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体育传入与近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历史考察

民族传统体育是相对于西方体育（外来体育）而言的一个概念，是因为西方体育（外来体育）的传入而设置的一个为区分外来体育与本土体育内容的产物。因此，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就应追溯到西方体育的传入开始。

当我们沉浸在农业文化的优越情结之中，怀旧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习惯时，早于世界其他民族文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民族，当看到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境和戊戌变法喋血午门的事实时，国人开始惊醒，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病入膏肓、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地步，并进而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引进和输入并非可以单纯停留在技术和器物层面上，需要进一步向纵深开掘，于是掀起了科举与学校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三次大的争论。这三次大的争论便拉开了文化改良的序幕，也因此打破了长期“闭关自守”的政治、文化中心情结。随着国门的洞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侵进，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仿洋文化的改良。与其相伴的是，民族传统体育也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并随着西方体育的不断渗透，开始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西方体育的传入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侵略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列强入侵及清王朝的腐败使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封建政府签发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也伴随其中。西方体育的传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和深入的。

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传入，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洋务运动”前后。

（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中外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一批带买办性的官僚，这就是洋务派。”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的张之洞等，以“自强”和“求富”相标榜，兴办包括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开办工厂、矿山、铁路，设立以军事学堂为中心的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洋务派企图通过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挽救气息奄奄的满清王朝。这些活动历史上被称为“洋务运动”。

最早就是洋务运动接触并引进西方的近代体育的。其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式军队的训练和新式学堂的教学与训练，而许多西方近代体育的项目就是随着这些活动的开展引进的。清王朝对军队的西式编练与近代西方兵操的传入有直接的联系。洋务派新军和学堂中的体育活动，是中国较早出现的近代体育。从体育史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开始，我国才有组织地接受西方体育，这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洋务派主要是从军事需要出发引进西学，纯粹是从增加军事力量出发，其在军队、学堂中开展一些近代体育运动与整个洋务运动一样，不过是为了稳定和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而已。其表现在：

——选派留学生。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每年30人，共120人。他们回国后带来了英美体育。

——编练新军。1862年前后，洋务派开始编练新军，引进西方军操，废弃了传统的以骑射、弓刀石技勇为主的制度，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请洋人作“教习”。

——办军事学堂。洋务派在此同时，也办了不少军事学堂，引进了外国的军操。

总之，洋务运动的发展使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最先传入的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最先接受的是洋务派新军。但是，当时学习西方体操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练兵，对“体育”则从概念到目的、内容、方法等尚无全面的了解。

洋务运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是以维护封建制度为根本目的的，企图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充实中国的军事力量，巩固封建统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必然以失败而告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和失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束。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洋务派吹嘘的“富国强兵”的美梦像泡沫一样破灭中进行反思，不得不进一步反思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继承和发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改良主义思想，团结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这场维新运动虽然不过百日便告失败，但他们提出的某些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的设想和新文化教育思想，“仅有科技的引进，并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需进一步触及引进制度、法律以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等，却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影响，对促进包括西方近代体育在内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的作用。

维新变法中，提倡新学或西艺中明确提出了体育主张的改良派代表人物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维新变法者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进化论为武器，提倡近代体育，对促进西方体育在初期传播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其表现在：

——康有为（1858～1927），戊戌变法的主将。他极为重视教育的作用，把变法图强的很大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在其担任光绪帝改革参谋的时期，曾写了许多变法的奏折，其中不少涉及体育改革的内容。他首先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认识体育的作用，而且从“尚武”的角度来提倡体育。他主张“动”而反对“静”，尤其注重根据不同年龄来确定体育内容。在他的《大同书》中，曾提出“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在其提倡的废科举兴办西式学堂的教育改良中，倡导全面教育，主张把习礼、音乐和体育结合。提倡应用德国军操来练兵，主张“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试”。康有为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当时虽然有空想成分，但能最早从全面教育观点来论述体育，有其历史和科学进步的意义。

