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内讧不断(5)
“放射性尘埃”这个危险的词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暗示炸弹造成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战争”整个概念的改变。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词是“过度毁灭”。氢弹被改良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FFF炸弹）——在原子弹爆炸和燃料聚变的基础上，再加上弹壳的聚变，放射性尘埃的覆盖范围增加到300平方英里[10]。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问题。“二战”时的民防系统计划简直就是个笑话：海洋那么辽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根本构不成威胁，那些头戴白色扁平铁皮帽的空袭队员对整件事也感到丢脸。如今，他们长期的警戒终于有所回报。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子的生意逐渐兴隆。江湖医生开始宣传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危险时可挂在头上的松紧口袋。还有一个怪人兜售“铀235原子震伤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该药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谣言是，剃光所有宠物的毛发，就不会有放射性物质了。动物保护协会提出抗议，才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点儿不切实际。对最有事业心的企业家来说，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修建家庭掩体。1951年1月，洛杉矶一家建筑公司为它修建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仪式，以鼓励人们修建家庭掩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霍恩夫人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正式铲了第一锹土。她签订合同，花1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体，内有色彩亮丽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毯、用推拉门巧妙隐藏的储藏室和一个轻巧的盖格测量器。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电视观众：“我在夏天就做了许多罐装水和罐头，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储藏室。”略微思考后，她接着说：“我将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花上3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号小型防护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发条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放射性元素图表、防护服、化学清洁剂、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设备（“爆炸后可挖出条路”），以及一个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对于大多人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爆炸当日对待目光短浅、没能修建自家掩体的邻居。退入自家的掩体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邻居了。所以他们必须将邻居拒之门外，必要时还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虑使用包括手枪在内的成套装备，但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那么现实。后来，后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儿：一些成了烧烤场地，另一些则用于堆放园艺工具、滑雪轮胎和孩子的自行车。
不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对核屠杀引起的恐怖说法也知之甚详了。他们毫不费力地将思考重点从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百万计的死亡上——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100万人，而一天之内就可能发生10~15次百万计的死亡。对于军队以外那些考虑周全的人们来说，热核炸弹爆炸的产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也束手无策。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士则似乎已被麦卡锡主义麻痹。自慕尼黑事件以来，那些曾控制过某次国际危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运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机的控制了。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流逝，新一代美国人逐渐成熟。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时的防空演习具有启示性，必然会唤醒这一代儿童。然而，虽然长辈们寄希望于他们，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失望。
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大学教师发现知识界混进了一种迟钝而腐烂的气息——原来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忆起来[11]，很难理解当时的学生会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责罚，但他们确实如此，并不冤枉。美国青少年从没有那样孤僻离群、小心谨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进取和沉默不语。
“沉默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死寂笼罩着大学校园，自由主义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校园中没有愤愤不平的年轻人，没有燃眉之急，没有战斗热情，只有一小股极右反对分子的吵嚷声。只有少数“垮掉的一代”才会提出抗议，而他们也像同龄人那样对理想主义和争论退避三舍。对于大多数人，“抢短衬裤”（指大学男生突袭女生宿舍以夺取女生衬裤为战利品的胡闹活动）或“硬塞”活动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在“硬塞”活动中，大学生尽量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辆大众牌汽车内塞进40人，或一个户外电话亭内挤满12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学生们将电话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区，7名志愿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进其中。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其中的意义。他们认为，“硬塞”活动只是把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戏剧化，学生本身并没有错。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毫无意义，闹过之后，他们仍会排队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试。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一切，因此到校园参观的人开始对他们的温顺议论纷纷。漫画家将学生描绘成布鲁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学生“缺乏果决能力”深表忧心。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社交集会，震惊离去——女生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自己未来在郊区的家庭，以往该校的学生则一直认为这是高贵的女子学校女生的典型行为而对此嗤之以鼻。来自牛津大学的辩论竞赛者参观美国大学校园时，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戴眼镜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兹教授：“有什么事值得进行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述对学生的不满时说：“当我问这些学生，他们能为这些事干些什么时，他们竟然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讶。当我建议，事情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们可以组织纠察队时，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1950年，默里·罗斯写道：“极少数年轻人能与积极奉献的人共同努力，并与他们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共同奋斗。”