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考“天人”

“天人”与“天人感应”，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研究、阐述与重视。因此，其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博大精深哲理蕴含的重要理论根基。如《易》经就是以“天道、地道、人道、时变”而立卦，通篇都讲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的。

《黄帝经》曾明确提出了治国者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的重要观点。在中国的历史上，孔子、孟子、管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子思子、韩非子等历代学者，没有不谈“天人”关系的。太史公司马迁因言获罪，被“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之所以忍辱含愤而不死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完成《史记》之著。就连中国的普通百姓办事情时也不忘记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性条件之分析。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从夏禹改变了五帝时代的民主社会制度后，就竭力抵制道学思想，以“神道设教”之法歪曲道学理论，至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又改《易》经为卜筮用，但封建独裁统治者们始终未能搞出一套为巩固自己政权服务的哲学思想理论来。在春秋时期，虽又有李耳篡改《道原经》而成《道德经》，鼓吹愚民哲学，使中国古典哲学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嬗变，但由于李耳在其《道德经》中，只不过是反反复复地讲了一个极反规律，并把它强调到了极端化、机械化的程度。由于其说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中国古典哲学的嬗变程度还不是很大。至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绝学术论争，汉武帝罢黜百家之言而搞一言堂，独尊董仲舒的所谓“儒术”，这才使封建神学理论取代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由于董仲舒的封建神学理论，是全部盗用中国古典哲学（也就是道学）的名词、术语为其外包装，这就使得中国古典哲学的原有名词、术语全都变了味。后世的学者，往往由于不研究中国的思想变迁史，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就误将董仲舒的封建神学理论当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倡之者是如此，批之者亦复如此。

这样，人们就以李耳的思想硬往黄帝头上加，以董仲舒的封建神学理论硬往孔子头上栽，这就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混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这一中国古典哲学上原本博大精深的科学观点作包装，而贩卖他的神学理论，就也将“天人感应”的科学观点予以否定。为着正本清源，分清董氏神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界限，我们就需要对“天人感应”的观点进行一点分析。

一、“天人感应”论非董仲舒所创

“天人感应”的论点，并非董仲舒所创，而是中国道学从其思想体系形成的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提出来的重要哲学理论。此观点在《易》经、《黄帝经》等哲学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蕴含与阐述。《易》经就是将天道、地道、人道，以及这三方面的时空变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行阐述“道理”的。所以，伏牺创八卦时，先以事物分阴、分阳而制阴爻、阳爻符号，按天道、地道、人道组成了8个不同的图案性卦画。然后再以此8个原始的图案画为经纬，作八八相重，而得出64个图案画，依其象征不同事物，谈其变化道理。如下所示。

故，《易·系辞》就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

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说的“道”，指的就是客观自然规律；所谓“道理”指的就是哲学理论。“天道”之所谓，指宇宙中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行变化规律。由此地球上而有昼夜之分，潮汐之变，四季更替，风雷雨雪等复杂的气候变化。“人道”之所指，就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诸规律。由此而有生老病死、善恶荣辱、吉凶祸福、治乱兴亡、悲欢离合等诸方面的变化和其因果关系。至于“地道”，则是指地球物理变化及地球上动物、植物、环境条件等沧海桑田之变诸规律。将此三者合一而以时空过程观其变化中的规律，就是认为此三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着互为感应、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的内在关系。这就是“天人感应”科学命题提出的理论依据，这便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等类宏观性综合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由此而言，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不仅可以称之为博大精深、唯物辩证的科学理论，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宇宙观”。任何既不分事物阴阳之性，又不讲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更不将宇宙天体变化、地球物理及万物变化、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变化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以时空变化过程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线性思维方法，都是不配称作“宇宙观”或“世界观”的。

中国的道学理论，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是某个人著书提出的观点，而是中华先民集体的智慧结晶，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实践中，仰观天、俯察地、观变于万物、稽之于人类本身，而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仰观”、“俯察”之谓，说的是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理论。“稽之”之谓，就是说此种理论提出后，再通过实践进行检验，以观其理论是否准确。“天人感应”在《易》经中的论述是肯定的、科学的，如“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明确表述。同样，在《黄帝经·经法·论》篇，也论之颇详“：蚑行喙息，扇飞蠕动，无不与天地准，无不庭顺矣。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则一晦一明。地正四极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位，而外内有处。天建八正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地之明、正、适、信、极、反、必者，天之所以命物也。此谓之‘七法’。”“七法各当其名，谓之（事）物。事物各有其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事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

