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得四时之真气，造化之妙理——四时的历史文化基础与现实人心诠解

全宋词中大量构设四时意象，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与时代人心对四时感应的现实需求。

中国古人从应物需求出发，对“时”的运行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特有的四时观念。早在“卜辞”中就出现了春秋之称，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春夏秋冬四时之说。自此以后，四时既是天文历法、农事的重要依据，又与宗教、道德、哲学、行政、军事等生活的多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彼时文化中枢之一。《吕氏春秋·当赏》认为：“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说的是四时是人们认识自然、从事生产活动的指南，具有纲领性的品质。这里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发展的时序，不能错过“时”的有效期，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生产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而人类对“时”的主动、准确把握，使人告别了被动顺应时序的低级阶段，是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篇》第二十五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说的是四时为人类一切行动的终极指示，四时是天地为孕育人类垂示出来的时象，人类只有按照这个“时象”行动，才能得到应得的收获；同时，强调了遵守四时的重要性。《淮南子》专设《时则训》一章。“时则训”顾名思义，是引导人类按照时间顺序活动的训导词，从孟春讲到季冬，完整地规定了人的一切生产、生活、养生、行政、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准则。最为突出的思想就是不能“违时”，将此总结为：“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还认为人类的一切制度都要符合天地四时的运行秩序：“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绳者，所以绳万物也；准者，所以准万物也；规者，所以员万物也；衡者，所以平万物也；权者，所以权万物也。”说明四时是与天地一起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纲纪，具有无比重要的管理哲学、管理法学、管理政治学、管理军事学等多重重要意义。《周礼》将官职分为六部，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成为古代社会多少年来奉行的官制准则，颇似一部官制的根本大法，这说明四时又是构成为官职分的管理学基准。基于四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吕氏春秋》演化出了“天人感应”、“四时感应”等模式：春主生，故《孟春》、《仲春》、《季春》三纪讲人之生，论知任人之术，因身而及于心；夏主长，故《孟夏》论及音乐教化；秋主收及成，与刑杀有关，故《孟秋》、《仲秋》、《季秋》三纪均论兵；冬主藏，藏者葬也，《孟冬》论丧葬，《仲冬》、《季冬》言藏智与蓄德。四时各有所行，不可乖违，否则政运不通。《管子》中的《四时》与《淮南子》中的《时则训》体现的精神基本相同，即不能违背时序。《管子·四时》如此云：“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春行冬政则雕（凋），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冬行春政则泻，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管子》在前，《淮南子》在后，后者明显是受前者影响的结果。两者相比，《淮南子·时则训》将“四时各有所行，不可乖违，否则政运不通”的道理讲得更为透彻、全面，表明国人随着智慧的增长，对“时”的认识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说明：《淮南子》有关论“时”的话，各种版本表述稍异，标点也不一样。如有的版本如下：“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肃。夏行春令风，行秋令芜，行冬令格。秋行夏令华，行春令荣，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雾。”）《黄帝内经·素问》除了强调“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外，还将四时与人的起居、修养、调护身心、运气吐纳结合起来：“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司马谈以史学家眼光关注阴阳四时的重要性，认为“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一切都基奠于“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天地之大经也”，“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在《周易》、《管子》、《吕氏春秋》、《礼记》、《春秋繁露》、《淮南子》等重要著作中均占有突出地位，被后人广泛继承，构成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哲学思想的主要生命机体。

随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等一系列四时生命主题的深入阐发，古人将四方、八卦、十二律、四德、天干地支、五行、五声、四肢等与四时叠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古代独领世界风骚的四时文化圈，其中饱含着国人从刚刚睁开眼睛就将生命视为如同上帝一样重要的天地大美意识。这种意识在长期的滚合过程中，带来了极大的文化收获与物质收获，并汇入人们的血液之中，成为不用呼唤就知道的集体无意识。