——梁启超（1873～1929），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他主张教育救国、教育图强，在其著述中多有关体育的论述。提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尚武，提倡“耻文弱”精神。他大力推崇斯巴达人的军国民教育及锻炼躯体的方法，反对中国的缠足和早婚陋俗。根据“西洋学校之教育……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的主张，他反对成天读书，指出一定的文体娱乐活动亦有教育作用。

——谭嗣同（1865～1898），维新运动中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他激烈批判宋、明儒学和“三纲五常”，并有反清思想，是改良主义者中带有革命气息的激进人物。他主“动”反“静”，主张“君子之学，恒其动也”。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运动着的，人们只有“喜动”，社会才会“崛兴”。他从教育的角度审视体育，努力将“武学”列为教育内容之一。曾与人组织锻炼身体的“延年会”，每日早起，习练体操。他有许多诗文谈刀吟剑，豪气横溢，并著有介绍剑术的《剑经衍葛》一卷。其主动反静、尚武的思想，对当时的人们，乃至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某些革命者，影响也是较大的。

——严复（1853～1921），早年留学英国，是最早将西方社会政治学系统介绍到中国的维新派人物。他是维新派主将中惟一一位留学生，有亲自观察和体验西方学术和体育的机会。在其论著《原强》中，根据进化论原理，积极主张运动健身，对体育的作用和地位等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反对中国损害健康的两大陋俗——男子吸鸦片，女子缠足。他批判宋代以来“重文轻武”、“变质尚文”的主张，提出“从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高度肯定体育的社会效能，认为体育是强兵之本，富国之基。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冲破封建礼教和理学樊篱，首次把介绍西方全面发展的教育学引入中国，也首次从全面教育角度论述体育的思想，促进了部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实践，其代表项目是军事体操和普通体操。他们宣传近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社会上的一定范围内形成“耻文弱”的风气。他们提倡的“尚武强国”的思想，对后来一个时期内形成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基础和作用。

（二）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近代体育的介绍和传播

19世纪中叶，就在中国军队和学校以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作为主要的体育活动内容时，外国传教士开始大批进入中国。伴随着帝国主义加紧进行的文化侵略，一些近代体育运动项目通过教会学校系统地传入中国。教会学校以及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己任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他们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教会学校对西方体育的传播。“基督教1807年传入中国，到1916年止，共办中心教会、教堂、礼拜堂7088所之多。”伴随着传教的深入，他们在教堂或家中开办了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不设置体育课，但大多在课外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由于教会学校教学内容和教授者自身的体育技能都来自西方，因此，这些体育活动的内容多是西方体育。中国最早有记载的运动会，是1890年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的运动会，它是以田径运动为主的运动会。在教会设立的相当于高等学校的书院，因为一般设备较好，大都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教会学校开展的球类运动，主要有足球、棒球、网球、篮球、排球等，并在1890年后经常进行校际之间的比赛。1890年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烟台、广东、福建、武汉等地区的教会学校，都相继开展了以田径、球类为主的各种西方体育运动和运动竞赛。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公立和私立学校也在课外开展了田径和球类运动，并逐渐开始参加教会学校的比赛。

因此，在早期的大型运动会上，教会学校的竞赛成绩较好，那时参加华北、全国甚至远东运动会的主要选手多来自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对西方体育内容的传播和推广，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体育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为推进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价值。

——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体育的传播。基督教青年会于19世纪70年代左右传入中国，它是一个国际性教会组织，其教会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从1876年上海成立的第一个青年会开始，到1920年止，全国共有城市青年会30处，学校青年会170处。他们在西方体育的引进、运动场地的建设、竞赛活动的组织以及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期来华的青年会干事提倡西方体育，一是进行体育宣传，二是传习西方体育。“天津青年会干事饶伯森（C·H·ROBERTSON）1904～1908年间曾到京津各校讲 ‘西洋体育’，上海干事麦克乐（C· M· MECLOY）在沪宁一带学校和体育团体进行演说，并在东南大学体育科创办《体育季刊》等”，推动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天津、上海青年会等在其会所等地均建立有体育设施，如1909年5月上海青年会在施高塔路建设的运动场是上海最早的运动场。

