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柳传志 俞敏洪(2)

俞敏洪：最不靠谱的事情是我小时候一个人去游长江。游进去了游不回来，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恐怖。其实小时候，老妈对我看管得很严。有年夏天，母亲攒了好长时间的钱，给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因为小时候农村孩子都是光脚的，有一双塑料凉鞋就会特别骄傲。我穿着塑料凉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游泳，到了河边，我把塑料凉鞋脱在岸边。游完泳以后，我光着脚回家了，完全没有想到还有鞋。一回家，母亲看见我第一眼就说：“鞋呢？”我突然想起来，撒腿就去找，结果发现已经没了。回来后我老妈二话不说，拿起一根竹竿打我，两下就把竹竿给打断了，我正被打得在地上哇哇乱叫乱哭的时候，我邻居把鞋给送回来了。

两个男人的奋斗史

他是计算所里的研究员，却执意辞职创办了联想。他是北大老师，在犹豫中离开名校创建新东方。他差点被人骗去300万，半夜常常被吓醒。他被抢劫过两次，徒手打跑过四个大汉。

俞敏洪：很难想象当初你做联想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出来属于那种被派出来还是你自己主动说“我要出来干”？

柳传志：那时候在科学院工作的人政治地位已经比较高了，工资也还可以，一般人不愿意出来，但我是坚决自愿出来，原因就是我看透了，再这么干下去我觉得没劲。

俞敏洪：那是哪一年？

柳传志：1984年，我40岁。

俞敏洪：现在年轻人创业谈的很多，但40岁左右的人是绝对不敢出来了，或者不会出来了。我觉得你还是勇气不一般。

柳传志：不，心态是主要原因。1978年，我34岁的时候，社会上整天还都是阶级斗争，不明白便罢，明白了实际是在干什么的时候，就觉得窝囊，但当时周围的大多数人是不明白的。

俞敏洪：关键你是怎么弄明白的？我发现你在很多关键点上突然就很明白，你觉得这是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人生经验的结果吗？

柳传志：肯定是要思考人生。我念中学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中学生这么累。拿出百分之四五十的精力去念书就足以应付了。看杂书、玩的时间还很多。看杂书特别是历史书籍都是独立思考问题的本钱。

俞敏洪：其实我曾经对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寄予非常大的厚望。我是农民考学到了北大，在北大毕业成为北大老师，这就已经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改变。所以1990年之前，我一直抱着在体制内认真发展的愿望，想着怎么让自己从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在北大当老师，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1990年以后，我才开始慢慢地明白过来，体制内尽管很安稳，但是个人解放没有希望。

柳传志：你是不是觉得，人生价值得不到最大的体现，就是感觉“我有俞敏洪那么大的能耐，但施展不开”？

俞敏洪：其实不存在能耐的问题，当时也没觉得自己有能耐，但是天天看着领导的脸色去干事情，要等着他恩赐性地给你晋一个级、分一套房、派出国的机会……还得跟别的老师明争暗斗地去抢，抢到最后不行了，还得买礼物大量地送，送完了还不一定轮得到你。后来想想反正出去大不了到别的地方去当老师。但我从意识到这一点，到最后从北大出来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斗争。犹豫的还不仅仅是我，我老婆和我老妈都不允许我从北大离开。

磨到最后，我跟她们算了一个简单的账，我说我在北大，120块钱，加上 80块钱左右的奖金，也就200块钱一个月；如果出去教课，每天晚上是20到25块钱，我每个晚上只要出去教一次课，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块钱，比北大就已经多了两倍了，所以我的行为不算是冒险行为。但确实是想离开，我觉得人的最大的力量来自自己的决心，所以人最伟大的能力是独立思考能力。

柳传志：我们做企业的时候，经常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你办新东方，你自己到底图什么？然后再想想办学校，是不是符合了这个目的，老扣着目的去做事，我觉得基本上就不会跑题，不然的话做着做着很容易走歪。

俞敏洪：你说得非常对，很多企业家做企业的时候，最初也是这样的，但在过程中间，就忘了企业运营的必然规律，最后往往出现大问题。

柳总你当初是如何拿到第一桶金的？

柳传志：我们挣的第一笔钱还是卖技术劳力。当时国家给各个部委购买一部分国外计算机的指标，但是得有人帮他们验收，给他们培训。我组织人挣这些劳务费。通过这个挣到一些钱后，我们开发了联想汉卡。后来发现推销汉卡的时候能顺便卖电脑，而且卖电脑赚的钱比卖汉卡的要多得多。