我们在上面所引的《黄帝经》之语，用短短的两段话，就以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行与地球的相互作用，将地球上之所以有昼夜、朔望、四季、寒暖变化规律，以及万物生长变化无不顺应此种规律的道理说清楚了。此中的“天道”，指的就是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丝毫没有神鬼之类的含义。我们由《易》经、《黄帝经》之论，清楚地知道，“天人感应”是中国古典哲学从来就有的重要理论观点，而不是董仲舒的发明创造。

二、“天人感应”是科学命题

“天人感应”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它是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根43基。之所以如此，因为它是中国上古先民在长期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在长期天文研究中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科学观点的提出，不仅对中国的古代科技进步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理论，依其作为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医药、卫生保健、饮食、建筑等各方面科学研究的长足发展，更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这些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

（一）“天人感应”论对天文学研究的推动

天文学研究以及其他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民族，产生不了唯物辩证哲学；唯物辩证哲学不发展，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等科学研究也不会发展进步很快。这同样是一个社会历史进步方面理论与实践相互制约的辩证话题。中国古典哲学之所以起源很早，同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开展极早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天文学研究又同农业生产发展进步存在着因果性的联系。按着目前考古发现所证明，中国局部地区进入农业种植经济生产时代，大约在距今1.2万年以前。全国进入农耕生产时代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所以，中国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年代距今至少在1万年以上。

唯其如此，到了距今五六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就已经取得了令现代人都感到惊奇的历史进步。在《史记·五帝本纪》《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等古籍中，都记载轩辕黄帝极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曾组织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开展天文观察研究，并制历授时，教民以时耕作。其时制定的《黄帝历》《颛顼历》都是四分历，岁实已精确到了365.25日。其中，《颛顼历》一直沿用到了西汉，直到重新制定的《太初历》颁行为止。《尚书·尧典》记载有一段帝尧对负责观察日月运行官员的谈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由于中国近代科技落后，西学东渐，国人疑古，《归藏》《尚书》《周书》《尉缭子》等一大批古籍被定为伪书，所以对其所载古史无人在意，自然也就不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考古研究的进展，一大批埋藏于地下两三千年的文物、古籍相继出土，学者们经过对照性的研究，认识到《归藏》《尚书》等一大批古代典籍原来并不是伪书。于是，一些古籍所记载的古史又得到了研究。其中，《尚书》里所记载的四象、四仲、中星的星躔位置，经竺可桢、李约瑟等中外科学家们充分运用现代的先进科学手段进行的研究，结果是中外科学家们得出了一致的认识：《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正是唐尧时代以前的实际历史天象记录资料。

李约瑟说：“长期以来，学者们很想利用岁差来确定出它的年代。例如，比约曾经成功地证明，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上述四宿大概是在二分点和二至点（0°、90°、180°、270°）上⋯⋯重要的是，这四个点分别落在赤道圈的四个象限点上，而赤道圈和大多数的星距也相合。竺可桢为了定出各宿距星最相合的赤道圈的年代，曾进行过一番计算，结果⋯⋯他在二十八宿体系建立的年代问题上，又一次被引回到公元前三千纪”。李约瑟所提到的学者们很想利用“岁差”进行计算，以确定《尚书·尧典》中所记载的二分二至点的确切年代，是由于存在着“岁差”的原因，即春分点沿黄道带每年大约以50′24″的速度在西移，大约2.6万年移动一圈。所以，古今的二分二至点是不一样的。而“岁差”最早是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发现的，但他没有将此称作“岁差”计算的也很不准确，认为100年西移1度。同时，我国古代西汉天文学家们也发现了《黄帝历》《颛顼历》中的分至点与西汉时的实际天象不合，因而重新制定了《太初历》。到了东汉永元四年，天文学家贾逵将分至点西移“谓之日却”，认为治历应以76年西移1度断之。公元4世纪，虞喜推算为50年西移1度。国际上依《宋书·律历志》所载虞喜“岁渐差之”之语，定为“岁差”。至于国际通用的、比较精确的“岁差”常数，则是19世纪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上才通过的。所以，疑古者说《尚书·尧典》上所记载的四象、四仲、中星星躔位置是后人的“伪造”，就是一种无知的妄说。尚且不用说《尚书》是公元前6世纪孔子从中国古史料中选编的，就是到了汉代人们也伪造不了！不知“岁差”常数，如何“伪造”得了公元前3000年时的四象、四仲、中星准确的星躔位置？

