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对象：从“人民”到“百姓”

1958年孔令铎、庞一农到河南采访，报道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新气象、新风貌，采访适逢炎热的夏季，记者们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信阳人民大战酷暑的劳动场面。在《英雄的信阳人民》中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名词，就是“人民”。影片将镜头对准具有那个时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的“信阳人民”，将“人民”作为一个特殊的被关注对象，而具有了时代性的象征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人民”一词在记录语言中也进行着更迭和置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被置换为“民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记录理念向“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转变之后，这一概念又进一步被置换为“百姓”。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1993年，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开播，播出了以《德兴坊》、《茅岩河船夫》、《远去的村庄》、《毛毛告状》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同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将原来的《生活空间》由服务节目的模式改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小型纪录片模式，并创电视纪录片每日定期播出的先河。《生活空间》用真诚和真实的态度关注百姓，“真实是一种力量，当这种力量与真诚而平民化的态度、与人文关怀的精神相结合时，它就能深入人心，就能不断引起共鸣，产生震撼，就能接近生命意义中最深层的东西。”《纪录片编辑室》的开播和《生活空间》的转型使中国纪录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百姓舞台”，它们的成功充分说明：百姓是电视媒体不可忽视的对象，百姓的生活状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这才是纪录片乃至电视应当关注的主要对象。至此，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伊始的被关注对象“人民”，已经完全走下了“神坛”，而与生活中的百姓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