俞敏洪：一个机会带出来另外一个机会。

柳传志：今天叫营利模式，那时候叫“蒙着打”。不过，这期间我有一次险些被骗300多万。

当时我们推销电脑只是在国内买来卖去，利润不够高。后来发现在国外直接订货利润就会很高。但那时候必须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再电汇给厂家订货。我就带了一个同事跟银行借了300万，然后跟IBM订货。又经人介绍找到一家进出口公司，谈好以后把一半钱先给了这家公司负责人，让他帮我们电汇美元。然后我就回了北京，留个同事在那儿看着他。结果老没消息，快一个星期也没消息。我打电话问同事：“怎么还没动静呢？”他说：“有动静我就告诉你。”我说：“正是没动静你才得告诉我。”放下电话，我立刻就飞到深圳去，表都没戴，到那儿以后和我同事去找那家公司负责人，结果那人就消失了，这一下我真吓傻了。

俞敏洪：等于把家里的钱都已经拿过去了？

柳传志：不光家里的，还有借的钱。那家进出口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在一个大楼里面，我这位同事为人很老实，他以为把钱打完以后，人家给他一个信儿，他再向我报喜就完了。结果人没了，顿时我们就蒙了。

后来我就带着板砖在这人家门口憋着，最后人家自个出来了，说：“你的钱我给挪用了，但我不是真骗你，我只不过觉得外汇汇率长得很高，拿那钱先用一下。”砖头虽然没用着，但把我的事给耽误了，幸亏我用更加急的渠道，最后还是把事做成了。但是这件事前前后后经历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些天真是度日如年，我半夜经常吓醒，心狂跳不止。因为压力无穷大，就像家里的亲人得了重病，到底行不行不知道。等到把钱追回来以后，我很长时间依然半夜被吓醒。因为这事给我落了一个病根，我还觉得怪冤得慌的。

俞敏洪：我做生意到今天，还真没出现过钱被骗走的事。

柳传志：但你被抢劫过吧？这个挺让我佩服的。

俞敏洪：是的。我第一次被抢劫是1998年，第二次是1999年。这事比较轰动，全中国的媒体都有报道。

这既是我自找的又是当时中国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对公、对机构不开放，只对个人业务开放。所以周末我就得把钱拎来拎去，拎多了以后就被人给盯上了：这个小子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钱拎回去。因此，劫我的两次都是在星期天的晚上。第一次我被劫走了一点钱，还好没把命丢了；第二次是一分钱都没劫走，因为第二次我觉得再被他们劫，命就丢了。

柳传志：第二次的时候有保镖了吗？

俞敏洪：当时还没有保镖，就有个司机。我们两个打四个大汉，结果打了15分钟，把四个大汉给打走了，但受了点伤。

柳传志：你会武术吗？

俞敏洪：不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爆发力可能比会武功的还要厉害。

柳传志：大家在外头，在旷野？

俞敏洪：没有，在楼道里面。

柳传志：一边打一边喊，邻居会出来的。

俞敏洪：没人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互相帮助的精神是不够的，我住的那个楼道里应该住了七八户人家，我们打了15分钟。没一个人敢开门，等到打完了歹徒走了，人都跑出来了。所以我特别明白，公共汽车上面有个小流氓在欺负一个乘客的时候，其他乘客在边上看着不动，或者在马路上看到别人打架的时候，除了见义勇为的英雄以外，大部分人都在那儿不动，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民族性中的某个东西有点问题。后来我就搬到一个有大门，不能让任何人都随便进来的小区。不过，话说回来，可能也是我不好，我当时工作比较忙，楼道里的邻居都不认识，如果互相认识会好一点，所以也不能光怪邻居。我们在那儿又叫又喊的也让人害怕，大部分男人可能还不在家，出来个女的就更加麻烦了。

不过当时很奇怪。你看我身材比较瘦，跟我对打的两个大汉，大概都有一米八零左右，居然被我打得左右招架。好就好在他们身上没带刀，只是第二次带了一把假枪，顶着我不让动。

柳传志：怎么发现枪是假的？

俞敏洪：我就觉得与其被他们逼到房间里，被弄死，还不如干脆一枪给我毙了。所以两个人叫我别动时，我特别沉着，看着底下那把枪，突然两只手就下去，一把推开了。推开以后我用力一掰，居然把那把枪掰断了，我就知道是假枪。在打斗的过程中间我一直担心他们有刀，结果发现他们一直在用拳头跟我打，所以我就没有了性命之忧，力气就爆发出来了。