中国古代正是有了哲学上“天人感应”的观点，人们才更加重视天文学研究，并由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没有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所以他就不理解在中国的古代，执政者为什么重视天文学研究，并且由国家供养天文学家。正如李约瑟所说：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的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

（二）“天人感应”论对生命起源的正确阐述

对于生命起源的研究，是近现代才提出来并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中国的《易》经，至少几千年以前就科学而肯定地指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这也就是说，中国古典哲学以其理论研究指出，不是上帝造人，其生命的起源也不是“滋生”，而是由天地感应引起地球物理变化的一种化学反应而产生。这已由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了是正确的。天地之间的感应，也同宇宙间各天体之间的感应是一样的，这主要是通过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等形成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地球诞生之初，曾经是一个高温流质状的球体，因此，朱熹猜测地球诞生之初“须尚软在”是正确的。由于地球自身引力所致，而形成了大气圈之后，地球也由诞生之后的高温状态逐渐降温，地球表面便开始形成一个原始的岩石层地壳。在热胀冷缩的物理作用下，原始地壳在向内收缩的过程中，就给地壳内的高温岩浆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挤压。而承受了压力的高温岩浆，也自然就产生了反弹力。这种压力与反弹力之间，就形成了“矛盾”。来自地心的引力，吸引着地球表面的物质向内收缩，而来自太空中太阳及其他天体的引力，则又会对地球自身的引力产生不同程度的抵消作用，这也是“矛盾”。这些“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被解决，就是推动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对地球引力最大的天体是太阳，它对地球自身引力的抵消作用最为显著。地球由于是以黄赤交角23°27′围绕太阳公转，所以地球内部受压的高温岩浆，便在沿黄道带受太阳引力较强的地方，冲破原生较薄的地壳向地表溢流，这就是陆地板块最初的成因。地下岩浆冲破原生地壳在地表的溢流，带出了大量的水蒸气逸发于空中，遇冷凝结为雨降回地面，流向陆地板块之外的低地，这就形成了地球表面上最初的海洋。地球表面上水的大量出现及其在地上和空中的不断立体循环，不仅为切割、冲刷、搬运原始陆地，从而造成复杂地层沉积、扩大陆地板块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成了不断冷却原始地壳、使其不断向地层深处加厚岩石层的循环冷却水。更为重要的是，地球表面上水的出现，及其不断在地空之间的立体循环、在地表上的流动，这就给地球上生命的化学产生和进化奠定了最基本、最关键的自然条件。

由于地壳下的岩浆随着地壳冷却使地壳向下不断增厚、应力加强，原先地壳裂缝上溢流的岩浆会因不断冷却、凝固，而使裂缝缩小，地下岩浆原先的溢流会变成为喷发，这自然又会给地壳造成强烈的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原始大陆板块周围地带与原始地壳薄厚不匀，应力强弱差别太大，就极易受到地下岩浆喷发震动的破坏。如此，地下岩浆的喷发就会逐渐转移到大陆板块边缘的地带发生，这便又是半岛、海岛形成的地球物理机制。大陆板块周围的火山喷发，最初当为群体性喷发形式。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壳的不断增厚，岩石层总体应力的增强，地球上的火山喷发会渐次减少。但受地壳收缩压力影响的地下岩浆反弹力总是要向外释放的，这就必然要在大陆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海洋中间向外冲动。虽然，在没有陆地板块覆盖的海洋中，地壳应力相对为弱，却也由于不断的增厚，远不可与地壳形成之初相比。如此，除了在个别地方出现新的火山爆发、形成岛屿外，大部分地方只是将海底地壳冲得隆起，变为一道道海岭和海底高地。由此就又引发了大陆板块破裂、移动，以及形成陆地上山、河、盆地、湖泊的重要物理机制。