《生活》杂志为了找到能使年轻人兴奋的方法，请他们列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迪马吉奥、麦克阿瑟、贝比·鲁斯（著名棒球手）、罗伊·罗杰斯（电影演员）、克拉拉·巴顿（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薇拉·埃伦（电影演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歌手）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与他们父母的选择几乎一致。在新的10年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受父母一辈人的价值观影响极大。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认为：“美国中产阶级致力于个人安全，从而造就了具有强烈中年人价值观的一代年轻人。”过去，我们有把握假设一个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起初在“左”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转到右翼。但现在可不敢保证了。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点从正中间开始，并一直停在那儿。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数善于表达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数人能驾驶斯图兹熊猫牌轿车。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50年代却难以找到能言善辩之人，难以找到可担任领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足球队选出两名队长或轮流担任队长，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钥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里。大学生们似乎鄙视“领袖”这一概念，而将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后，才发现他们其实毫无特点可言。关于这种人的美德，威廉·怀特曾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阐述为“表现并不突出，热情并不过分”。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认为领导源自集体，进步在于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进取钻研和富有想象力。关键是，他们怀疑个人主义。寻求个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个人爱闹矛盾，制造麻烦，危害集体荣誉，大家都想远离他。
在他们奇怪的特性中，喜好争论是最严重的罪恶。“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义务，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养。他们的理想不会破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理想。他们不开金口，避免严肃地讨论，将改革者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独立和体制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定地站在体制的阵营中。他们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他们渴望在集体作战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隐藏会遭人排斥的个性。那些年，有钱的学生开始不修边幅、衣衫褴褛，以免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队队员对里斯曼说：“我对我的竞争对手感到生气。我有点儿不对劲——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样与别人精诚合作，而不在乎输赢。”怀特注意到，学生不再梦想自己创业。他们想为别人、为较大的公司、为他们信赖的人工作。然而，他们对成为推销员或升职为部门主管则并不感兴趣。成为推销员就意味着面临竞争，主管则有时必须严厉。大四学生经常告诉招聘人员，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也喜欢到公共关系部门工作。怀特直言不讳地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想在“上班时间内讨好每一个人”。
这种观点与抗议行为格格不入。对于教授而言，反对麦卡锡主义是当时最为激情愤慨的事，但学生们却无丝毫兴趣。麦卡锡在校园没几个支持者，但也没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件事很乏味。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和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如今最热门的职业要数工商管理了。20世纪40~50年代，曾经最受欢迎的人文科学已开始没落，以至于不到30%的人会主修基础学科。职业培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工商业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学生的“投资”会得到最高利润的回报。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只有19.4%的大学生主修工商专业，到1955年，主修该专业的人已占大多数。
如果他们有什么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尔逊《一袭灰衣万缕情》中的主人公汤姆·拉斯。在小说开头，威尔逊笔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贝琪的妻子，他们有3个孩子，在韦斯特波特有一座6间房的住宅，有一辆1939年的福特汽车，有1万美元的军人人身保险，还在慈善基金会有一份年薪7000美元的闲差。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还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辆新车，厨房的地毯又开始磨损了……然后，汤姆似乎撞上了好运：他得到了一份处理公共关系的工作，年薪9000美元。他工作后才发现其中的陷阱：在新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没有三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了，喝咖啡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并且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讨好别人了。如今，他必须工作，有时还得在晚上5点之后或星期六加班，从而占去他与贝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极为不满，他告诉老板他受够了。汤姆也愿意多挣钱，但如果要以减少他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为交换条件，他宁可辞职。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其结局也出人意料。老板妥协了：
霍普金斯站起来，又倒了一杯酒，客气地说：“当然，还有许多好的职位不必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帮你找一份合适的。”
“沉默的一代”对此深信不疑。在他们认为的情谊背后隐藏着他们本质的纯良，以及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出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他们认为看着时钟准时下班的人会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确而圆满的生活”。霍普金斯辩解道：“总有人要干这个工作。”汤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会是某个人而不是他，他可不会为了钱而变得神经质：
我不愿意让出时间。我实话实说，我想挣钱，没人像我这样爱钱。但我不愿意晚上和周末也工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还不止这些。我并不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都已完成，所有伟大的梦想都已实现，所有伟大的财富都已到手，他们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捣一下技术，处理一些专业问题，将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费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礼拜、参加公众活动、“了解”孩子、打高尔夫、观看少年棒球联赛，和自己的“贝琪”过着满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铺设水管。只要在毕业前与合适的公司签订合同，将自己的名字挤进激烈的竞争大潮中，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高速公路”前进，这一切都将属于他们。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大学生不再吹捧“玩起游戏”，而是“心中有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不断变化，但他们确信变化时会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