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特才特教

如果因材施教以做大量的难、怪、偏的题目来提高能力，无非是浪费时间，不会有质的提高，也挫伤了锐气。因为这些较难的题目，进入高层次的年级再解答就会变得简单多了。

关于早期教育，我们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一番认真设计和操作。看过一本书的人往往会把这本书奉为经典，一字一句地逐步推敲，似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必不可少的，都必须照办，否则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成才。看过很多书之后，才发现书中所写的只有参考价值，而且很多是根据作者的粗浅经验或想法信口开河。即使较为著名的家教书籍也大多偏于空洞理论，而没有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操作方法。另外，很多家教理论派别竟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每位家教理论家的意见综合起来，家庭教育根本无法进行，无从入手。

早期教育的不同会导致同龄儿童智力发育的不平衡，而智力发育的不平衡必然需要因材施教。

我们坚定地相信，人类在教育方面的探索绝未到达顶峰，以前一切设定的规则和方法只不过是人类现阶段认识水平和能力的表现，绝不是不可触犯的金科玉律。特别是早期教育方面，那些理论家和教师们并未亲自进行过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大部分是各自套用别人的说法或个案经验。因此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待大力探索的科研领域。我们就是这样带着双重的任务，大胆地走进这个领域的：一个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另一个任务是探索早教究竟是否有利于成才。

我们曾想到，智力的早期开发可能是三种后果——

第一种可能是：早期教育不仅使孩子的智力在时间上提早开发，而且有利于孩子智力的更好发展，也就是有利于大脑功能更好地开发利用；

第二种可能是：早期教育仅仅是智力提早开发，对大脑功能发展利用并无实质好处，只是时间提早而已；

第三种可能是：早期教育虽然表面上提早了智力的开发，但是实质上是打乱了大脑的正常发育，因此实际上是拔苗助长的做法，得不偿失。

对于早教的三种可能结果，我们都认真地进行了分析。如果是第一种结果，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我们不是大脑发育方面的专家，不可能获取有关这方面的数据，当时也找不到有关这方面的书籍，因此也并不指望这种最佳结果。至于第三种结果，我们认为良好的早期教育打乱大脑正常发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诚然，无法完全排除第三种结果的出现。但是，我们深知任何一种伟大的追求，都不可能是毫无风险的，人类的每一条成功之路，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尸骨铺成的。作为追求奇迹的人，我一生都在冒险，从来是把风险置之度外。在看了大量的神童传说、名人自传等有关书籍之后，虽然一度陷入矛盾之中，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的人，我在处事方面总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孩子出生之后，坚定地选择了早教。

我们当时认为第二种结果是可以指望的，也就是说，良好的早期教育至少可以提前孩子的智力发育时间，从而为孩子争取到宝贵的黄金岁月。这种结果非常符合我们当时“追赶时间”的心态，我们希望从孩子身上去追回自己因生不逢时而失去的年华。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我们坚定地选择了早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为了争取时间的早教想法，正好符合现代早教理论和有关大脑发育的最新科研成果。于是，我们的孩子不仅因为早教而争得了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也因为早教使大脑功能获得了更好的开发，后者可能比前者更有价值。

所以，说句实话，我们早教原则的确立完全是出于我们自己争取时间的迫切要求，绝不是任何一本书的指导，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鼓舞我们去这样做。在那段生存问题大于发展问题的苦难岁月里，如果不是心灵深处的一种强烈欲望，是不可能仅在别人的说教下去策划几十年后才能见效的工作的。

当时我们没有那份幸运，未能拜读日本著名教育家木村久一的大作《早期教育和天才》，也未能领略诸如井深大的《从0岁开始教育》之类的好书。有幸的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中早已蕴藏了辉煌的早期教育传统，并且哺育出无数的神童和超级天才。因此，无须任何外来的经典说教，已足以使一个追赶时间的苦难心灵产生一种早教成才的欲望。

李白五岁诵六甲，王勃六岁善词章，李泌七岁能棋赋，祖莹八岁能咏诗成章，王维九岁知属辞，杨炯十一岁举神童，甘罗十三岁做丞相，白居易十六岁名扬天下……这些“国产”的神童，对于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才确确实实是挡不住的诱惑。人家能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早期教育的不同会导致同龄儿童智力发育的不平衡，而智力发育的不平衡必然需要因材施教。古往今来的所有教育理论中，因材施教总是人们经常可以听到的响亮口号，因为它的词义是那么美好、那么浅显，所以非常诱人而深入人心。

然而，如果没有早读和跳级作为优秀儿童的出路，那么因材施教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无非为齐头教学加上冠冕堂皇的好名称而已。而且，早期教育也往往变成多此一举，因为反正最后总是被印在现行体制所规定好的模子里。只有跳级才能真正实现因材施教的优越性，使优秀儿童有了奋斗目标和动力。跳级和早读既能为优秀儿童赢得宝贵的时间，又能增加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齐头教学最致命的缺点是忽略了儿童智力发育的不平衡性，刻板地用同一年龄限制并用同一速度去教育智力发育程度并不相同的孩子。不管是幼儿班阶段、小学阶段、初高中阶段，还是大学阶段所学的东西，对优秀孩子而言，也许只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学完，而且学得很好；而对于那些较差的孩子来说，可能在该阶段规定的全部时间内仍不能学得很好。如果硬是把他们限制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班级里，苦苦消磨宝贵的时间，对于优秀孩子来说是极大的时间浪费，对较差的孩子而言也是痛苦不堪的事。