现在，科学家们将大陆板块在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作“板块漂移”，这种表述用语事实上是不贴切的。因为，大陆板块在地球表面呈不同方向的相互移动，是根本“漂”不起来的，也不是什么自然的“漂”流性“移”动，而是由于海岭及海底高地的出现和不断升高，将大陆板块处于海岭和海底高地的一边不断地抬高，使其失去原来的平衡而产生了一种滑坡性的移动。这种移动，同时又是在和来自太阳引力、地球自转中产生的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综合在一起进行的，以使地球表面物体沿赤道保持对称性平衡作用，在多种原因的综合性作用下，就发生了使其原来的板块产生断裂、分离，原来隔有海洋的陆地板块又互相靠拢、碰撞、挤压、扭曲，以及大陆板块在实际移动中同原始地壳产生摩擦、受阻等一系列地球物理现象。这就是大陆板块产生褶皱、形成山脉及其走向的实际原因。山脉的形成、地形的复杂化改变，控制了不同水系的发育47形成，由此而在大陆板块上出现了不同流向的江河以及大小不同的湖海。自然，江河流水对山岩、高地的切割、冲刷、搬运、沉积，又成为更复杂的地形、地貌以及大、小平原和低地出现、扩展的重要原因。

太阳、月亮、地球等天体的引力，光、热、电磁以及各自运动相互的感应作用，不仅是地球上形成复杂的构造性地质演变的重要原因，也为生命的化学产生和自然进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原始地壳破裂后高温岩浆在地表的大面积溢流，在大气层形成后而产生“温室效应”，使地球表面在很长的历史上保持着高温；地下岩浆向地表溢流的过程中，会将地下大量的水蒸气，以及碳、氢、氧、氮、硫、磷等化合物带出地表之外，与空气中的氨、氦、氖、氩、氙等组成多种物质的混合气体；充斥于空中的大量水蒸气在高空遇冷变为滂沱大雨的降回地面过程中，又伴随以雷鸣的震荡，闪电的大量放电，这就客观上使是时的地面与空中，形成一个天然而又巨大无比的“化学反应炉”。就是在这座“化学反应炉”中，各种无机物长期地、不间断地产生分解与化合，从而形成甲醛、氰化氢、甲烷、氨基酸之类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质在水的冲刷、携带之下，就会在一些内陆湖、海中不断地聚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相互感应作用，就会由有机分子形成多分子体系，而后慢慢地演变为原始生命，进化成各种微生物、植物、动物，并由古脊椎动物中进化出了最高级的动物类形——人类。

（三）“天人感应”论对生命科学的重大贡献

中医学理论博大精深，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因为，直到现代，科学的现代化医疗设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有一些西医治不了的疑难疾病，中医往往以自己的理论为指导，或以针灸，或以按摩，或用中草药，却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可是，中医理论能有此种奥妙，却不是许多人都能明白的。因为大多数的人们是不懂中国古典哲学的，也不一定能读中医理论经典。其实，说破其因，大家谁也不会再感到奇怪。中医理论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中医学完全是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进行防病治病的。

在中医学理论中，通篇都贯穿着“天人感应”的理论观点。“天人感应”不光是对生命的起源作了正确的阐述，而且是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思想理论根据。古老的中医学理论，不仅应用中国古典哲学阴阳辩证理论探讨人体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营气、卫气，以及血液、皮肤、毛发等生理功能和互为影响的关系，而且更依“天人感应”理论为指导，详论一年四季各种气象变化对人体的影响作用，造成疾病的内外因客观因素，以及具体的辩证防治措施。其论无处不反映出“天人感应”理论的科学精神。如《灵枢经·九宫八风》篇，就是专门论述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气转变之际，风对人体的影响。指出，八方之风，各有虚实之分。“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如何判断风之虚实呢？这就要在季节上分辨了。因为，一年四季的气候转换之变，也必然要应之以风雨：顺时令之风为实风，不合时令的反常之风为虚风。人们避虚风，也就是“贼风”的侵害，应当像躲避矢石一样，要密切注意。故，卫生之道，在于“谨候虚风而避之”。