青年会以组织表演、建设体育场地招徕青年的同时，发动和组织运动竞赛也对促进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902年在天津、上海两地举行了中国近代最早的运动会，即是由青年会发起的。之后多年，青年会一直保持在全国体育界的领导地位，组织和操纵中国早期的运动会，并使运动会由民国初期的“游戏、体操性”向以田径、球类为主转变；与此同时，青年教会在广泛推广西方体育的同时，加强西方体育专门人才在中国的培养。以开办“体育干事培训班”和成立兴办体育专门学校为途径，培养高水平体育专门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开拓者的马约翰、董守义等人，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培养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基督教教会学校和青年会，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进行的文化奴化的产物。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尽管反映了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本质，但由于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和影响，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

西方体育的传入，就这样在民族衰落的境遇中，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的文化革命过程中，在西方教会文化的传播扩张中，渐进式地走进了中华民族的生息之地，开始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三）西方体育初传期间近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在西方体育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扩张和侵略，一步步侵入中国的大背景下，西方体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播。使原本在一个单纯的环境中发展、继承，并用来维系和满足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教化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本土上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对接。

由于文化理念的差异，西方体育的传入并没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活动的重要内容。虽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体育就开始传入中国，并在大中城市的部分学校里有所开展，军队中也施行了与西方体育有一定联系的“洋操”，但在广大城乡的大多数中国人中，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参与人数、发展状况仍处于主导地位，军队中也仍然流行着传统的武艺活动。“在西方体育传入的最初时期，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仍得到较好的发展，更加突出了中国特色；以导引养生为内容的传统健身活动和棋戏，以及其他民间体育活动，也在继续发展；而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更成为在继承中不断得到发展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农民革命斗争中的练武活动盛行

武术作为冷兵器时代战争中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技能，在中国近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始终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技能，并在不断地延续和发展。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特别是许多农民革命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革命精神。在不断的反抗斗争中，从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到太平天国革命，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到中国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传统武艺一直伴随着农民革命并成为战斗中发挥较大作用的重要技能。农民起义军，如小刀会、大刀会、长枪会、义和团等，都以民间武术的组织形式来集聚群众和训练队伍，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成了他们的主要武装斗争手段，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大规模发展。

2.清军训练中的传统武艺活动

晚清时期，清政府军队中尽管配备了洋枪洋炮，但传统的兵器弓、矢、刀、矛等仍被采用。从1862年开始，清政府军队虽然多改习洋枪、洋操，但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的近战搏杀，在清军中仍然注重弓马长矛、藤牌刀棍等传统武艺的操练。作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在训练时极力倡导士兵练阵法，练技艺，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朝夕训练。其中的“束伍”，就是队伍、战术和阵法等；而“技击”，是用兵器或徒手搏击，多与武术有关。尽管在清朝末年，清廷在编新军中不断配置洋枪、洋炮，但传统的武艺活动仍在很大的范围内作为练兵习武的手段在军中盛行，并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军队中的武艺活动，一直得到延续。

3.民间武术及其他传统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近代频繁的农民武装起义斗争，为武术在民间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条件。1900年，清朝统治者受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对民间习武更加恐慌，除了严禁民间存置兵器外，连武术家传授武术也必须经过豪绅巨贾作保，因此，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遏制。然而，许多民间和有志之士不受清廷禁令的约束，在秘密传授或习练武术，并借节日集会之际，从事武术表演和交流。因而这一时期的武术以及与武术相关的许多健身活动同样有所发展。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武术，在明清以后已出现了相当繁杂的种类和项目，并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清初曾有武术“内”、“外”两家之分，清末又有“南”、“北”两派之分。多样的形式，广泛的流行，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拳种和器械套路数不胜数，标志着传统武术在这一时期的盛行。而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元甲的精武体育会及太极拳不同流派的产生，少林拳的迅速繁荣和发展，八卦掌的诞生和脱颖而出，形意拳的完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除武术迅速发展之外，还广为流传着许多与武术有关的健身活动，主要有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另外还有一些场地易找、设施简单而又易于普及的健身活动，流行在乡间田野，如杠子、皮条、石担、石锁等。

