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国家队”的困惑(2)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曾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马晓华采访时表示，从给国家的贡献角度看，10年前国企发展不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国企经过改造已经在给国家创造财富，在给国家交税，带动国家GDP的增长。从所有制来说，大部分国企都上市了，因此都属于“公众型公司”，应该将国企放到资本市场这个框架下来看其自身能否做得好的问题。从企业界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都要看这个企业自身是否提供了好产品，是否有竞争力，是否给社会做出创新性的引领。

在宁高宁看来，中国人目前对争论所谓企业身份的重视远远高过对企业自身质量的重视，没有人会讲中国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新产品，有没有研发、组织架构、核心技术能力等优势。

其实，“现在国有企业一直在缩小其比例，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无疑，宁高宁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喊出了央企的“心声”。

而中粮集团的前任董事长——一向快言快语的周明臣，尤其为国企抱不平。他说：“在中国干企业不容易，国企尤其不容易。让我非常钦佩的杰克·韦尔奇先生到国企来试试，他也不一定干得了。中国国有企业家有本难念的经。”

换个角度，从总体情况上看，从国资委成立的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间，央企数量从196家减少到116家，央企利润从3000亿增加到1.3万亿，翻了4倍多，45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前10名占据3席。中国企业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与国际跨国公司同台竞技。

而另一面，中国本土的民族企业与品牌的不断“倒下”也需要央企“暂时”撑起来。

联合利华收购“中华牙膏”，欧莱雅收购“小护士”，强生收购“大宝”，SEB（赛博集团）收购上海“红星”和浙江“苏泊尔”，吉列收购“南孚”，柯达收购“乐凯”……如今，站在超市日用品专柜前环顾一圈，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品牌了。

上述的现实远非残酷。在国内，占据本土优势的中国企业也并没有在与跨国巨头的竞争中领先多少，从连锁零售领域的沃尔玛、家乐福，到日用化妆品领域的宝洁、联合利华，再到电脑领域的微软，乃至汽车、饮料、种子、精细化工等领域，某种程度上，外资在中国市场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甚至已经处于垄断的地位。同时，众所周知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的主权不仅体现在领土、领海、领空上的管辖与治理权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自主决策权上。我们且看几个事例。

军事。1937年7月，八年抗战正式拉开大幕时，中国空军仅有战斗机305架，3个月后仅剩下81架。因为中国造不出飞机，依赖进口，损失的飞机很难及时得到补充。这意味着日军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随心所欲狂轰滥炸。飞机制造受制于人给中国带来切肤之痛。

矿产。1999年时，上海财富论坛，主持人提问日本三井物产前社长：很多公司没有冠以三井的名字，但它们可能也是三井的成员或下属企业，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中国也存在？这位前社长回答说：在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是宝钢。因为三井财团已经与中国钢铁相关的各个行业进行了合资合作，几乎涉及全产业链，成功将宝钢等中国钢铁产业领军企业纳入其“势力范围”。从最开始的铁矿石涨价，到后来的海运费上升，再到未来的钢铁物流，中国企业在承受成本的同时，三井财团却在享受着一道道“美味大餐”。如，中国企业在每年的铁矿石谈判中都处处被动，而日本则投资了主要铁矿石产地的大量企业。因此当2005年铁矿石涨价71.5%时，中国企业只能无力地反抗，日本企业却在“偷笑”。2005年，《铁矿石谈判中国钢企再遭日本暗算》一文的作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点。①

粮食。郎咸平的《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将这一严峻形势摆到了国人眼前。2004年，通过国际金融炒家的炒作，中国发生了“大豆危机”，国内70%的大豆企业倒闭。这些倒闭的企业很快就被世界“四大粮商”②收购，而中国的大豆市场也开始受制于这几大公司。也正因如此，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的徐小青才说：经过整合，现在整个大豆行业几乎已经被四大粮商控制了。中储粮的定位不是为了赢利，国家不可能让它和外资合作，因此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有企业，如果连它都被外资收购，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堡垒。

数码产品。2009年11月18日，北京嘉里中心，拉过板车、卖过电脑机箱的华旗资讯董事长冯军站在一个论坛的讲桌前，一脸严肃，他用颇具悲凉的语气描述了“爱国者”在行业内拼搏的切身体会：中国数码相机产业和摄像机产业就剩我们一家孤军奋战。9个日本品牌基本上类似于日本的国企，获得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全力支持，包括索尼、佳能、奥林巴斯、尼康、富士等。面对9个比我们大得多的企业，全球现在敢跟他们竞争的只有两个企业，一个是韩国的三星，一个是中国的爱国者。三星、LG两家公司，在1998年、1999年联手进入中国，在中国“屠杀”了大概200多个国有企业。数码产业现在巴不得有国企进来。国企应该进来了，大家一起打群架，我们有可能活着，否则确实不好打。大的核心研发只能靠国企这样的“航空母舰”来做，我们“小飞机”搭载“航空母舰”就可以远征到全世界，扩大外销，提高质量、解决就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国企能进到数码相机、数码影像产业，“爱国者”以及很多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都能得到很多的发展机会，我们盼望着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国进民进”。

其实早在2003年，一本《中国产业地图》的图书已经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关注和讨论，书中说，中国每个已开放行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手机电脑行业、流通行业、汽车行业、轮胎橡胶行业，等等。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似乎改观不大。

10多年来，我国的很多行业都处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尤其是众多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只有国企所在的一些领域（如石油、电信、电力等垄断性行业），依靠着国家政策或其他的资源、地理等优势得以保留国企的影响力。即国企在石油、电力、电信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发挥的保障作用无可替代。这也是它们重要的使命之一。

这些领域一定程度已经给予中国警示。

所以，李荣融才说：“现在大好形势来之不易，我们要备加珍惜，首先自己不能乱。国企也有腐败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的解散国企，这是杀鸡取卵，自废武功。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关系。”