扬雄摹《易》作《太玄》，认为：“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东方也，春也，质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戴也。酋，西方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将四时与四方相配合道理促使万物生成与成长变化的道理作了进一步诠解，在原始而朴素的四时合四方理论基础上又添入了新的辩证释义。程颐、朱熹将儒家反复高扬的易之“四德”即元、亨、利贞与四时并释，程颐于《周易程氏传》卷上云：“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即言元亨利贞与春夏秋冬完全对应，用物的生长过程解释“四德”的实在意义。朱熹于《朱子语类》卷六十八云：“梅蕊出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是对程颐之说的进一步阐发，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四时还将十二吕律统一纳入自身体系当中，而且时起尚早，这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均可见到成说：孟春律属太族，仲春属夹钟，季春属姑洗，孟夏属仲吕，仲夏属蕤宾，季夏属林钟，孟秋属夷则，仲秋属南吕，季秋属无射，孟冬属应钟，仲冬属黄钟，季冬属大吕。四时与八卦的关系是生与被生的关系，后者由前者生出。这种思想在《周易》中可以见到，《周易·系辞下传》说“四象生八卦”，虞翻云“四象乃四时也”，张载亦谓四象即“四时之象”。邵雍据此制出后天八卦方位图，演示出震东为春，兑西为秋，离南为夏，坎北为冬模式，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天干地支分属四时五行，早见于《礼记·月令》，其排列为：甲乙属春三月，丙丁属夏三月，戊己属土而居中央，庚辛属秋三月，壬癸属冬三月；甲乙为木，丙丁为火，庚辛为金，壬癸为水，戊己为土；寅卯为木，已午为火，申酉为金，亥子为水。后来许慎《说文解字》、《汉书·律历志》等书又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阐释，给予了发扬光大，影响更为深远。

四时与五声的生命联系也颇为密切，班固《汉书·律历志》第一上认为，宫为四声之纲，“居中央，畅四方”，宫居中央，统摄其余四声，意味着中央之宫如五行之土，有“施生”的传播生命价值意义，其余四声则在接受宫声的“施生”信息之后，于各自的固定方位行四时之效。依古人成说其顺序可见：角属东，属春，徴属南，属夏，商属西，属秋，羽属北，属冬。宋人张炎作“五音相生”说时，完全按照班固之论且有所增益，径言：“宫属土，君之象，为信，徴所生。商属金，臣之象，为义，宫所生。角属木，民之象，为仁，羽所生。徴属火，事之象，为礼，角所生。羽属水，物之象，为智，商所生”，把五声与五行、五德、五象、四时统一在同一生命整体之中，是对历代五声与四时相结合理论的系统总结。

四时与人体也有对应关系，表现为人体可与天的垂象一一比附。中国古人在研究天或自然与人的关系时，认为人与天是对等的，双方有着永恒的相合之处，经过比附，他们认为，人身大骨节有十二个，附十二个月，小骨节366个，附一年天数，人有五脏，附五行，人有四肢，附四时，乍醒乍睡，附昼夜，四时可应四情（喜怒哀乐），将四时的生命节律与人的心理表现沟通为：“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上述四肢附四时，四时应四情等，均为董仲舒的观点，见《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第五十六》）。《黄帝内经》、《史记》中都有与董仲舒有关四时应人之心性律动的相似见解。