4.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居住地区、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的不同，其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尽管西方体育的传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诸多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仍能够在当地传播和发展。在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发展较为稳定的项目有棋类、赛马、赛跑、射箭、摔跤、滑冰等。

——围棋、象棋是近代棋类活动中最为常见的运动项目。清末，围棋活动虽然在整体水平上逐渐衰落，但在民间仍然比较活跃，并出现了“十八国手”（《清稗类钞·艺术类》）。当时的弈界轶事很多，闻名于世的国手多为品德、弈艺兼优之士。象棋活动在民间开展更加广泛，在民间根基深厚，一直盛行不衰，象棋高手大有人在。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刊印的重要象棋棋谱问世。

——赛马是许多民族中常见的传统活动。北方的蒙古族极善骑马，民间盛行赛马活动；以畜牧为主业的新疆哈萨克族，也擅长马术，儿童五、六岁就学骑马，至10岁就很熟练，每逢节日必有大规模的赛马活动；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其赛马常常与骑射、骑术表演等结合。

——藏族、蒙古族及台湾的高山族都有赛跑运动。每逢年节，都举行少年5000米越野跑，届时有亲人和观众在道旁为参赛者“加油”、送水，场面极为热烈。台湾高山族的赛跑称为“斗走”。

——射箭是各少数民族都喜好的传统体育活动。蒙古族善射是闻名的，在蒙古族男子中，射箭与摔跤、骑马被称为“三项竞技”，是“那达慕”大会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与他们的畜牧和狩猎活动分不开，从以射狩猎到以射竞技，反映出传统的体育活动与他们生活环境的紧密结合。

——摔跤也是少数民族喜欢的运动项目。藏族、蒙古族和东北一带的朝鲜族都爱好摔跤，藏族在摔跤时，不穿特别服装，胜者可得到丝娟及大哈达；蒙古族在“那达慕”上进行比赛时甚为壮观，参加者达数百人之多，以一跤定胜负，负者淘汰，能连胜10人者就算是摔跤好手；朝鲜族一般在新年、端午、中秋等节日举行摔跤比赛。

——滑冰运动主要盛行在我国的北方。近代以来，北方的滑冰习俗对京津等地各民族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逢冬令时节，参与滑冰的民众人数众多。

与此同时，在各民族中由于地域、气候等条件的不同，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中还开展着许多传统体育活动。

二、捍卫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论争

西方体育在《南京条约》的签订及五口开放之后，自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冒险家等蜂拥来华开始，西方体育就以前所未有的传播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在西方体育渐渐被国人接受，并融入我们的文化生活之后，西方体育观念与中国人头脑中固有观念之间的冲突随之而来，且日益尖锐和扩大。

（一）捍卫民族传统体育继承和发展的文化论争发端的原因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但并未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摧垮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伴随着政治上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文化战线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与此同时，在文化和体育战线也兴起了一场论争，在这场以“新旧体育”或“土洋体育”为论题的论争，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吸引了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

1.导致和产生论争的社会背景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共和国家，但并没有出现民主和平、繁荣昌盛的局面，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南北对峙、军阀割据、主权旁落、民不聊生的国家分裂。在袁世凯政府期间，实施了一系列效仿西方政治途径后，一些学者和政要提出了维护民族传统精神的“尊孔复古”的观点。“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回应。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破坏，使一部分曾极力主张维新、共和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大失所望，他们因找不到新的思想武器而迷茫，在彷徨中退回到传统文化中，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出路。而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后，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思想文化革命，他们“极力否认东西方文化有调和共存的可能，反对文化调和派、折中派，强调要用西方文明去取代东方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由此而产生了两种不同文化观的争论。1915年，双双分别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为阵营，展开了以选择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取向为目标的“东西方文化论”的论争。“20世纪初，在探讨 ‘体育的真义’ 中，扩展了人们选择体育手段或方法的视野，一部分人开始重新审视我国固有的体育形式，提出用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取代西方近代体育的主导地位，从而引发了新旧体育之争。”

