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开国建元及“德运”的缘起

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数千年来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不论是汉族或他族，无论肇创的是割据偏安的王国，或是统御四方的大一统国家，都以定立名号，作为天命所钟﹑万民拥戴的象征为首务。从现代政治理论而言，这便是彰示政权的legitimacy， 时下中文译作正统、正当或合法性的主要标识。从历史的发展来说，就个别政权而言，它们建立的是国，其名称应是“国号”，但到秦汉以后，由于阴阳五行循环理论建立了政权间的递嬗系统，一国的名号又称为“王朝”。赵翼（1727—1814）《廿二史札记》卷二九载录《元建国号始用文义》一条，将历代国号的缘起分类，近人侯绍文据之概括为六则：(一)因封号以为名；(二)因治地以为名；(三)稽之姓氏以为名；(四)托之前代以为名；(五)夸其权力以为名；(六)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名号取意各个不同，因此每一政权随而制定的历数、朝仪、典礼皆有不同的象征，呈现个别的政治、宗教传统与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建立“国号”及推定“德运”，作为政权的正统或正当性标志的讨论，参杜奎英：《中国历代政治符号》（台北：政治大学，1973）第1章；及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ey (1115123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chap。 2.引文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九《元建国号始用文义》，《四部丛刊》本，页22上—23下。参杜奎英上揭，页42—52；及侯绍文：《中国历代国号之缘起》，《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0卷第6期（1977年5月），页8—13.