四时生命文化圈发展到宋代遇上了新的激进点，那就是诸多理学家、儒者对古代整体文化思想的大力研究与播扬。宋代理学的昌明，为彼时社会又新添一道亮色，有人称：“宋词、宋文、宋画、宋代文玩以及宋代理学构成了一个精制辽阔而又森严的贵族世界。”宋代理学以其雄阔的襟怀，包容了礼制秩序重建、“内圣”经世路线、理想人格建树等诸多内容，有机地融化并吸取了释、道、儒的有用成分，铸成了别具风貌的思想晶体，使传统文化得以拯救。宋代理学家中，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象山无不在周行典籍、穷尽“道”、“理”时密切注重“生意”的把握。程门高足谢良佐在《上蔡语录》中用“桃仁”、“杏仁”释“仁”之“生意”，曾云：“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张载在《横渠易说》中说：“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周敦颐于《通书·顺化》中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程颖川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中留有“生之性便是仁”之名言。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倾注较大精力阐释仁与生为一体之理，他认为：“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意思”，“生底意思是仁”。朱熹以仁义礼智配春夏秋冬，仁为春，礼为夏，义为秋，智为冬。仁主春，春风和暖，万物化生，因此春主生，也即是仁主生。朱熹还认为，仁为四德本源，春为四时起点，仁与春有着本同的必然联系，他这样说：“仁字须兼以义理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源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仁为人心小宇宙之道德之首，春为自然大宇宙之道德之始，“天人合一”，“万物同体”，“民吾同胞，物吾与焉”，于是“仁即天心”，与春为天之生德就成了人与自然共同拥有的本体境界。周敦颐取法道家、道教，融会《易传》精神，作出“周子太极图”，与“先天太极图”、“来氏太极图”一样，均突出生命本源的圆融特征。“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朱熹承周敦颐《太极图说》把老子的“无极”同《易传》的“太极”糅合起来，重新提出了“太极而无极”的生命缘起命题，为理学的生命起源说又敲下了关键一锤。在太极理论的步步涌进流程中，周敦颐之功不可没。邵雍被有些人推崇为“中国人中最讲究人生艺术”的人，他“不要做一圣人，做贤人，亦不讲什么道德”，要求只要“活得安乐，做一安人”，在现实生活中却竭尽心力传播“先天八卦方位图”和“后天八卦方位图”，还有“方圆内外合一图”流传于世，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圣人”或“贤人”。他的言行在宋代影响很大，无论谈观物生意，还是体会造化，无不带上“观止”、“忘机”、“照物”、“看时”精神，其《盆池吟》是为典型：“帘外青草，轩前黄陂。壶中月落，鉴里云飞。既有荷芰，岂无芰茨。既有蝌蚪，岂无蛟螭。可以观止，可以忘机，可以照物，可以看时。”这种对“生意”、“时物”的挚爱，成了理学家习惯性生活行为，对社会的辐射面很大。

下面将诠释宋人对传统四时文化认同的现实人心，这个诠释是通过考察宋人在实际生活中关心注意具有四时意义的风俗来实现的。宋代的时代思想及理学能够力排众势，占领统治地位，与其重生、重时、重物、重人的综合思想服务精神息息相关。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宋人的精神世界中含有明显的四时意识，体现在生活中，则是对春秋二时的偏重。在宋人一年生活中，为人倾心的节日主要分布在春秋两季。常在宋词中提到的大节日约有：春节、人日、元宵节、立春、春社、踏青节、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佛生日、端午节、七夕节、秋社、中秋节、重阳节。而实际生活中的节日更多一些，依月份排列可有：一月有元旦（一日），人日（七日），立春日，元宵（上元、灯节、十五日）；二月有中和节（一日），花朝节（各地时间不同，或二日，或十二日，或十五日）；三月有上巳节（三日），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寒食第三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谷雨日；四月有佛生日（佛诞日，浴佛节），立夏日；五月有女儿节（初一至端午日），端午节（端阳、重五、重午、午节、蒲节、浴兰节、解粽节、天中节、地腊节）；六月有崔府君诞辰日（六日），观莲节（荷花生日，二十四日）；七月有七夕节（乞巧节，女儿节，少女节，女节），中元节（十五日）；八月有中秋节（月夕，十五日）；九月有重阳节（重九、上九、素节、登高节、茱萸节）；十月有立冬日，下元节（十五日）；十一月有冬至日；十二月有腊八节（腊日、八日），祭灶节（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除夕（除夜、岁夕、年夜、三十日）。上述节日同样主要集中在春秋两季，这与我国古人“顺时惜命”的春祈秋报思想密切相关。吴自牧对这种精神意识有过说明，他在《梦粱录·八月》中曾云：“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祭社稷于坛，盖春祈而秋报也。”宋代人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正是按照“春事兴，故祭之以祈农祥”以顺应四时运行法则，遵行“天地之大经”、“莫错用时”行事准则的具体表现。“春为生命开始”的思想引来了中国古人对春天极为重视之行为，除了在春天安排节日以庆祝春天的“生意”外，宋人探春、踏青、闹春、赏春之习也盛。柳永写清明节游春踏青盛况即是明证：“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高堂一枕春酲。”（《木兰花慢》）柳永词客观描写了卞都士人清明游乐的情景，是宋人注重春天高扬生命的实质性行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写京师人于清明游春盛况是，禁中车马“金装绀幌，锦额珠帘”，民间轿子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季遮映。都城人出郊后，“往往就芳树之下或苑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与柳永词中所写情景如出一辙。杭州人于清明时出游之盛亦不减汴京，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写杭州市民于此日：“寻芳讨胜，极意纵游……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翘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声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比之汴京似有过之而不及也。宋人游春踏青不固定于一时，上元放灯前后数日纵赏灯景，收灯毕，市人便争先出城探春，宋祁所写“东城渐觉春光好，觳皱波纹迎客棹”（《木兰花》）与苏轼所写“千骑试春游”（《南乡子·宿州上元》）即是实兆。周密《武林旧事·西湖游幸》卷三则用散文方式记载了收灯后的“探春”景至：“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迭鼓，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吹箫鼓之声，震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若游之次第，则先南而后北，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其外几无一舟可矣。弁阳老人有词云：‘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盖纪实也。”周密还用词写下了同样的盛况，二者可以完全互证。词牌《曲游春》“禁烟东风外”，且有小序，交代了词作的创作背景，限于篇幅，此处不录。

