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内讧不断(6)

人们不再谈论背叛，因为没有必要了。一开始，他们就被束缚住了，如同中世纪的年轻人被修道院束缚，他们则是被美国方式束缚住了。他们认为，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残忍，而且一定没有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技学院的校刊《代达罗斯》上，一位学者写道：“当代学生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极少数人对身体健康、职业规划、家庭关系、国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忧心。”即将毕业的学生已准备好拥抱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捍卫它。他们会遵纪守法、纳税、服兵役、参加投票，尽管投票后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们在穿着、谈吐、信仰、交友、头发长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会标准。这样，他们就能换来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权和优待，即经济上的保障。

这种交易使教师大为震惊。经历了贫困和法西斯主义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们宁可用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开瓶器和14K金的赊购牌。他们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洛姆犹太寺内，刘易斯·纽曼拉比将“抢短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说，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将“关于重大事件的讨论和反对看作危险事件”，因此学生只好通过“好笑、不得体的‘抢短衬裤’活动来发泄过多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多少也有点儿道理。即使深思熟虑的讨论没那么危险，它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不会受到鼓励。一位研制喷气推进设备的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没有任何理由。欧文·拉蒂摩尔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做伪证[12]。国务院禁止人们到共产主义国家旅游。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被视为“危险人物”并遭到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13]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大学演讲的欧洲学者都会当众受辱。

麦卡锡此时正处于人生巅峰，几乎每星期都会传出反对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学生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顺从者会受到奖励，信奉异端则将遭到惩罚。华盛顿是麦卡锡及其对手最大的战场，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进行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战斗。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有人提议将公共图书馆里作者是共产党或疑为共产党的作品打上红色印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位当地的家庭主妇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倡议了此次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汉斯太太“从不以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自居”，但这并不表示她对书里的阴谋诡计没有独到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单，并希望处理他们的作品。她没要求将书焚毁，打上标记就足够了——亮红色的大标记一眼就能看见。标记印在封面内页，表明作者的共产党身份和政治立场，并附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阅读共产党的宣传册。”圣安东尼奥市市长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很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监督者记录下翻阅过这些书籍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呈报联邦调查局或在《圣安东尼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极大不满，他们主张公民拥有自由权。这场运动最终以反对盖章者的获胜而结束，但造成了许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谊破裂。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位家庭主妇托马斯·怀特太太（印第安纳州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了别样的解释。她说：“现在，共产党在教育方面有一条新指示，即大力宣传罗宾汉的故事。他们想宣传罗宾汉劫富济贫的精神，这就是共产党的路线，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但身为共和党人的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英国诺丁汉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认为罗宾汉（1160~？）不是共产党。印第安纳州教育局局长威尔伯·杨召开记者会，宣布无论怎样，他都会重读罗宾汉的传奇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怀疑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业中，怀疑就等同于有罪。美国主要的戏剧出版商塞缪尔·弗伦奇似乎觉得黑名单还不足够，于是组织了一次剧本比赛，在比赛中，保留“取消任何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的参赛资格的权利”。

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公然到学校进行安全检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时，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几乎人人如此。斯蒂庞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党人，他却是一个例外。在其他任何时代，霍夫曼关于自由的见解都算不上大胆，但在那时能强烈地坚持己见就很不寻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后，一名学生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应该学习共产主义吗？”霍夫曼回答说：“当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我们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国人，就会知道为何共产主义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胁。”学生说：“我与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时此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十分危险。”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危险的。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争取到去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演讲的机会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设法让他无法使用室内战争纪念馆。而事实上，他此次的演讲主题为“自由企业”。

民团迫害、新式热核武器带来的恐惧、父母讲述“大萧条”的故事，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也有能言善辩之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表示，这一代人的长辈们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自己的学生不过是小心谨慎而已。他认为，指责他们缺少政治上的战斗精神是错误的：“将来会证明他们正是讲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是美国在国际和国内生活中，长久以来就需要的。”这样的赞美软弱无力，没有得到回应，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更为著名的学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价值观表现在背离美国传统上。他说，尽管学生们高度赞扬真诚、诚实和忠诚，但他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标准一般都很低，在许多重点院校，有计划的欺骗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学生的享乐主义和反智主义表明他们已抛弃了清教徒的传统，他认为这些学生“也许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驱，但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名义上是宗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却是融入集体的）社会的引路人”。

如果别人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他们会只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绘出轮廓，自然会有人赋予其血肉。想想这一代人当时自愿闭口不谈的感觉十分有趣，他们虽然年幼，还无法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这种神秘性必然会在他们思想中某个阴暗角落留下记忆和言语所不能及的影响。1951年盛夏，在这个10年刚刚拉开序幕时，新泽西州梅普尔的马克·拉德[14]年仅3岁；曼哈顿的马里奥·萨维奥[15]和凯西·布丁[16]，一个8岁，一个7岁；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休伊·牛顿[17]10岁；艾奥瓦州道奇堡的琳达·苏·埃文斯8岁；纽约的凯瑟琳·普拉特·威尔克森[18]6岁；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戴安娜·奥顿[19]9岁。