这是为什么呢？按照《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在自然界，万物生长都存在着一种生物自身为了适应自然变化而适变的自我调节机制，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生物钟”。生物自身的自然调节机制都是依自然的常规性变化而行自我调节生理功能的。如一日之中的昼动夜静调节，四季之中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我调节等。生存于自然界中的人类，其身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同样是依季节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到了秋天，草木停止生长，进入一个相对的休眠状态之中，人体亦同样呈现一种收敛的特征，为了避免冷风寒气侵入肌体，一般情况下都体现为毛孔紧闭。故此，虽秋冬气候寒冷，而人体中却容易造成因热量散发很少，而易形成内热郁结的情况。若此时气候反常，气温忽暖而南风起，则极易因毛孔张开而感受风寒，染以时疫，引起伤风感冒。到了立春之后，按季节变化该是东风送暖、大地回春、草木萌动、万物复苏而生长的时候了，人的身体生理调节机制也顺应此种自然之变，一般情况下全身的毛孔都呈现张开的状态，此一是散发一冬郁结的内热之需，二是此时已无需防备寒冷袭击，身体各部位也需要自由呼吸，以增强新陈代谢功能。若此时气候反常，忽然降温而刮起西风、北风，肌体就极易受风而致疾病。风气游动于腠理则痒，伤于筋则筋挛，搏于脉中则血闭不通，郁于肌肉间则疼痛麻木。

《灵枢经》在《刺节真邪》《卫气行》等篇中还指出：人体之中有营气、卫气各依二十八脉运行于体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若按一日中二十八宿分时，则在不同的时段运行于不同的部位。正因为如此，若用针刺穴位治疗疾病，就须“以期候气而刺之”，便49可取得最佳的疗效。

中国在几千年古老的历史上，在医疗技术条件相当落后的年代中，就能够以极简单的望、闻、问、切为手段而诊病，用一根小小的银针，依双手的推、拿、挤、压、按摩方法，或者一包草药就能够预防和治疗疾病，而且直到今天亦还行之有效，使外国人感到惊奇，感到不可思议。其奥妙之所在，就是中医治病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指导而行实践，特别是以“天人感应”理论研究防病治病的结果。这说穿了，是指导思想的博大精深，而不是其医疗器械有什么先进。现在，在世界上风行起来的“气功热”、“食疗热”、“按摩热”、针灸或中草药治病“热”，其实质是对中国古代“天、地、人、时”四维一絷哲学思想理论的一种肯定，绝不是说明舍弃先进的医疗器械不用，而去用旧的望、闻、问、切，以及使用极简单的一根针的治病方法有什么先进之处！

（四）“天人感应”论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所谓“天人感应”论，事实上就是人们对中国道学“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哲学理论本质的一种形象性、简明性称谓。这种科学的哲学理论，不仅说明了正是由于天体物理与地球物理之间的相互感应，化生出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最终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环境和优越条件。同时，它也说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也必然要改造自然，影响到自然万物产生变化，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又要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界的互感、互引、互动，不是良性循环，便是恶性循环。这是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进步，需要大量地利用自然资源，如此，就又有了“天人感应”的问题：发展工业生产，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及其他有害物质；空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大量增加，就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的出现，由此而会出现气候反常、温度增高，两极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植物的生长，有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流失、吸收二氧化碳气体，排出氧气等许多自然功能。而人类既可以植树、种草扩大地球上的植被，也可以大量垦荒、砍伐森林破坏植被。如此，承认不承认“天人感应”的哲学命题，就是事关人类祸福的大问题了。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向全世界，西方的哲学思想也同样控制了全世界。在近代的思想领域，是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着世界潮流，而绝不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是处在了一个被批判、被抛弃的地位上，这是一个用不着争论的客观事实。

西方哲学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人的个性价值高于自然界的价值。人被当作正在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活动，是自然界的特殊的有灵性的组成部分。人的能动性指向外部，指向对周围世界的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认为，在自己的造物活动中，依靠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人是不受限制的。”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W illiam Jam es）就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妓女（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在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时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这也就是“向大自然开战”、“征服大自然”的思想理论根源，也是全世界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原先的植被是比较好的，后来，人们掠夺式的生产给那里的自然植被造成破坏，使土地逐步荒漠化，降雨量越来越小。我们中国自然也不是存在于与世隔绝的保险箱中，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我们同样也给我们的自然条件造成了负面影响：原来的草地被开垦而变为农田，农田又变为荒漠；“围湖造田”使原来可蓄大量洪水的湖泊变为农田和村庄；森林覆盖面积在逐步缩小⋯⋯当然，洪、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已经促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大规模的实际行动！