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进攻”，迎战的大多数还是被人们不断诟病的央企。以占据海外并购交易总额74%的能源、矿业与公用事业领域为例，在2010年上半年中国十大矿业海外并购交易中，国有企业占据6席，另外4席为香港公司占据。2010年上半年中国五大油气业海外并购交易，全部由国有企业主导完成。面对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提前突破55%的高值，国家正在鼓励央企“走出去”，到海外并购资源，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2009年，国有企业交易金额占当年总并购交易额的80%左右。③德勤将之称为“崛起的曙光”，这从一个中立的角度证明，央企并非是只会“窝里横”的群体，在海外也同样是“雄鸡”——否则，别人就会进到中国的“窝”里来横。

再看被热议的“国进民退”，站在国企一边抗议的不在少数，另外一些数据也在佐证着“国退民进”。

如今国企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情况是，从1998年到2010年，我国国有企业在总数量中的占比从39%下降到了4.47%，资产总额从68.8%下降到了41.78%，主营业务收入从52%下降到了27.8%，利润总额从36%下降到了27.8%，从业人数从占全国的60.5%下降到了19.2%，从2006年开始，我国的非国有资产的总额已经过半。这些数据似乎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在石油、电信、电力等准垄断行业，改革不断进行，垄断的情况也在逐步好转。我们应当将其称之为“国进民进”，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

央企也是企业，存在种种问题，好在各方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期有所改进。央企需要改善管理，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民企们在管理、技术及人才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央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民企的优势在于灵活、反应快，这点可以弥补央企的不足，而多数民营企业在跟央企合作时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央企与民企的互补更有利于二者的合作，是一种共赢的关系，并非排斥。

德国一个颇有经济改革经验的前总理说④，中国国有企业涉及上百万亿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革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未必有利于竞争，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他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主导三峡工程的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由于资本回报率过低，它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由私有公司逐利和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天生属性决定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⑤当中国人口红利逐渐褪去，国企的巨大作用就会愈加显现。

当众多欧美国家羡慕中国在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行动力之时，我们却想逐渐削减这些东西。难道这也是座“围城”，双方都只看到了对方好的一面？我们不禁和央企老板们一同思考：我们怎么了？

走偏的路——症结何在

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

——朱镕基⑥

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

无论是发牢骚的，还是被发牢骚的，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微妙的历史事实：10多年前，当国家狠下血本救国企于濒死时高举的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大旗。对于哪里进、哪里退，当时的解释很统一：退出竞争性行业，逐步打破非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形势。

转眼审视今日之国企，无论竞争性行业还是非竞争性行业，都充斥着国企的身影。国企的改革已经背离了10多年前的初衷，为做大而做大。

蓦然回首，发现的是一条走偏的路！

2010年3月16日，当年的“两会”于前一天结束，高房价在“两会”中遭到了各界人士讨伐。就在这天，三家企业不避风头，齐聚北京，争做“地王”。令人诧异的是，三家“地王”均是清一色的央企。其中有一家兵工集团，还有一家烟草集团，显然房地产并非这两家央企的主业，可它们却也跑来凑热闹。一位参与竞标的民营地产商在竞拍会后颇受打击，称和央企同台竞标是“花钱买丢人”，明知争不过还参加。对日益攀升的高房价，央企被认为“功不可没”，七成央企已经涉足房地产业。一时间央企成了高房价的助推者，被各界争相讨伐。迫于舆论压力，国资委不得不出令，让房地产非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然而2012年年末，78家央企中依旧有不少未“退房”，直到房价调控趋紧，政府从信贷等方面制约央企，逼其从房产领域撤出，才略微显效。房价走高时却未有此举措，不免让人非议。而央企的所作所为也不得民心，房地产的利润高就纷纷涌向房地产行业拿地、“称王”，央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责任和使命何在？如此这般逐利，央企和民企有何区别？

民间的种种批评使央企领导们愈加困惑，央企领导不禁问：“我们怎么了？”为什么受到如此多的批评？1998年亏得最多的时候，企业停产，职工下岗，贷款拖欠，我们被骂。但从2004年到2006年，国有资产每年增长1.3万亿，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2007年年底，153家央企的利润接近1万亿元，可面对央企利润大幅膨胀的成绩，舆论却少有夸赞，因为从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考量，央企的业绩并非那么突出，且“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批驳之声充斥坊间。双方各有角度，也各有道理。

李荣融和国企高管们想不通：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国企好与不好都在被骂，原因在哪里？

几年前，一篇名为《央企为什么这样红》的文章中肯地写道：央企大胆地追求利润，同时股东也要求回报，而央企的股东是谁？民众。另外，只要市场主体不能自由参与竞争，“增长势头压不住”的央企利润就不值得炫耀和骄傲。

其实，此文作者正是回归到了10多年前国企改革的主题：退出竞争性行业，打破垄断行业，勇担责任才是正道。

目前的情况是，央企在“高速公路”上开足马力纵横驰骋，民众却在抱怨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房价、电价、网费、油价等都在不断地涨。如此现实，怎能叫民众不心寒？

①此段部分内容参考白益民著，《三井帝国在行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②参见郎咸平著，《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东方出版社，2010年。“四大粮商”是指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集团组建益海嘉里，拥有“金龙鱼”品牌）、邦吉公司（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和油籽供应商）、嘉吉、路易达孚。我们炒蛋的油将由华尔街来定价。

③数据来源：德勤2010年度报告《崛起的曙光：中国海外并购新篇章》。

④《德国前总理：国有企业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参考消息》2012年4月13日。他指出今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后，人们将会看到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

⑤吴强：《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红旗文稿》2011年15期。

⑥摘自1993年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