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问题：文化模仿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华夏民族的生活范式，牵系着民族的情感，体味着民族的风俗、伦理，构筑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多彩生活。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随着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强势入侵，在打破“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开始走入一个极端痛苦的文化发展图景中。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一直未能摆脱强势的西方体育的示范性和主导性的牵引，走进了一个文化模仿的时代。因此，使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渐渐地失去了在大体育中文化个性的存在，失去了原本处于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文化存在。所以，当我们发现今天效仿西方体育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已经开始丧失了民族体育文化的民族性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西体育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正视存在的现状，反思存在问题的诱因，回眸民族传统体育西化的历程，这无疑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在一个追求文化多元化未来世界发展中的重新崛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冲突的诱因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长期以来由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我们在研究和实施过程中，常常按照不同地域、不同特性，将体育分为“西方体育”、“东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等。也正是这种分类的出现，必然产生出不同的体育文化类型，这本是符合文化学意义上的分类方法。同时，这种分类的方法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范围内五彩斑斓的体育文化图景，建构出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化的千姿百态，体育文化才显得丰富多彩，深沉深厚，蔚为壮观，才有了西方体育的狂放和张扬，有了东方体育的含蓄和内敛。不同的体育文化也因此在其形成过程中吸吮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质，在自己民族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强大着。

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和相对封闭的年代中，在一个交通相对落后的时期，在传媒还没有兴盛的岁月……不同类型的民族体育互不往来，静静地守着自己的疆土，在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教化着自己的民族，牵系着自己的情感、风俗和生活方式，成为每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组成部分。正如冯骥才在论及东西方文化时所指出的：“东西方文化是在相互隔绝、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形成的，这就像天上之鸟与水中之鱼，无论其本质与形态，全然不同，各成系统。用文化的滤色镜看，东西方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在19世纪以前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东西方都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最初西方人来到东方看作探险，而古老的东方人却把自己当作万国朝奉的世界主宰。” 体育也是如此。“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接触或联系是很少的。体育也是一样，它是分散的、民族的、没有世界的概念。”

是战争，是传媒，是交通，是民族竞争，给了原本风平浪静的文化海洋中激起了阵阵波动的涟漪，这丝丝的涟漪激发了不同肤色人们对“他族”的好奇。因此产生了文化的学习、探究，进而产生文化的冲突、融合和文化的异化，同时产生出新的多栖性的文化形态，进而构成当今世界所赞誉的文化多元一体化的图景，也就形成了被普遍认可的强势文化、弱势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等文化形态。中西方体育文化相互间的认识、学习、冲突，也是在这样的轨迹下发生和发展着。

自从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后，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姿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世界各民族的体育也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世界的传播。这样的传播本身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但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无奈地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随之在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对话中，极不情愿地走进了一个西方文化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之中。正如有学者论及近代文化的冲突时指出的：“中国近80年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同中国以往历史上的文化冲突与交融有所不同。” 近代文化的冲突常常伴随着武力侵略与民族欺辱，近代中西文化在交融中往往西方文化占着主导方面。当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在与西方体育的冲突过程中，由于西方体育特有的那种进步性和科学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所体味的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游戏性等特征的凸显，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并开始认真地向西方学习，导致了对近代西方体育的引进、学习和模仿。

二、强势的西方文化逼迫着民族传统体育从自傲、互尊、自卑到文化模仿

“西方文化在初期东来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抗。明末以后的统治者对异邦文化与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内心深处有所顾虑和担忧……尤其到清朝中期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西学更是遭受排斥。故步自封、盲目自尊的心态和闭关锁国政策、隔绝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局限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历史时期。” 从体育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对西方体育有组织的接纳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那时引入西方体育主要是从增加军事力量的角度来选择的，最先传入的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它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是以维护封建制度为根本目的的，体育的功用是单纯的；这时的西方体育对民族体育的影响是非常之小的，我们民族的心态是借他山之石可以破玉的目的，是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的民族对西方的所谓体育的心态仍是不屑一顾的，可以说是自傲的。

但从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日起，西方体育的传入就开始伤及民族体育的存在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继承和发展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团结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尽管这场维新运动不过百日便告失败，但他们提出的某些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的设想和新文化教育思想，却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影响。包括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在内的许多维新运动的人士，都开始在“救亡图存”的目的下，提出了“以进化论为武器，提倡近代体育”，这样的举措“对西方体育在初期传播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他们“首次从全面教育角度论述西方体育的思想并介绍到中国，促进了部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实践……他们宣传近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成果，使社会上在一定范围内形成 ‘耻文弱’ 的风气。他们提倡 ‘尚武强国’ 的思想”。这一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特别是武术的发展，可以说是与西方体育中的兵式体操、普通体操是得到同等的重视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术在这一时期还是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维新运动后的中西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可以说是文化的接纳和本土文化的发展并行，处于一种文化的互尊状态。