2.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导致和产生论争的文化原因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就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在我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求理论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

“民族社会心理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心理影响。封建、保守、自强、排外，构成中华民族的基本心理特征。这种民族心理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对于繁荣封建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进入近代，这种民族心理尽管在某一方面还起着积极作用，但就整体民族心理所形成的“合力”而言，其作用是消极的，并成为一种可怕的惰性力量，成为社会前进和发展的阻力，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最大障碍。” 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心理特征的主宰下，必然产生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冲突。

自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展，效仿西方编练新军和举办新式学堂活动的大量涌现，西方近代体育文化逐渐闯入中国人的生活圈，与中国人的生活开始发生联系，中西体育观也开始在人们的头脑中发生冲突。中华民族保守排外的心理是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自给自足的封闭国度里，封建伦理道德是社会的主宰，国民既不需要也不提倡竞争，更害怕竞争会搅乱平静的田园生活，不容许以竞争为宗旨的西方体育文化介入大清臣民的生活。文化冲突的初期呈潜在性，大清臣民仍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去评价、审视西方体育文化，或敬而远之，或不屑一顾。

加之，由于西方近代体育是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闯入中国的，具有爱国传统的中华民族，对西方文化、西方体育也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敌视、排斥西方体育文化，维护、坚持民族固有的体育文化，提倡国术与国术救国，则成为这一阶段民族心理的主要特征。

在这样的心态下，形成了“最初，人们只是有意无意按旧的观念去看待西方体育。在许多洋务派官僚和军人看来，兵操和中国古代的射御、走阵没有多少区别……甚至连最激进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也努力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对西方体育的预示，试图证明一切都是中国 ‘古已有之’” 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情结，导致了论争的发生。

（二）争论中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对立

自然主义体育传入我国之后，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的文化大环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其风行的同时，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学校中存在的“选手制”体育倾向成为众矢之的。体育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对兴学以来我国体育的发展进行检讨。不少人感到几十年来，我们“往往学了西国的皮毛”，而对体育缺乏“详细的研究”，认为提倡体育“国性不可或忘，国情不可不知”，主张选择适合我国实际的体育运动方式。正是这种意见促使体育界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重新估价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鸦片和炮舰一起进来的”。对西洋文化大多数国民自觉地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一些曾不遗余力提倡西洋文明的著名知识分子，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转而回到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比如：陈独秀在他的《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一文中对东西文明总结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不仅高于西洋文明，而且具有永久魅力，并企图用东方文明去拯救陷于战争深渊的西方人民”。近而指出，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的流行，使得中国教育埋没在物质生活之中，造成人心迷乱，精神破产，因此他认为“教育家之责任在指导社会”，并呼吁社会审定方向，强调今日“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本世纪初到20年代前后，提倡民族传统体育，常常带有抵御西洋体育形式的批判性质。

首先，证明民族传统体育的优越。他们一方面引经据典力证我国体育传统源远流长，说“体育名词，本我固有，体育历史间见错出，远导于儒家之游艺舞蹈，释道之修养锻炼，其间力士侠客技击等事，史不绝书”，声称“若以运动方法为主，而溯体育之源广……然一切体操之术，概为释、道二家所发明”。似乎现代体育不过是我国早已有之的古董的翻版而已，认为西洋现代体育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余绪。另一方面他们抓住现代体育受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限制，极力证明民族传统体育较现代体育更优越。他们说，传统体育项目“较诸新法各游戏优点良多”：一是无需专门的场地设备，不受环境条件的影响，随时随时都可以进行练习；二是内容丰富，变化无穷，老幼咸宜，而且适宜个人练习；三是无需购置大的器材设备，所用器械简单，可以节省开支。这些都是西洋现代体育所不具备的。更有甚者，将不同运动形式的呼吸要求进行对比，以贬低西洋现代体育。他们说，西洋体操之所谓呼吸运动“仅具形式”，与太极拳所要求的呼吸相比，“不啻天渊矣”。