宋人“庆春”之习特盛，表现在对立春日的高度重视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卷六云：立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岁时风土记》云：“立春之日，士大夫之家，剪裁为小幡，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曰：“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及“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蝶恋花·戊申元日立春》），均与以上所写密合无垠。古人在立春日的庆春宴中，做春盘，上春酒，成为习俗，陆游有《木兰花·立春日作》词云：“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帆判醉倒。”还“以芦菔芹芽为菜盘相赠”。春饼生菜上盘，号“春盘”。苏轼词云：“雪沫浮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纱·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陈迩冬注曰：“东晋时立春日以萝卜、芹菜置盘中送人，表示贺春，叫春盘。”还有其他说法。不论如何解释“春盘”，人们对其有共同喜好是无疑的。史浩写“戴昌言家姬供春盘”词与陆游、苏轼带有同样情感：“报道东皇初弭节，芳思满凌晨。争看钗头彩胜新，金字写宜春。四坐行盘堆白玉，纤手自和匀。恰似蟾宫妙丽人，将月出浮云。”（《武陵春》）《武林旧事》卷三云：“春前一日，后苑办造春盘，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工巧，每盘值万钱。”姜白石词写以“金盘簇燕”（《一萼红》），与史浩所写为同调。宋时于立春日保留着制作剪彩树以增添节日气氛的风习，王沂孙《绮罗香·红叶》所咏“玉杵余丹，金刀剩彩，重染吴江孤树”之“金刀剩彩”即指此。皇宫中在立春日命大臣撰写帝、后妃等所住殿阁的宜春帖子词，士大夫之间则有自己亲手书写者，字用金泥写成，具有富丽堂皇之气，被称为金泥小帖。“小帖金泥。不知春在谁家”（王沂孙《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以及“金字写宜春”（史浩《武陵春》）、“桃花髻暖双飞燕，金字巧宜春”（毛滂《武陵春》）、“宜春帖子，清夜写金銮”（史浩《满庭芳》）均是此种风习的实记。立春日还有绘春牛、缠春杖、戴春燕、为春鸡之习，体现出时人遵循五行原则行事的集体无意识。《提要录》记春牛之制为“以太岁所属彩绘颜色，干神绘头，支神绘身，纳音绘尾足。如太岁甲子，甲属木，东方青色，则牛头青。子属水，北方黑色，则牛身黑。纳音属金，西方白色，尾足俱白，太岁庚午，则白头赤身黄足尾。他并以是推之，田家以此占水旱云。谑词云：‘捏个牛儿，体态按年龄。旋拖五彩，鼓乐相迎。红裙捧拥，表一个胜春节届’”。《岁时杂记》记缠春杖用五彩丝缠之，官吏人各二条，以鞭春牛。还引苏轼词“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作为佐证。《武林旧事》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荆楚岁时记》记戴春燕引王沂孙、欧阳修、曹松等人词与诗很具文彩与真实性。《皇朝岁时杂记》云：“立春日，京师人皆以羽毛杂缯为春鸡、春燕。又卖春花、春柳。”并引万俟公《立春》词云：“寒甚正前三五日，风将腊雪侵寅，彩鸡缕燕已惊春。