西方体育真正地传入中国，并形成与民族体育分庭抗争的西方体育传播组织，应该是以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现为主要标志。“伴随着帝国主义加紧进行的文化侵略，一些近代体育运动项目通过教会学校系统地传入中国。教会学校和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己任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他们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他们在西方体育的引进、运动场地的建设、竞赛活动的组织以及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对中国人了解近代西方体育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催生了西方竞技体育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极大地影响了原本作为中国人修身、养性、健身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于是开始了东西方体育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冲突和抗争。“所以在 ‘五四’ 运动前的中国体育界，便有人在 ‘保存国粹’ 的口号下，主动扛起维护民族传统体育的大旗；在迎合国人朴素的民族感情的条件下，悄悄地与刚刚传入国门的奥林匹克文化进行着抗争。”

伴随着西方体育不断扩张和普及，受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传统民族体育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重新认识和改造自己。“体育界一批有识之士，面对西方体育的传入，即开始对兴学以来我国体育的发展进行检讨。认为在西方体育传入和我们学习引进西方体育过程中，只是仅限于 ‘学了西国的皮毛’ 而缺乏对体育进行 ‘详细的研究’。” 因此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中西体育的争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引经据典力证我国体育传统的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他们抓住现代体育受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限制，极力证明民族传统体育较现代体育更优越，进而批评西洋现代体育类似卖艺的杂耍，缺乏实质内容；批评西洋现代体育是“偏于肉体的体育，而非全面的体育”。

所有持这种基调的人士他们的内心充斥着对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一种恐惧和拒斥，弥漫着一种严重的文化沙文主义情绪，这其实也同时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缺少自信，是一种自卑的表现。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批评西洋近代体育的理论武器恰恰又是近代体育的基本原则”。因此，不管他们如何反对或批判西洋近代体育，怎样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优越性，其最终结果，不是他们用民族传统体育取代了近代体育，而是按照近代体育的原则去发掘传统体育形式的体育意义，并对其进行改造。如，马良所创造的新武术，徐一冰等所倡导的学校武术，南京、重庆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内容和比赛形式等等，都大量地融进了西方竞技体育的思想、理念和模式。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模仿，特别是在武术的规范化、竞赛规则化，级别的统一化等方面。

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传统体育在与西方体育的交流、接纳、抵拒、融合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心态的确是多样性，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了模仿，表现出文化的不同心态，如自傲、互尊、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的模仿。也因此形成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流失，民族传统体育个性的异化。正如《奥运来到中国》一书中所总结的那样：“如果说 ‘五四’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抵制，一种抗争的话，那么从1927年开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则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借助奥林匹克文化模式而进行自我改造的近代化进程。”

文化的模仿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体育发展沿用了前苏联体育的发展模式，在全面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我们的体育事业近乎全面地实施了与世界体育的接轨。在将体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文化形态来发展时，西方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在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为国争光的体育发展目标，促使了西方体育占据体育事业的主导地位。由于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不同文化之间的统一性标准，驱使着我们不断地运用西方体育的理念更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加剧了西方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并实质性地形成与民族传统体育严重的文化等级差异。正如“文化的精英化和等级制，是对文化的第一次狭隘化。文化的政治化和实用化，是对文化的第二次狭隘化” 那样，体育发展等级制度的形成，必然导致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模仿。长期以来，我们在接纳西方体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文化模仿形式，是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个性异化的最直接动因。

三、文化模仿的结局：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挤压

发端于19世纪的中西文化的接触和碰撞，西方文化在20世纪实质性进入中国，的确在很多方面已经和正在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挤压。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体坛在一步步地被西方体育占领，无论是运动内容、形式，还是世界范围内体育价值观的形成，都深深地打上西方体育的烙印。特别是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奥林匹克运动，更是借助其理想的感召力，组织实施的科学化、世界推介的强势化等优势，极大地加快了西方体育的传播。尽管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在与西方体育的初次接触、碰撞中，也有过捍卫民族传统体育的积极行动，如发生在20世纪初的“土洋体育争论”，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接纳了西方体育，并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体育发展中，确立了西方体育在中国体育中的主导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民族对体育的认识，更多地倾向于发端西方的“奥林匹克运动”和西方的运动项目。我们的体育发展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成为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国家化形态。