其次，批评西洋现代体育类似卖艺的杂耍，缺乏实质内容。他们说，用社会学的观点看，西洋现代体育含有“贵族的性质”，属于“形式体育”，不过是“博大众称誉或一时之悦乐……但求以技艺娴熟，身手高强炫耀俗人耳目。如果这算是体育的话，那么，这是社会上走乡串镇出卖技艺的江湖 ‘戏子’ 的长处”。 对这种作“俳优（古代的表演艺人）观”的体育，“又何劳乎教育者之倡导”。他们认为，“实质体育之目的本不专在改良体型”，还得兼顾其实用价值。“无事则为强健之劳动者，有事则为强健之军人斯”。并认为只有民族传统体育才具备这样的功能。

第三，批评西洋现代体育是“偏于肉体的体育，而非全面的体育”。他们说西洋现代体育“偏肉体而忽略精神”，往往只注重到大肌肉的锻炼，却没有或缺乏对精神修养的要求。由于过分注重外部肌肉的发达，使内脏负担过重，“外强中干”，有损健康。加之西洋体育一般都是剧烈运动，又讲究集体对抗，不仅易造成身体伤害，而且容易滋长争斗风气，养成出风头思想，有违“身心并完”的体育目标。他们认为我国固有的体育活动，不仅有练身体的方法，还有练精神的方法，不仅有练肌肉的方法，还有练内脏的方法，“无处不平均发达”，是全面的体育。

20世纪初至20年代在对我国体育发展的检讨中，不少人认识到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提出了发展体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等精辟的见解。对西洋近代体育本身存在的问题，也作了切中时弊的批判。“在寻求体育发展的道路时，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可以取代资产阶级体育观念的新的体育思想，他们找不到克服西洋近代体育弊端的方式，只好回到传统中去寻找出路。主张用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取代西洋近代体育形式的主导地位。因此，在提倡传统体育，批判西洋体育时弥漫着妄自尊大的沙文主义情绪”。 对民族体育形式中存在的封建宗法因素，缺乏有效的批判，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了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封建复古思潮，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批评。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武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现在所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 ‘鬼道’ 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正是这“鬼道”精神，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被牢牢地打上了旧文化的烙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们批评西洋近代体育的理论武器恰恰又是近代体育的基本原则。因此，不管他们怎样反对或批判西洋近代体育，怎样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优越性，其最终结果，不是他们用传统体育取代了近代体育，而是按照近代体育的原则去发掘传统体育形式的体育意义，并对其进行改造。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改造，部分传统体育形式才找到新的立足点，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三）不同观点争论中“民族本位体育“的初步确立

1.捍卫民族传统体育的呼声

1927～1937年，是旧中国体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经20世纪20年代的辩论，体育界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问题取得了共识，这一时期民族传统体育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国术馆系统，加强了对传统体育的管理和整理，一些传统的保健方式、民族民俗活动也在一些报刊上得到介绍。有人还致力于从总体上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提出中国的民俗庙会是中国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普及民众体育的最好方式。

在体育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校体育中日益突出的“选手制”倾向；二是对体育竞赛作用认识不一；三是普及民众体育停留于纸面难以实行等。这些问题引起了体育界的重视，围绕如何普及体育，在体育界又引发了新的争论。这场争论几乎涉及体育发展的方方面面。1935年，方万邦在《体育杂志》3月号上发表了《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具体解决途径》 一文，将体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讨论的问题归纳为十大问题：

——洋体育与土体育的问题。

——选手体育与普及体育的问题。

——一元体育与二元体育的问题。

——单轨体育与双轨体育的问题。

——自然体育与人造体育的问题。

——体育军事化、医学化、教育化问题。

——体育与年龄的问题。

——体育与两性差异问题。

——体育训练的迁移问题。

——体育训练与身体发达问题。

这十大问题，大体可以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体育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以及体育界对发展体育的思索。总体来看，这十大问题主要反映了两类问题：一类是体育教学提出的体育教学原则问题，一类是构建何种发展模式或叫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而后类问题则与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动息息相关，它主要表现为“洋土体育”的争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体育救国”的呼声再次高涨。加之中国在远东运动会上成绩每况愈下，引起体育界再次检讨体育发展道路的问题。

