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信息化绩效水平计量分析与评价

综上，我们将各地区农村经济信息化绩效、农村社会信息化绩效的指数值依照不同权重聚合归纳为“我国各地区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即我国各地区农村信息化绩效综合水平现状。详见表5-8、图5-6、图5-7。

表5-8 我国各地区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

图5-6 我国各省域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值排序

图5-7 我国各地区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值示意

由表5-8、图5-6可知，目前我国各省域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水平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值差距为个249.95个百分点，省域间的差距显著。若将目前我国省域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具体聚类情况如下。

（1）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高水平（指数值在120以上）省域：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山东7省市。

（2）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较高水平（指数值在85～120之间）省域：福建、辽宁、黑龙江、吉林、湖北、河北、河南、重庆、四川、海南、内蒙古11个省市区。

（3）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0～85之间）省域：新疆、安徽、山西、宁夏、湖南、江西、陕西7省区。

（4）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指数低水平（指数值在70以下）省域：甘肃、广西、云南、贵州、青海、西藏6省区。

上聚类情况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高水平的省域，全部来自东部地区。东北地区3省均为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较高水平的省域，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湖北、河南跻身于较高水平行列。在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低水平省域则全部来自于西部地区。反映出现阶段西部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间的差距较为突出。

分析表5-8、图5-7可知，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综合绩效水平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80.7、41.29、21.16个百分点。

若分别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信息化绩效中的14项具体指标、农村社会信息化绩效中的13项具体指标的指数值与全国平均水平加以比较，则可更深入地分析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信息化绩效的关键性要素。详见图5-8、图5-9。

图5-8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信息化绩效各项目指数值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图5-9 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信息化绩效各项目指数值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由图5-8可知，在农村经济信息化绩效测评体系的14项指标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2项，即“‘公司加农户’生产方式的村比重”——其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47个百分点，“每百万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及龙头企业数”——其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5个百分点。有12项指标的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最大的项目是“农业科技成果转换率”——其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4.27个百分点，此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指数”、“农业信息产业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亦十分突出——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57.17、56.66个百分点。说明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在农村经济在生产方式及组织形式方面，整体上并不处于全国落后位次，“公司加农户”及“现代农业龙头企业”所占比重相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在农业信息技术应用以及农业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则明显处于全国落后位次，即在信息化与农村经济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的有机融合方面，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颇大。

由图5-9可知，在农村社会信息化绩效测评体系的13项指标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2项，即“举办过农业技术讲座的村比重”——其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52个百分点，“有图书室（文化站）的乡镇比重”——其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21个百分点。有11项指标的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最大的项目是“农村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其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8.73个百分点，此外，在“农村劳动力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比重”、“农村信息人才指数”等项目上，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也颇为突出——其指数值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4.52、59.74个百分点。反映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在农业技术培训及乡镇图书室（文化站）建设方面，整体上并不比其他地区差，但在现代信息装备的普及、农村信息化主体水平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间仍有明显差距。

至此，我们认为，目前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信息化绩效的关键要素是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普及程度不高，制约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信息化绩效的关键要素是现代信息装备的普及率过低和信息化主体队伍水平相对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