难以安归，诗人便将希望寄托在边将的身上。还有魏兼恕《送张兵曹赴营田》中“萧关休叹别，归望在乘骢”，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他们往往把收复失地的愿望寄托在一些朝廷官员和将领身上。韩翃《送刘侍御赴令公行营》：“东城跃紫骝，西路大刀头。上客刘公干，元戎郭细侯。一军偏许国，百战又防秋。请问萧关道，胡尘早晚收。”郭伋，字细侯，东汉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市）人，历任渔阳太守，颍川太守，并州牧，太中大夫，于治郡及防御匈奴均有政绩。这里以郭细侯喻指郭子仪。“请问萧关道，胡尘早晚收”，表明了战胜吐蕃的一种期盼和信心，也是对刘、郭二人的期许。

在长期的战争冲突中，边地人民也渐渐熟稔了这种时有战火的生活，崇尚武力的气息也非常浓厚。耿湋的《旅次汉故畤》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我行过汉时，寥落见孤城。邑里经多难，儿童识五兵。广川桑遍绿，丛薄雉连鸣。惆怅萧关道，终军愿请缨。”诗人看到萧关道上荒败的孤城中“儿童识五兵”的残酷现实，禁不住也想学汉代的终军要投军报效祖国。而“九华四俊”之一的张蠙，尝游北塞。他的《过萧关》云：“出得萧关北，儒衣不称身。陇狐来试客，沙鹘下欺人。晚戍残烽火，晴原起猎尘。边戎莫相忌，非是霍家亲。”不仅流露了诗人对晚唐边地战火与民族间的冲突的忧虑与不安，也深深感到北出萧关后，塞外军事氛围、战争气息的浓烈与压抑，所谓“出得萧关北，儒衣不称身”表明萧关已经成了中原与边地的分界，成为争斗的战场，让文弱的儒士远离。朱庆馀有两首诗写到萧关，一为《望萧关》：“渐见风沙暗，萧关欲到时。儿童能探火，妇女解缝旗。川绝衔鱼鹭，林多带箭麋。暂来戎马地，不敢苦吟诗。”另一为《自萧关望临洮》：“玉关西路出临洮，风卷边沙入马毛。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惟怜战士垂金甲，不尚游人著白袍。日暮独吟秋色里，平原一望戍楼高。”前者为将抵萧关而作，后者乃自萧关将出临洮作，二诗行程衔接，既写出了萧关道上的风土人情，又从民风方面表现边民的尚武。所写边塞风沙、边人崇武，具体而微，颇为生动，又以白袍游人为反衬，更突出其重武而轻文。这些都与边塞多战事，当地人们长期处于战乱之环境有关。

唐人收复失地的愿望，终于随着吐蕃政权内部的纷争而变为现实。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二月，吐蕃宰相论恐热杀其东道节度使，将吐蕃占领下的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七关归附了唐朝。三州及七关的军民代表数千人至长安，宣宗登廷喜门接见。三州、七关的归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欣喜，表现出极大的乐观甚至自大，如魏扶《和白敏中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萧关新复旧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鲜。戎虏乞降归惠化，皇威渐被慑腥膻。穹庐远戍烟尘灭，神武光扬竹帛传。左衽尽知歌帝泽，从兹不更备三边。”这里以“戎虏”“左衽”指大唐统治之外的少数民族，说他们感激朝廷、歌颂帝德，而“从兹不更备三边”更是有点忘乎所以。诗中提到的白敏中是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堂弟，字用晦，为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壬寅科状元。魏扶等所和的白敏中原诗已佚，但与白敏中另外一首诗《贺收复秦原诸州诗》所反映的思想情绪也应是一致的，其诗曰：“一诏皇城四海颁，丑戎无数束身还。戍楼吹笛人休战，牧野嘶风马自闲。河水九盘收数曲，天山千里锁诸关。西边北塞今无事，为报东南夷与蛮。”将“皇威”无限夸大，将“丑戎”说得不堪一击，认为“西边北塞今无事”，同样是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正如岑仲勉先生所说：“宣宗即位，发诸道兵进征，连年无功。大中五年（851年），白敏中出任招讨，虽奏报平定，旋又扰边，知不过一时偃息而已。”因为在广明年间（880年），吐蕃乘黄巢起义之机入寇，原州复为吐蕃所占。三州七关的收复，并不是唐朝从吐蕃手里通过武力夺回来的，而是吐蕃将领投降带给唐朝的。可以看出，能否收回失地与唐蕃双方的政局、实力及民众的支持都有很大的关系。

唐蕃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唐朝时期，吐蕃的军事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民族的迁徙与融合。在这个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吐蕃与汉族的融合，是以吐蕃对汉人的征服与奴役这种曲折的表现形式进行的。它反映出隐藏在这种历史表象之下的实质，即汉族人民与吐蕃民族水乳交融，互相依存。”总之，唐蕃关系，既有和平相处，也有矛盾冲突。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吐蕃曾长期占领西北广大区域，使汉族士人激起“夷夏之防”的敌对情绪，同时，也显现出双方敌视中彼此影响、交流融合的一面。

（原载于《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