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涑水学案（上）（3）
辩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盖言人之性皆善也。《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则孔子尝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谓性。」《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之性禀于天，曷尝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恶，扬子曰善恶混，韩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牺生胎，龙寄蛇腹，岂常也哉﹖性一也，人与鸟兽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为最灵尔。由气习之异，故有善恶之分。上古圣人固有禀天地刚健纯粹之性，生而神灵者，后世之人或善或恶，或圣或狂，各随气习而成，其所由来也远矣。尧、舜之圣，性也；朱、均之恶，岂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与下愚不移。」非谓不可移也；气习渐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为上智，未见其遽能也。讵可以此便谓人之性有不善乎！
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
辩曰：孟子白羽之白与白雪、白玉之同异者，盖以难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告子徒知生之谓性，言人之为人，有生而善、生而恶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所习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禀受亦从以异，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犹之水也，其本未尝不清，所以浊者，土汩之耳。澄其土，则水复清矣。谓水之性自有清浊，可乎﹖孟子非以辩胜人也，惧人不知性而贼仁害义，灭其天理，不得已而为之辩。《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以言万物之性均，惟人为贵尔。性之学不明，人岂知自贵哉﹖此孟子所以不惮谆谆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晓，恐隐之之辩亦有未明处。
礼，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嫌其偪也。为卿者，无贵戚、异姓，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君有大过无若纣，纣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亲且贵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纣之过大而三子之贤，犹且不敢易位也，况过不及纣而贤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惧斋王也。」是又不然。斋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
辩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变。尧、舜之让，汤、武之伐，皆变也。或谓尧、舜不慈，汤、武不义，是皆圣人之不幸而处其变也。禅逊之事，尧、舜行之则尽善，子、哙行之则不善矣。征伐之事，汤、武行之则尽美，魏、晋行之则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岂得已哉！为人臣者，非不知正之为美。或曰：「从正则天下危，从变则天下安，然则孰可﹖」苟以安天下为大，则必曰从变可。惟此最难处，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异姓之卿，擅自废立，后世犹不得而非之，况贵戚之卿乎﹖纣为无道，贵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视商之亡而覆宗绝祀，反复谏之不听，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谏而死，孔子称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许之者，疑于大义犹有所阙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绝何！季札辞国而生乱，孔子因其来聘，贬而书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义，书法甚严，可以鉴矣。君有大过，贵戚之卿反复谏而不听，则易其位，此乃为宗庙社稷计，有所不得已也。若进退废立出于群小阍寺，而当国大臣不与，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专诸杀其君僚，《春秋》书吴以弒，不称其人而称其国者，归罪于大臣也。其经世之虑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遗意欤﹖
朱子曰：隐之云三仁于大义有阙，此恐未然。盖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献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论之。况圣人之言仁义，未尝备举，言仁则义在其中矣。今徒见其目之以「仁」而不及「义」，遂以为三子犹有偏焉，恐失之蔽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数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昔伊尹去汤就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楼楼皇皇，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辩曰：孔子之于鲁、卫，始接之以礼，则仕；及不见悦于其君，则去。岂可谓不为礼貌而仕欤﹖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岂可谓不为饮食而仕欤﹖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谓孔子栖栖皇皇，不为礼貌与饮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礼则就，礼貌衰则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则是言也，未尝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为饮食，则当慕夷、齐可也，又何仕为﹖圣贤固不专为饮食，其所以为饮食云者，为礼貌尔。而谓古之君子能辟谷者邪﹖不顾廉耻而苟容者邪﹖诵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轻重之可否，何说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礼貌衰未衰为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赐，则岂君子之本心哉！盖当是时，举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则有能接我以礼貌而周我之困穷者，岂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为犹可就也。然孟子盖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处，则在所择矣。孟子于其受赐之节，又尝究言之曰：「饥饿不能出门户，则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以是而观，则温公可以无疑于孟子矣。而隐之所辩，引孔子事为证，恐未然也。
所谓「性之」者，天与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尔！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辩曰：仁之为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顾所行如何尔。尧、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汤、武之于仁，学而知之，体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谓非仁则不足以治国家，服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实非仁也。而谓「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远近、多寡之间尔」，何所见之异也！孟子之言曰：「尧、舜性之，汤、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归，恶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谓「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强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为仁尔。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隐之以五霸为困知勉行者，愚谓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与勉行固异，而彼于仁义，亦习闻其号云尔，岂真知之者哉！温公云：「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愚谓当时诸侯之于仁义，文实俱丧，惟五霸能具其文尔，亦彼善于此之谓也。又有大国，资强辅，因窃仁义之号以令诸侯，则孰敢不从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义之实施焉，则爝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谓「久假不归，恶知其非有」，止谓当时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为真有之尔。此正温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误哉！
《虞书》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所贵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瞍必不杀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为，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执于陶矣，舜乌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为伪以欺天下也，恶得为舜与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陶之执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辩曰：桃应之问，乃设事尔，非谓已有是事也。桃应之意，盖谓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陶守法者也，脱或舜之父杀人，则如之何。孟子答之曰：执之者，士之职所当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为将，阃外之权则专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盖以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公共，为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为一人而私之。舜既不得私其父，将寘之于法，则失为人子之道，将置而不问，则废天下之法，宁并弃天下，愿得窃负而逃，处于海滨，乐以终其身焉，更忘其为天子之贵也。当时固无是事，彼既设为问目，使孟子不答，则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谓天下之富，天子之贵，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暂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岂曰小补之哉！
朱子曰：龟山先生尝言：「固无是事，此只是论舜心尔。」愚谓「执之而已矣」，非洞见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义，见圣贤所处，无所不用其极，所谓「止于至善」者也。隐之之辩，专以父子之道为言，却似实有此事，于义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