20世纪60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经成为历史。卫斯理公会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在篮球联赛中场休息时，对往事深感怀念，于是自然地哼唱起记忆中的抒情歌谣。他们唱道：

闪闪叮叮和你，

闪闪叮叮和你，

总是玩得很开心，

在——一——起。

接着唱：

胡迪·都迪时间到，

胡迪·都迪时间到，

鲍勃·史密斯和胡迪，

对你说你好！[20]

再唱道：

米老鼠，米老鼠，

永远让我们如此欢乐！

米——待会儿见！

奇——我们喜欢你！

老——鼠——老——鼠！

唱着歌的学生分享着父母不知道的歌谣。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孩子，这时公共关系工作者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角色”；广告术语中的“公众”一词为“大众”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每天只有45分钟的儿童广播，其余闲暇时间里，他们只能收听成年人的节目。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小一点儿的孩子则听父母讲述他们童年时代听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始终未曾变过：《鹅妈妈》、《格林童话》、《一个孩子的诗园》、《金银岛》、《小飞侠》、《小妇人》和《绿野仙踪》。在杜鲁门任期的最后几年，这一切都开始衰落。除了被迪士尼制作成动画片（《木偶奇遇记》《、睡美人》）或被著名表演家珍藏（《小飞侠》、《绿野仙踪》）的作品外，曾经围坐在妈妈膝盖旁听过的故事已被渐渐遗忘，除了那些不认为讲故事和听故事奇怪的家庭。

《闪闪叮叮》、《胡迪·都迪》、《米老鼠》、《幸运儿》和木偶戏《与斯纳基·帕克一起的生活》是新传媒中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幸存者，一般节目的水平则比较低下，赞助商对好节目漠不关心。在《电视指南》的调查中，家长支持《魔法房屋》和《想象先生》节目，却因其在尼尔森和胡珀收视率调查中成绩不佳而被停播。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木偶戏虽然长期播放，但最终被倡导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天空之王》、《年轻宇航员》、《半夜船长》和《超人》等压制。“超人”的扮演者乔治·里弗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车撞到石墙，撞破额头后，看见自己的血而昏倒。即使这样，他的影迷还是继续幻想他无坚不摧。

新的少儿节目中约有1/3是讲述犯罪和暴力的。美国制造玩具手枪的公司从10家增加到300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深谋远虑，购买了他自己所演的过时牛仔片电影胶片的专利权，赢得了来自电视的第一桶金。到1950年，仅销售赫白龙·卡西迪同款服装所得的总收入就到了4000万美元。赫白龙的6支枪造成的伤亡人数使电视上的总伤亡人数增多，到1954年，该人数已超过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荧幕中的某些凶杀案令人不寒而栗。《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反对播放年轻女孩被勒死的特写镜头，但占据时代主流的观点是，电视节目在“大杀手杰克”的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电视中的暴行还有些好处，即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释放好斗心。无论如何，暴力节目广受欢迎，孩子们就是想看这类节目。因此，麦迪逊大街上那60个方形街区的所谓的“电视业”中心决定增加暴力级别。就在不远处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经常逃课的小学生，他看遍了所有电视中的暴力节目——他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1]。

几乎新传媒的各个方面都饱受争议，除了其重要性。显然，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电视时代比收音机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顶峰时，美国人一个月购买了16.5万台收音机。1948~1949年，每个月都会售出20多万台电视机，而这还只是开始。1950年1月1日，美国总共有300万电视机用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年代），又有700万台电视机进入美国家庭。收音机仍是广播界的霸主，向4000万听众播送节目，但这仅仅是因为大部分人还未向推销战术（“你的小孩被遗忘了吗……”）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通常会得到报纸的宣传帮助。报纸误判了广播电台的吸引力，轻易将开放频道的权利让给他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次，它们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巴尔的摩市推出详尽的图例，来解释销售手段是如何在报纸的支持下显示显著效果的。1949年春，胡珀的数据表明，82%的城市居民收听广播，仅18%的人观看电视。于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劝告其订阅者观看他们自己的Wmar台的电视节目。结果，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电视节目的晚间观众（50.2%）人数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观众并不满意。新鲜劲儿一过，人们便发现Wmar台的节目画面有雪花点，节目制作也略显粗糙，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空中污染”。“那些衰弱的老年摔跤选手怎么了？”巴尔的摩人在大街小巷不断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没怎样啊，他们还在继续摔跤。”《时代周刊》宣布：“电视已成为1950年的主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电视节目的水平仍然不高。虽然不时也有佳作呈现，如《达夫的小酒馆》、杰克·韦布的《法网》和那位从西弗吉尼亚州来到亚马孙的、精灵般的女英雄达格玛，但即使最好的剧目也不过是二流的杂耍表演。当时人们心中的“电视先生”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许多大牌表演家都曾是经验丰富的广播名人。两年前，戈德堡一家转战电视屏幕（代表作《来者请进》、《无人接听》），但大多数作品都没能引起轰动。想听爱德华·默罗的新闻或平·克劳斯贝最新民谣的人们必须使用收音机，而非电视机。阿瑟·戈弗雷继续通过收音机与4000万听众互动，用弗雷德·艾伦所说的迷人的“裸音”与听众亲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