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和个体的差异，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优秀个体从群体里分化出来，率先向高层次发展应该说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优秀的学生跳级正如差生留级一样，是一种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常现象。

在成绩较好的学生的个性发展上，或许有人会说做大量难题、搞发明创造和素质训练可以培养优秀学生的能力，提高素质。当然，我们无意否认这个事实。然而，由于这些都是在低水平上进行的，因而只是浪费时间，很少有质的提高，而且往往会挫伤孩子的锐气。因为有的东西在低水平基础上显得很繁复、很难解决，进入高层次之后就变得简单了，原先花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做的东西显得平淡无奇了。如果因材施教仅仅是用高难度的题目和所谓的发明创造、素质训练等等来消磨优秀生的宝贵时间，而没有引导他们向较高层次发展，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优秀生的智力优势无形之间就被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了。本来这种智力优势可以为他们赢得宝贵的时间，而这宝贵时间的取得又能为他们今后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中发挥优势。而这最后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

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因材施教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对不同的学生用不同速度进行教学。而且，为了使因材施教成为有意义的教学措施，当学生的学业水平达到下个学年的程度时，就应该按部就班地通过考试给予跳级，就像对多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给予留级一样有规可循。

早读实际上是幼儿班阶段的跳级，这是所有跳级中最值得提倡的一种跳级。孩子出生后由于早期教育的差异，三岁甚至两岁之后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智力发育不平衡。对于那些已经接受过良好早教的孩子来说，只要稍稍适应一下学校的集体生活，就能正常上小学读书。因此，对于优秀孩子来说，三年的幼儿班跳一两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四五岁就可以直接读小学。

千万别小看这一两年，小时候的一年等于以后的十年。孩子在这时候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大好处是还没有沾染上坏习惯，很容易教给他好习惯，这既有利于大脑的开发利用，又争取了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就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说，我们的四个孩子有过早读和跳级的经历，由于我们在孩子三岁之内的早期教育做得比较好，因此他们的智力发育得比较早。孩子们都没有进过幼儿班，只有老六蔡天西进过一天学前班，因学校嫌她年龄小不肯收而被迫退出。我们临时决定让她读小学，后来居然在小学里读得很好，还成了优秀生，九岁小学毕业时获得了瑞安市数学竞赛一等奖；小学毕业后又跳了一级，直接进城关三中读初二，初中阶段仍然是优秀生，读了两年之后考入了苏州中学中科大少年预备班。

跳级的具体操作取决于自学能力的培养，只有具备自学能力能够进行超前学习，才谈得上跳级。如果没有很强的自学能力，纯粹依靠老师的辅导进行跳级是不可取的。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就说明还不具备跳级的条件。

家长如果懂得多元智能理论，就不会要求孩子“样样通”，“样样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样样松”。家长应该发现孩子的长处，发展孩子的优势智能，同时兼顾其他方面的持续发展，使孩子拥有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格与智能。

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和个体的差异，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根据人才分布正态律，优秀儿童占百分之三，超常少年占千分之三，这是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说超常儿童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某些儿童来说，我们应该允许其拥有更快、更好发展的空间。

也许有人会用教育公平来否定早读和跳级，其实这是不科学的，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公平。首先，我上面说过：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和个体智能的差异，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优秀个体从群体里分化出来，率先向高层次发展，应该说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一定要把他们限制在固定的模式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压抑，反而是不公平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必然束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茁壮成长。为了达到教育公平，人们所做的更多的是把教育向平均看齐，是智力归庸的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归庸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今处在知识大爆炸时代，现代科学的知识量与牛顿时代（17、18世纪）相比，已经增长了无数倍，如果按那个时代的教育进度去读书，恐怕每个人都要到五十岁才能大学毕业。另外，对于一些将来要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型人才来说，即使按现在的进度到博士毕业也都快“三十功名尘与土”了，而现代科学家的实践表明，很多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都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做出的。

伽利略十七岁发现了钟摆原理。伽罗华十七岁至二十一岁时，在解决代数方程的根式解问题中发现了群论，为数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引起了数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对近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二十五位数学家之一。牛顿在二十三岁至二十五岁时创立了级数近似法、二项式定理、微积分，还开始研究引力理论，并把引力理论推广到月球的运行轨道上。海森堡二十四岁创立了量子力学，二十六岁首次提出并证明了举世闻名的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引起了物理学的伟大革命。维纳十九岁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集合论的论文，二十六岁提出了巴拿赫—维纳空间理论。

