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官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分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各级领导干部与公务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公权力，“领导干部”、“干部”或“公务员”在社会上也被称做“官员”。二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官员”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也要讲职业道德，就是要讲“官德”。我国人民群众的民主观念增强，对官员的监督意识有所强化，要求官员“为官修德、廉洁从政”的呼声日渐高涨。三是近些年官员道德的严重滑坡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和激愤，也引起了执政党自身的警醒和重视，官员的道德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官德问题被提上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而在此前的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国家公务员局印发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要求“十二五”时期对全体公务员进行一次职业道德轮训，内容有公务员的责任、义务和纪律，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等，还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的内容。

中国古代官德扎根于历史悠远、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古代有关官德修养的思想非常丰富和成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之一，值得当代官员学习和借鉴。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从中华传统美德中去汲取养分。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肯定和重视。重视道德修养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对当代社会道德问题及官员道德建设的重视，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弘扬。

其实，官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官德问题在我国古代一直得到统治者和有识者的重视。官德在中国发生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早在西周就建立了三公、六卿、五官等一整套官僚机构，西周统治者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儒家“德治”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学说。

官德不只是个人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治理、政权的安危和民众的祸福。“德，国家之基也”；“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治国之道，当任德也”。只有广大官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既然要德治，自然要有德者来治，担负治国之责的各级官吏自然要有较好的官德。所以说，“授有德则国安，授无德则国乱”；“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古代的官德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官德规范，主要内容有公忠体国、以民为本、立身持正、勤勉尽职、严谨谦让、清正廉洁等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强调为国家、为群体的整体主义价值观，提倡“夙夜在公”、“以公灭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强调“民为邦本”的人本精神，主张推行仁政、“视民如伤”、与民休息；强调以功绩为取向的行政行为规范，要求官吏“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强调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高尚的官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的。古代儒、法、道、墨等各个重要思想学派都十分重视修身，对修身学说阐述得最为系统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了诸多关于加强官员道德修养的观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大学》把儒家关于以德治国的基本理想和实行方法分别归纳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其中“修身”是整个德治程序中非常重要的阶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具体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修身的最终目的，所以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在德治实践中，深切体会到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对官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德主刑辅”、“德法兼用”的思想，主张“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通过德法相济、礼法结合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古代统治者还推行“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的治官之道，逐步建立了相当严格的官员选拔任用、考核奖惩和监督管理制度，切实做到以德用人、以德律官。

中国古代官德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不断总结为官之道的经验教训而逐步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和反映了国家治理和官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规律，体现和凝聚了中华民族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治国经验，是古代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一份宝贵遗产。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着现实的价值，可以为当今的官德建设提供借鉴。坚持古为今用，经过批判的继承、利用和借鉴，可以增强当代官德建设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促进今天官员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

现代行政体制起源于传统行政体制，任何一国行政道德的发展都是在其传统行政道德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而成的，随后才开始升华和超越。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中具有的合理性成分，必将成为建构现代行政理念的营养来源。历史的发展不仅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也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历史的延续性要求我们今天加强官员道德建设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与借鉴祖先创造的文化成果。只有这样，今天的官德建设才能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色，也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在大力推进官员道德建设的大背景下，作者选择中国古代官德作为研究课题，主要是为了挖掘古代官德的积极因素及官德建设的优良传统，弄清古代官德的理论渊源，提炼古代以德治官的经验，认识古代官德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从而使我们对古代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更为全面的审视和辩证的继承。

作者以现代政治学和行政伦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多维的角度和研究路径，采取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分析我国古代官德规范的具体内容，归纳古代官德的培养与建设方法，总结古代官德的积极作用，理清继承古代官德应有的态度，探讨古代官德对今天新型官德建设的启示，可以为今天贯彻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加强官员道德建设，治理官员腐败提供本土性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从而促进以德治国和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吴黎宏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