这些政权除却建立国号，亦相继推定本身在规范历代王朝嬗替的阴阳五行循环理论的“德运”行序，作为历史上的定位，为建立政权的正统或正当性的另一相辅相成的标识。这个理论出于战国齐人邹衍（前305—前240？）的“五德终始”说，认为盈天地间有土、木、金、火、水五种基本元素或原动力，名为“五德”或“五行”，依次运转，从所不胜，称为“五德相胜”或“相克”，周而复始。这一理论不但用于解释自然界的各类变化，还作为说明统治王朝兴衰的缘由。邹衍“五德终始”说出所著《主运》等篇，原书已佚，遗文见吕不韦：《 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十三，及汉朝人著述与后代类书。近代有关论著甚多，详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载顾氏编《古史辨》 (北平：朴社，1935）第5册，页543—753； 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台北：钟鼎文化出版公司， 1967)； 王梦鸥：《邹衍遗说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及孙广德：《 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的政治思想》（1969）（台湾商务1993年修订本）。英文论著参Benjamin I。 Schwar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 9； Michael Loewe， 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s 2， 6； 及Aihe Wang， Cosmolog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秦始皇帝（前221—前210在位）既统一六国，便推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应从水德，色尚黑，以十月为正，数用六为纪。此后历代帝王都循制议定德运，改易旗帜服色，正朔历数，制定朝仪祭祀，符瑞典礼以显示其在王朝更迭的正当性地位。汉高祖（前202—前195在位）再定水德以承周之火德，但朝臣颇以水为秦运而反对，到武帝（前140—前87在位）便更定为土德。其时由于儒生董仲舒（前179？—前104）的倡议，论者将五德的行序修正为木、火、土、金、水，从所相生，称为“五德相生”说。到汉末成、哀二帝之世（前32—前7；前6—前1 在位），议者以国运日蹙，酝酿改制，古文经学家刘向（前77—前6）、刘歆（？—23）父子，便以“相生”说推排上古帝王的传授，以伏羲受木德开始，经过三番轮值，汉以火德王作为论据。见司马迁：《史记》 (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六，页237； 卷二六， 页1260； 卷十二， 页483， 卷二八， 页1366、1381、1402；班固：《汉书》 (中华，1962)卷一下， 页82； 卷六， 页199； 卷十一， 页340； 卷二一上， 页973； 卷二五下，页1245、1270.秦汉以下历朝德运行序的推定与演变参王钦若等纂：《册府元龟》（清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卷四《帝王部》，四《德运》，页3上—4下；陈梦雷等编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据雍正原刻影印本)，《皇极典》卷一七〇《帝运部汇考》，页3上—4上。近人研究详前揭顾颉刚、李汉三、孙广德及杜奎英专论的有关章节；又参王宇清：《历运与服色》，载《包遵彭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图书馆，1971），页13—46.到王莽（9—23在位）篡汉立新，便自称以火德传位，定土德为运，并同时采用刘歆作《世经》，依照前说编列古代帝王轮值系统，证明新莽嗣承汉火德居德运正序。但是这个体系缺去秦之水德，与历史事实抵触，根据顾颉刚（1895—1980）的考证，刘歆于是在五运的木、火间另设一水德的“闰位”以安置秦于周汉之间，视为“不当正序”，并在五德的头二循环，分别增置传说中的共工与帝鸷二主的“闰位”，作为秦的先例以自圆其说。至王莽倾覆，光武帝（25—57 在位）兴复汉祚，于是重建火德，黜新莽于“闰位”为僭伪，与居德运正序者有别。经过这几番调整，“五德终始”说与远古历史和当世政治的配合便成定型。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范晔：《后汉书》（中华，1965）卷一上，页22、24.参顾颉刚前揭，页525—597； 详郑雯馨：《论王莽对新朝“正当性”的建立》，（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20期（2005），页5—38.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历朝帝王都依照“五德相生”的模式推定德运，俾与所欲继之前代政权相承，建立正当的统绪地位。例如，三国时蜀绍汉为火德，魏称土德，晋代魏改从金德。嗣后南北分裂，割据诸国亦各自议论行序。因此，南朝刘宋称水德以承晋，其后齐、梁、陈以木、火、土德相继。北朝刘赵又从水德以承晋，慕容燕初称水德，后改木德，苻秦继尚木德，姚秦称火德，拓跋魏先定土德，随改水德以承晋，后周则从木德以嗣魏。逮隋文帝（589—604在位）统一天下，推定以水德继周，及李唐取代，又改称土德越隋以承汉。此后五代诸国亦循制推定德运，如后唐称土德以绍李唐，而后晋、后汉、后周各以金、水、木德相承。以上各朝所推定的德运正史皆有记载。略见《册府元龟》前揭，页4上—15上；《古今图书集成》前揭，页4上—8下。详前揭杜奎英及王宇清论著有关德运行序的章节。这些政权，一旦议定行序，便随所称之德更易旗帜服色、正朔历数，制定祖、腊祭祀及符瑞典礼以昭明天命所归。所谓祖、腊之祀，始于东汉之世，指五行盛衰之祭日，岁首气始曰祖，岁末气终曰腊，依次推定。根据记载，祖与腊与五德相配之关系为：水、子祖辰腊；火、午祖戌腊；木、卯祖丑腊；金、酉祖丑腊；土、戌祖辰腊，周而复始，循环不绝。关于“祖”、“腊”祭祀配于五德的日序参王应麟：《小学绀珠》，《丛书集成》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卷一《五运》，页26.赵匡胤以后周殿前都点检篡夺政权，开创宋朝，史称宋太祖（960—975在位），亦按“五德相生”及君王禅让的王朝嬗替模式，推定宋为火德。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960）三月壬戌下载：“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同一时期，与宋对峙华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在汉化的影响下，亦运用“五德相生”的模式，推定本国的德运以继承汉人王朝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首次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议定金为土德以继宋之火德，其后在宣宗贞祐二年（1214）再次讨论，仍从旧议。见薛居正等纂修：《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中华，1976），页14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绪七年［1881］辑本，1986）卷一，页9上。脱脱等监修：《宋史》（中华，1977）卷一， 页6.参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载同作者，《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页6—10.金朝的德运论议见脱脱等监修：《金史》（中华，1977）卷十一， 页259.卷十六， 页355.详Hoklam Chan，Legitimation， chaps。 4， 5.