玉梅飞上苑，金柳动天津。”又《春词》云：“晓月楼头未雪尽，乍破腊、风传春信。彩鸡缕燕，朱幡玉胜，并归钗鬓。”仲殊《元日》词云“椒觞献寿瑶觞满，彩幡儿轻轻剪”，又云“柏觞潋滟银幡小”，说的是春日作春幡以迎春之习。《皇朝岁时杂记》云：“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戴之。或贴于门楣。”这又与欧阳炯“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清平乐》）一脉相承。宋代还形成了时间跨度较大的“大春节”概念，将腊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统辖于“大春节”之中。在此期间，人们要举行大傩仪，以防止妖精、鬼魅对人的侵害，门神也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祭灶日辰在宋代固定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被称为交年节或小除，这期间的主要活动是用大量的食品祭祀灶神，周密《武林旧事》曾记下了杭州人祭灶神之盛况：入腊以来，“馈岁盘合，酒担羊腔，充斥道路”，这种馈赠要持续一段时间方才停止。宋代更有“守冬（指冬至）爷长命，守岁娘长命”的谚语。除夕之夜，家家灯火通明，庭前有各种材料燃起的长明火，午夜则爆竹声不断，有的还敲锣打鼓，彻夜不停。“大春节”中，元宵节最受宋人重视。据记载，宋代皇帝是最热衷于灯节活动的统治者，自赵匡胤以下几个皇帝都曾亲自主持观灯仪式，此期间，城市中灯节持续时间由三夜增加至五夜。灯节的准备活动在冬至前后就已开始，开封府搭起大棚，棚内彩山上画有神仙故事和市井人物。彩山旁供起文殊、普贤菩萨像，其像甚大，一手指可指向直通彩山顶部。人们把水用辘轳绞上山，然后顺手指流下。山棚门柱上用草把绑成游龙形状，上面密插灯盏，甚是壮观。十五日当天，各种社火队伍纷纷出动。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表演的节目有乔亲事、乔迎酒、仕女、杵歌、诸国朝等。皇帝在十六日夜亲临宣德楼，或处决或赦免罪人，以宣扬自己的威德。同时，各寺院挤满了烧香礼忏的人。由于灯与丁音近，因此很早就有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岁时广记》引《本草》称，宋人普遍认为，拥有元宵节之灯盏可使人生子，若夫妇一起从别人家偷来一灯，放置床下，可当月怀孕。宋人还有扶乩、走百病、走三桥之习，这之中的部分活动与祈求生育、男欢女爱、企盼吉祥有关。由上可知，“大春节”的基本思想与顺时保生的四时生命意识未离一谱。就连清明扫墓，寒食插柳与改火，上巳修禊无不都是借着自然界“春生”的运动节律以促动和延缓有限的生命。

相对于春季的节日，秋季的节日既少且规模又小，但七夕的“化生”与“摩睺罗”主题，中秋节企盼团圆的圆融生命意识涵化，重阳节登高佩戴茱萸饮菊花酒以避灾难求得长寿的美好愿望，均与春季节日的脉律是相同的。

“宋代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与赵宋之世’。”毫无疑问，传统“四时”文化对宋人重视各种节日的文化意蕴的影响是不用强辩的话题。传统与生活习尚对词体创作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如一些实录人们在节日期间各种活动的作品。作品当中寄寓词人珍惜时光的情怀，则是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