1932年7月，北平《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呼吁改革体育，“须寓体育于劳动之中”，从而揭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同年8月7日，《大公报》〉 发表题为“今后之国民体育” 的社论，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

——中国多年来提倡体育不得要领，跟在洋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必须从根本上另谋出路。

——欧美日本流行的体育运动是有闲国民的运动，不合我国国情，其妙用在于过剩精力的宣泄，免为参加政治斗争，且非为保健计，反而有损于国民健康。

——中国不必模仿西洋之运动竞赛而远涉重洋去与外国人争尺寸分秒之短长，不惟不必参加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应决然脱离远东运动会。

——中国体育的根本出路在于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从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固有的体育之道。

——中国今日主要任务是救国，所以一切学生应受军事训练，同时使学生劳动化，“前者为卫国，后者为治生产，而体育之道自在其中”。最后该社论声称：“卫国治产，为 ‘土体育’ 之目的，祛病延年，锻炼筋骨，则 ‘土体育’ 之内容。此道诚大兴，虽孤立于奥林匹克之外，可以无愧矣”。

2.争论中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共存观的形成

1932年8月13日，天津《体育周报》发表“体育何分洋土”的社论，对《世界日报》、《大公报》进行反驳，提出“学术固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体育如有教育意义，不分洋土，自当采而行之；其不善者，立应淘汰，亦无须顾虑洋土”，“体育之意义，最要在是否含有教育意义，取舍标准概基于此”。紧接着《体育周报》又发表了谢似颜的专论，从理论上系统地批驳了《世界日报》和《大公报》的意见。他指出：“近代体育的意义，并不限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那是增进人类幸福，提高工作的效率，使人格高尚趣味浓厚，并养成适应文化社会的生活。至于养生之道与锻炼筋骨，不过体育的最低部分而已”，“体育的最低目的是健康，最高的目的为文化”，因此仅仅把体育视为为了健康，则“失掉了近代体育的意义”。对于体育目的是“卫国治产”的说法，谢似颜认为，“把军事训练作为体育的惟一正宗”，“把劳动代替运动”，是狭隘的功利主义。他说，体育对生产和军事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提倡体育，使国民经过运动训练而养成强健的体格，从而为生产和军事提供高效率的合格的工人或士兵。这才是体育对“卫国治产”应作出的贡献所在。用军训、劳动代替体育，表面上看来好像冠冕堂皇，一举两得，其实，这无疑是取消体育。对于运动竞赛是“有闲阶级的”应决然放弃的主张，谢似颜批评它是“闭门造车，遗世独立”的自我封闭，是逃避现实。《体育周报》社论则指出，运动竞赛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兴趣浓厚，易劝诱初学者参加运动，历久弗衰”；二是“多具有奋斗精神，我孱弱之民族，实需要此刺激剂”；三是“团结合作之精神最为显著……国民最需要者亦在此”。运动竞赛不仅不应废止，还应大力提倡，更不能退出世界比赛把自己封闭起来。

除了以上两种意见外，还有第三种意见。方万邦认为“食 ‘洋’ 不化和食‘土’ 不化”都是错误的。他说，“洋土”对立的主张，都忽略了时间与空间，“因为体育的发达，和当时社会的理想、风俗、习惯、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提倡“洋体育”的人，注意到了体育的时间性，却忽略了体育的空间性。适合西洋社会的体育，决不会完全适用于中国，盲目采用“洋体育”很难使我国体育走上新途径。提倡“土体育”的人，虽然留意了体育存在的社会条件，但却忘记了它的时代性。“旧时代里的中国体育，能否适应现时代的中国社会，却还是个问题。因为猛进的时代，常能遗弃了许多不前进的文化，而使它们失去了价值。所以固执地保持 ‘土体育’ 而疏忽它的时间性，也是不能使我国体育走上新途径”。从而主张不论何种体育，“都要先把它作一番科学的研究，看它是否符合心理生理教育原则的需求，然后再定取舍”。只有这样，中国体育才能真正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从形式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之争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中西体育”或“新旧体育”之争的继续。实质上这两次讨论虽然同是一个话题，却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20世纪20年代虽然提出了发展体育注意国情问题，但是在“何为体育”的层面上展开讨论的，重点是解决对体育自身的认识问题；20世纪30年代虽然也涉及体育是什么的问题，但讨论问题的着眼点则重点放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想解决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如何发展体育的问题，是与整个民族文化构建紧密相连的，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