金朝是中国史上最后一个讨论德运行序作为政权正当性的标识的王朝。这一方面由于北宋中叶的儒学复兴，在欧阳修（1007—1092）揭橥以《春秋》的“居正”及“合一”大义为《正统论》的主轴，若不符合标准则“正统有时而绝”的“绝统”说影响下，“五德终始” 的循环理论对政权转移的解释为道德原则及政治形势所取代。另一方面，继起的蒙古族在中国建立的大汗王朝命名 “大元”，取《周易·乾卦》“大哉乾元”或“大大”之义，又与本族Yeke Mongghol ulus (大蒙古国）的名号吻合，而由于其为草原民族开国，政制文化与中土殊异，无须以汉人之德运说建立其正当性。关于宋中叶的儒学复兴与五德转移学说的衰退，参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载同作者，《宋史论集》，页125—165；刘复生：《宋朝“火运”略论——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92—106；及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页177—190.元朝“大元”名号的起源及释义参萧启庆 ：《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台北，1985年6月），页23—40.关于蒙元帝国政权的正当性问题，详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God：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Munchen：Bayerische Akademie， 1978)。汉人复国的明朝及满族统治的清朝，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及政治思想与制度之转变，并无讨论本朝在德运转移的行序。

元末两淮民众，不堪蒙古腐败政权的贪敛残暴，在白莲教徒韩山童（？—1351）等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煽动下，以红巾为标识，蜂起反抗元朝统治。一时豪强并起，逐鹿中原，相继建国纪元，割据一隅。至正十五年（1355），韩山童子韩林儿（卒于1366年底或1367年初）称帝于安徽亳州，立国号名“宋”，崇尚火德，号称恢复赵宋王朝。朱元璋（1328—1398）隶属其下，经过十多年的鏖战，击败群雄，于宋主在瓜步（江苏六合县东南）沉舟身亡后逾年，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1333—1370在位）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自立为皇帝，国号“大明”，纪元“洪武”，史称太祖（1368—1398在位）。关于朱元璋的崛起与创立明朝的经过，官修史籍主要为宋濂等纂修：《元史·顺帝纪五》（中华，1978）；姚广孝等监修：《明太祖实录》(简称《实录》)（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卷一至卷二九；及张廷玉等纂修：《明史·太祖纪一》（中华，1976）。其他史料摘录见杨讷与陈高华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简称《元代农民战争》）（中华，1985）下编（第4册）。大事年表见孙正容编著：《朱元璋系年要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近人著述以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學報》第13卷第2号（1923年7月），页278—302；及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 (1942年5月），页55—69为代表作。英文论著可参Teng Ssuyu撰传，载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 L。C。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简称DMB）(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vol。1， pp。38192；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The Ming Dynasty， part 1， ed。 F。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1， 及所揭书目。其他有关朱元璋的著述见页6注②。究竟大明的起源及文义为何，又如何处理德运行序，官方诏书并无道及，因此明人众说纷纭，无一定论。1941年，北京清华大学的年轻讲师吴晗（1909—1969），在《清华学报》发表《明教与大明帝国》论文，推论韩山童本为明教徒，“明王出世”说出自摩尼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为大明国号的本源。此文轰动一时，影响甚大，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纷纷翕从。不过自1980年代起，学者开始质疑“明王出世”说是否来自明教，而杨讷撰《元代白莲教》寻溯其源于释典，认为“大明”国号应来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净土宗经典如《大阿弥陀经》，否定吴晗的假设，产生新的评估。见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1月），页49—85；重刊同作者，《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 1956），页235—270.评论见杨讷：《元代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页189—216；又参同作者，《元代白莲教研究》（上海古籍，2004）页176—183.

笔者《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一文，于终篇曾略叙元末徐寿辉（？—1360）及韩林儿政权皆取“宋”为国号而朱元璋弃“宋”改立“大明”为号，但未深入分析。随后大陆学者刘复生及刘浦江皆征引拙作，申绎“五德终始”说在宋以后的浸衰，亦旁及明朝的国号与德运关系，然亦未进一步发挥。 本篇以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为焦点，着重爬梳考核原手史籍及释典记载，并检讨近现代学者对明国号问题的释义及论辩，为此议题作一整体评论，庶几增进对元明之际史事的了解，并阐析群雄试图建立正当性政权的过程。本文论旨部分采自拙作：Hoklam Chan， “The ‘Song’Dynasty Legacy： Symbolism and Legitimation from Han Liner to Zhu Yuanzhang of the Ming Dynast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June 2008)： 91133.中西史学取向不同，表述方法各异，二文的若干论点可以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