三、董仲舒对“天人感应”的歪曲

当代人在对董仲舒的批判之中，一般都认为“董仲舒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吸取了黄老之学，糅合阴阳、名、法各家精心构成了他的封建思想体系的”。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董仲舒并非儒家，也说不上是什么“以儒家为中心”的问题。他事实上是采取了一种剽窃性的手法，以中国古典哲学的名词、术语为外包装，用偷天换日之法贩卖其封建神学理论的。董仲舒思想的本质，剥去其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的外包装，同方士栾大、公孙卿所鼓吹的神学思想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在形式上，栾大、公孙卿鼓吹得笨拙、赤裸，偏重于敬事神鬼的具体事情上，而董仲舒则将其封建神学思想在表现形式上“理论”化罢了。最有害的就是其封建神学理论的鼓吹，都是以中国道学名词、术语为一种唬人的障眼法。这样，就给后世的人们分辨什么是中国古代的道学，什么是封建神学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直到现在，人们因批判董仲舒的封建神学理论，而使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也戴上了一顶恶名之帽；而要肯定和弘扬中国古典哲学，人们就又以为是宣传封建神学理论。这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董仲舒对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思想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在此，我们对董仲舒如何歪曲中国古典哲学“天人感应”理论作一点分析。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即位之年，少时专习《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后，以举贤良对策及言谶纬、论鬼神而受宠信。晚年归居而著《春秋繁露》。

汉代的文、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敬事鬼神空前绝后的一个历史时段。文帝、武帝都极信鬼神，窦太后崇信黄、老之学，孔子是为儒家宗师。这是董氏借尊儒之名，以道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而其本质则是投帝王所好、宣扬封建神学观点，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社会大背景。而《春秋公羊传》就多言谶纬，此又是董氏神学的思想根源。所以，董仲舒是货真价实的封建御用文人，其撰写的《春秋繁露》有着为封建统治服务极明确的目的性，而根本不同于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在西汉，封建统治制度业已确立，但没有为其封建政治服务的理论，因此董仲舒拼凑封建神学理论是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

要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服务，首先就需要竭力神化封建统治者。于是，董氏挖空心思地先在“帝王”之称上做文章。说：“古之造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任何稍微了解一点道学思想的人，读了董氏这段话，都会知道董氏是在瞎掰：道学讲自然规律，重视学道而有道德，帝王执法而治国，就更应该尊道而贵德。所以，道学从来不讲王权的天然合理性，不是说只要做了帝王就自然“有道”，或者更成为道德的化身。而事实上往往是做了帝王，手中有了生杀大权，就很容易变得骄狂，成为暴君。所以，就强调：“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而任何对古文字有所了解的人，也都会知道董氏对“王”字的解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王”字源之于斧形，它与道学中的“天、地、人”没有任何关系。

在历史上“神道设教”以来，帝王又被称作“天子”，这给董氏神化帝王提供了依据。他先是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天”说成是有思想、有意志，神通广大，能够惩恶扬善，具有喜、怒、哀、乐之情，高高在上，能主宰一切的最高尊神，然后又将“天子”与神性的“天”挂钩，以此愚弄人民以听命于帝王的统治。董氏说：“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

自夏禹以来，独裁君主都在搞“神道设教”这一套，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竭力愚化黎民百姓。董氏亦无新法，竟到了以巫婆神汉之腔而作说的地步。说：“大旱者，阳灭阴”。“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社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水，无斩山林；（使）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诚）实，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以甲乙日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又说“，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也，以贱伤贵者，逆节也。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至于止雨之法，可“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入市”。

董仲舒是尊孔的吗？孔子明确地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董氏开口“妖孽”，张嘴“邪气”，论以鬼神，操以巫语，他不仅不是什么儒家，而且是反儒学的人。

他是尊“黄、老之学”的么？也非。虽然，老子的《道德经》乃剽窃《黄帝经·道原经》，而公开反对黄帝的道学理论，是黄帝思想的反对者，所谓“黄老之学”的提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即使如此，老子也谈理论而未公开倡以鬼神之说，至于黄帝则更明确地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而董氏则开着药店卖神水，是历史上歪曲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最严重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