再如，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二十三岁时，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二十五岁时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二十六岁时与D. 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二十八岁时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后来还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和杨振宁一起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诸如此类青年英才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事例都证明，这些特殊的树木，需要特殊的环境才能成材，否则，他们可能还不如普通的树木长得高大健壮。同时也说明，科学英才出成果存在一个最佳年龄段，特别是数学、物理这些自然科学的尖端学科。要想培养特殊的科技人才，必须通过一切手段，使他们尽快地走进科学的前沿阵地。早教、早读、跳级和少年班就是让他们尽快走进科学前沿阵地的手段，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是跳级的，李政道跳过两次级，他甚至没有正式的中学和大学的毕业证书。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优秀的人才不早读、不跳级，让他们按部就班地一级级上去，照样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照样会有伟大的发现。当然，谁也不能判断未曾发生过的事情的结果，谁也无法使时间倒流、使历史重演，而且用归纳法永远不能得出科学的最后结论，因而永远封不住诡辩者的口，因为大器晚成的例子也确实存在。

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十五岁才上学读书，只用了十一年时间就读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后来在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理学权威人物。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传奇人物乔治·道森，因悲苦的童年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机会，直到九十八岁时，因美国社会扫盲运动，才走进学校，四年之后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索·苦德的一生》，同时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小学生和世界上最老的处女作作者。他的书就像泡泡糖和摇摆舞那样在美国流行。诸如此类迟学晚教而成才的例子也不少。

另外，也有很多早教、早慧最终未成大器，导致下场很可悲的例子：方仲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神童，曾得王安石赞赏，可后来因家庭未能给予适时的后继教育而沦为平庸者。韩国的金熔雄，八个月就开始正式读书，四岁入大学，智商高达二百，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后来却销声匿迹，未能成才。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说明人类的大脑具有无比的多样性和个体特异性，我们不能从个案而概论全体，科学的育才理论就在于如何从个案的经验中总结出最佳的成才之路。因此，我更加坚信，孩子成长所需的条件是不同的，家长需要为孩子提供与众不同的营养。

不管是“晚学成才”还是“神童长大未必神”，都不能否定早教、早读对孩子成才的极端重要性。相反，正是对人类大脑具有无比多样性的认识，才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早教、早读重要性的信仰。因为，没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六岁或者七岁正好是所有孩子共同的开始教育的天定时间，更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被限制在统一的模子里按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模式去教育。所以，从理论上讲，最佳的成才之路是根据孩子的个体特点，用最佳的方法在最佳的时间开始进行早教、早读，并且当优秀的孩子有能力进行跳级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进行跳级，为他们的智力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总是以光辉的先例作为自己追求的榜样，而不应该去等待侥幸而来的“晚成”。因为人生过程中有很多变数，每一个小小的变数都可以影响一生的成才。伽罗华二十一岁就死于决斗，如果他没有在去世前创立群论，那么他的才华也会被他带到坟墓里，对于人类的数学事业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从古至今世界二十五位大数学家中也就不会有他的英名。如果不是布伦兹威克早期发现了高斯并加以栽培，那么高斯很可能一辈子只是跟着做砖匠的父亲学做砖，而不可能对世界数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数学王子”的桂冠也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

对于那些错过了早期教育的人，我们当然可以用“大器晚成”来安慰，我在新浪网上做客的时候曾经风趣地说过：每个人有每个人智力开发的时间，比如大部分的花都是在春天开放的，但是梅花就是在寒冬里开放，也不一定是晚开的花就不美不香，梅花也很美很香。

不过即使那些人大器晚成，也是他们毕生顽强追求的结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成功，而且他们的人生之路往往更坎坷。另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年轻的时候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机遇，或许他们就能成就更加伟大的事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真正公平的教育必须让每个优秀的孩子能充分发挥才华，该早读的让他早读，该跳级的让他跳级。也允许成绩不合格的学生有进步的机会，该迟读的就迟读，该留级的就留级。一般的学生就按一般的计划进度进行教育。既允许有十几岁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允许有四五十岁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既是最公平的教育，也是最自然、最科学的教育。

我的家庭有五个孩子把“少年班”当作自己童年的梦去追求。一个把父亲当作事业的人，绝不是跟潮流，之所以鼓励孩子考少年班，走精英成才之路，是因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我们的一种励志策略，为孩子编织一个童年的梦，让他们在追梦的过程中快乐地学习。因为少年班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有了这个很具体的目标，他们的自学和超前学习就有了动力、有了兴趣，这对他们的成长、成才很有利。

其次，早教、早读、跳级本来就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贯模式，就算没有少年班，论年龄，我们的孩子也是少年大学生，少年班这个新生事物正好出现在孩子快要读大学的那个年代，对我来说确实是上天赐福，有了少年班，我们孩子的成才之路就有了更完整的模式：

早教+早读+跳级+少年班=精英成才之路

一个和谐社会就应该让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发展机会，接受不同模式的教育，教育必须是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要为孩子们创造合适的土壤，家长应该努力为孩子创造合适的温度与阳光，保障孩子健康成长。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有与之相应的伟大的教育体制，让各种不同模式的教育百花齐放，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教育，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