3.争论中“民族本位体育”的初步确立

“洋土体育”争论提出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其他一些报纸、杂志也先后加入了讨论，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教育界、体育界一些名流，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讨论。经过几年时断时续的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中国有自身的问题，发展中国体育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脱离国情。1935年，邵汝干在《体育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以《建立民族本位体育》为题，主张：“我们要有新的觉悟，把握时代的中心，有时代的感受性，来打开一条新路线，建设中华民族本位所需的体育。” 并提出了四条原则：

——要认识新时代中华民族本位所需要的本位体育基础；

——吸取欧美体育的长处是必要的，其选择标准应适应现代中国的需要，并应有所创造、发展：

——要以灵敏时代的感受性，对我国固有的体育加以检讨，克服狭隘的民族意识，用科学的方法、教育的力量，来改造我国固有的体育，并推向世界；

——建设大众所需要的体育，培养民众坚强的武力，是新中国体育建设的基础。

对邵汝干提出的原则意见，前三条是没什么异议的，但对于什么是大众需要的体育？如何推行大众体育？则存在不同的主张。其主要表现为“体育军事化”与“体育教育化”的对立。

主张“体育军事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程登科等人，其基本主张是：

——应把体育作为“强国强种与复兴民族的工具”，实行“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

——实行全民体育化，提倡平民化运动，“以我国固有的国粹体育，衡取合我国情的外国运动，冶于一炉，求得一个中心；

——体育军事化与军事体育化。所谓体育军事化即“不改体育内容，而以军事精神管理之、训练之，务使受训练者绝对服从”；所谓军事体育化，则是从军事需要出发，“提倡应用的体育，以体育训练兵士战斗力，增强兵士作战能力”；

——利用军警权力推行全民体育化。限于国内各方面条件.（如场地、师资、器材等）与国民好逸恶动的陋习，利用军警权力实施强迫运动，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场地、师资的不足，还可以利用军警遍及穷乡僻境的势力，避免训练死角，真正实现全民体育化。

以袁敦礼、方万邦、吴蕴瑞、章辑五等为代表，则坚持“体育教育化”。他们认为，现代体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为工具而完成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军事教育、卫生教育、体育教育各有其固有的效能和任务，不宜相混淆，更不能相互取代。他们讲：“与其体育以军事化为目的，不如以复兴民族为目的。因为复兴民族是需要个个国民有健全的身体，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体育就是造就这种国民的良好工具。”并从体育教育的实验性、自主性、科学性、尊重个性发展、趋重社会化训练、生活要素的积累和整体训练功能等方面，论证了体育教育化是培养身心健全、人格独立的社会公民的正确途径。从而形成了与体育军事化完全不同的目标体系。

体育教育化，并非仅仅是指学校体育，它包括“民众体育”。其提倡者认为：“教育是使国民都有爱护国家的心志和保卫国家的体能。”民众体育是教育的一种。他们也提出了推行民众体育的方案：

——提倡民众体育的目的，就是根据人民生活的需要，施以相当的训练和指导，增进国民力量，树立自治基础，启发民众精神，复兴中华民族。

——提倡民众体育的原则，要适合经济条件，迎合民众心理；以全区为学校，全体人民为学生；以劝导辅助教授为始，自动自治为终；并实行实验与推行并进。

——提倡民众体育的办法。

20世纪30年代通过“洋土体育”的争论，体育界达成了“建设民族本位体育”的共识。但何为“民族本位体育”，在理解上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建立民族本位体育”目标的初步确立，尽管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未形成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后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与继承，却起到了相对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