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的选择和开展推介的大多是西方体育内容，我们的所有竞赛程式全部移植西方竞技体育模式。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蓝本的全运会选择的运动项目近乎全部是西方体育项目，大学生运动会、农民运动会也是如此，就连地方体育竞赛的内容和方式也大多是西方体育项目的运动会；我们的学校体育发展，不论是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学条件的标准化，不论是教师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还是评判教师的优劣的评价标准，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的运动竞赛，大多都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内容；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西方体育的不断渗透和扩张的过程中，渐渐地成为文化传统被“封存”。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效仿着西方的竞赛模式在开展。发展和创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武术），我们没有自己选择从传统起步进行创新，而只是在竞赛体制和程序化上选择了西方体育的程式，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只是效仿而已。

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一代代以接受西方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过程中，逐渐使当代社会的主流人群对它的认识和体验变的陌生。原本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原本情系民族情感的民族传统体育，原本流淌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西方文化、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群众基础、民族情感、民族血脉正在被经济发展、物欲刺激和享乐主义逐渐蚕食掉生存的土壤。追求时尚、娱乐和休闲成为当今人们趋之若鹜的首选，就选取何种健身运动来说，人们更喜欢选择那些时髦的、有趣的、实用的、轻松的和有刺激性的体育运动项目。许多青少年把兴趣投注于外来的“跆拳道”、“空手道”、“瑜伽术”、“踢踏舞”、“健美操”等等，外来体育文化已经充斥了我们的城市中心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泛道德性和倾向及农业文明特征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性格受到了怀疑，丧失了大批的信徒。正如乔晓光先生在他的《活态文化》一书中指出：一种文化的兴衰往往依赖于拥有这种文化的人类。今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承受着多方面的冲击，也正在面临着流失。民族传统体育在一个多世纪西方体育的挤压下，也正走向这样的沼泽地。这是一个苦痛、忍让、仰慕和模仿的过程，也是对文化的无奈、自卑、反叛的结果。

四、抵拒文化模仿，建构民族传统体育的新思路

文化模仿的根由之一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这是现代性情结的一种表现，也是我们孱弱的民族心理在饱受摧残后的一种渴望获得新生的热切期盼。为此，在我们无法从自身找到问题的突破口时，模仿便成了惟一的出路。依照这种思维逻辑，既然现代性与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码事，那一切发展的途径便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模仿。于是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的发展，在当今无可奈何地走进了一个中国人极不愿意接受的瓶颈之中。这是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问题吗？是武术自身的问题吗？《2004 ·文化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种文化意义的生成和确立，关键在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它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以及阐释者的立场和角度。” 我们不反对对西方体育的接纳和在中国范围内的发展和弘扬，但我们更应该对自己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民族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因为我们坚信，一种文化能够成功地接受来自外部的挑战，并顺利地实现文化转型反倒能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应对存在的挑战。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西方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一个世纪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因为西方体育的影响，我们的武术已经基本完成了国际化发展的初步战略目标；发端于我国的中国式摔跤已经在异域法国成为他族最受欢迎的世界赛事；龙舟竞渡业已成为世界人民积极参与并深受欢迎的运动项目；舞龙、舞狮已经在1995年成立了国际龙狮总会。我们已经按照西方体育的竞赛模式连续不断地、有周期性地举行了多次民族体育运动会。这些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实践，我们不能不说它来自对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模仿。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发展模式的时候，文化的模仿也不可说不是一种明知之举，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模仿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模式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正消解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内涵。我们不但需要能够通过了解别人而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超越自身，我们更需要了解别人来实现自身的超越。我们模仿西方体育的模式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应该是借助其已经成型的模式像助产婆一样，让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历史或传统的文化分娩出未来，这应该是我们模仿的目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未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完全的模仿西方体育为终极目标的，他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展示，反之就是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反叛。

第三，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问题，我们再也不能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准来进行它的发展设计了。我们应该从体育的功能、目的出发，建立我们国家的大体育发展观，充分开发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寻求开发他的文化价值，即，对于民族情感的维系、民族精神的培育、文化传承的功效等等。反之，民族传统体育就会进入一种失语的状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完全处于一种 ‘万马齐喑’ 的 ‘失语’ 状态。”两种文化边界的混乱，不应该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应该选择的道路。

五、结语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今天的发展的确已走进了个性近乎丧失的语境中。而导致这个人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其诱因主要来自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极致性地对西方竞技体育模式的模仿。模仿是保持个性存在的大敌；过度的模仿是对自己文化的不知和缺乏自信与自尊；坚持模仿必定导致民族体育与西方体育趋同，进而毁灭民族传统体育的个性。因此上，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进程中，适度的文化模仿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转型和发展。然而，欲速则不达，一味地进行文化模仿，本质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具体体现，其结果只能是导致一种“重复性人格”，丧失了对自己优秀文化创造的主动权，如同“邯郸学步”，这绝非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正途。模仿意味着个性的丧失，创新才是发展的强力引擎。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也要在交流中“宜将剩勇追穷寇”，而“不可沽名学霸王”，在荆棘丛中走出一条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