这两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感觉，倒不是活一天算一天，而是觉得每一天都珍贵，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生命突然就会终止，既然不知道，活着的每一天就都应该好好地活，并且要活得有滋有味，要活出意思来。

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他是商界前辈，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恋爱秘密。他是精神领袖，却有着不堪回首的初恋经历。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他写信让她用毛主席像章表明心意。而他在图书馆以找书包为名，终于寻找到了爱情。

俞敏洪：柳总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们那一代人谈恋爱，跟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一样，我们是尝到自由恋爱的味道的，你跟你妻子龚老师（柳传志妻子龚国兴）是怎么认识的？

柳传志：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她是湖南人。我们军校是不许搞对象的，我们军校当时一个班里男女比例大概是5∶1，但是不许搞对象。她刚入学的时候，还是有过若干个追求者的。我当时是组长，属于行政级干部，要把搞对象当作敌情一样向指导员汇报。

俞敏洪：你当时把别人给龚老师写的情书都扣在手里了？

柳传志：那我不敢，但是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当时有一个同学给龚国兴写了封信，龚国兴大概是拒绝了那个同学，但信没有上交给党支部，结果那个－同学自己向党汇报，就把龚国兴套在里边了。本来龚国兴当时学习在班里是前三名的，这样就有了一个跟组织交代不清的问题，她入党就麻烦了。

毕业后，我和龚国兴都留校当教员，因为许多同学分到全国各地去了，剩下的同学并不多，和我要好的同学就鼓动我去追她试试。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别人不行咱试试。

我就给她写了封信，我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在胸口上别一枚毛主席的像章。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吃饭排队时我看到她衣服上什么也没有，当时觉着很受打击，不过，这个打击的时间不算长，等到洗碗的时候，她塞给我一封信，内容大概就说，这么重要的事居然用别个像章表示……

俞敏洪：从你们开始交往到后来你们结婚用了多长时间？

柳传志：一年多，快两年。

俞敏洪：结婚后就一直在大学里面了吗？

柳传志：没有，我们恋爱后跟着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方案就都推翻了，我们两个一起分到成都十院十所去做研究员。

俞敏洪：我发现你们那一代恋爱和婚姻关系特别地朴实简单明了，但是感情生活却能持续很久。

柳传志：那看谁跟谁。我跟龚国兴一起受过很多苦，你们都难以想象。共同吃过很多苦以后，就有很多话能聊得起来。

俞敏洪：我很好奇，当时你从中科院出来，龚老师反对你吗？

柳传志：其实这么多年，她都知道我有股劲头是被憋着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她挣钱一样多，还有小孩，我也得去做饭、洗碗，干很多的家务事。我真是非常不爱干这个。好容易改革开放了，她知道我很希望把思想变成产品，虽然她自己是属于比较技术型的人，但她觉得我还是能折腾点什么事出来的。

俞敏洪：能够理解你做事的愿望。

柳传志：要不然我成天在家愁眉苦脸她也不高兴。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住在计算所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子是自己搭建的，还漏雨，因此家里都要有点水泥修补，有时还需要点木头做个桌椅板凳。和我们住一排的邻居也都觉得需要，但哪儿有料呢？计算所里面有个属于公家的料厂，因为个人家庭要料是不给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弄点水泥之类的东西出来。

看料厂的人姓戴，先得有一个人跟他抽烟聊天说话，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其他人才能进去把东西给弄出来。我承担的任务就是跟他抽烟聊天，当时我很紧张，抽烟聊天时心里头知道，那边人已经得手了。其实“偷料”人也都是技术人员，是比我资格老的大学生。

所以我对姓戴的这个人印象非常深，看见他就有恐惧感，时隔多年，联想已经是很大的企业的时候，看见他我仍会不自觉地紧张，不自觉地就想逃跑。

俞敏洪：跟我们小时候偷西瓜那种感觉一样了。

柳传志：这就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我住那12平方米的房子，大概住了十几年。

俞敏洪：现在回忆起来都变成了某种精神财富，我们还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北大给我们分了宿舍。

柳传志：你毕业是哪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