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出生上学在津南
第四节 小兵留青史
津南究竟何地方？
军农积淀深且广：小站练兵留青史，新建陆军此发祥；秀外慧中优质稻，“汁摅晶碧类琼浆”——人杰地灵育英才，志存高远少年郎！
如前章开篇所说：倘若说那追根溯源的家庭，是李振东这棵大树汲取营养的根系，那么，其出生、创业的天津市津南区，则是他这棵大树成长、壮大的丰腴土壤。因此，我们意欲从大的背景、即宏观审视上，全面而深刻地探析李振东，那就理应了解他所在之地——天津市津南区，在近代发生的关乎全国大局的重要史实。
在上文描述李振东的家史中，我们曾数度提及其先辈躬耕、苦读、敬老、爱幼、仗义、助人之举，并顺理成章地代代传承，业已形成良好家风。历史演进到振东这代，其家的优良传统更得到弘扬，且发展到极致。他不啻力所能及地认真学习中华民族的一些经典著作和国外的一些先进科技知识，而且也注重了解和掌握天津市、特别是津南区的社会发展史及其重大事件，并在进行归纳、分析和评价时，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进而激发自主创新能力，选定“朝阳产业”，加快跨越发展——他的“变废为宝”，即是明证！然则津南区的地理概况、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究竟有哪些？李振东儿时的生活环境和上学的各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座落于天津市区东南30公里的小站镇，是个有着厚重的政治、军事、农业和文化积淀的钟灵毓秀、闻名中外之地。其特点是“因兵而兴”、“因米而名”，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也非溢美之辞，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反映：历经45年的“小站练兵”，不仅产生了四个民国总统、六个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及陆军总长、三十四个督军以上的军阀，走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第一支军乐队，还改变了中国封建的旧军制，创立了一支由近代军制和装备编制的新建陆军，为中国近代军队的发展开辟了先河；由驻扎当地的清军开挖马厂减河，引水种植的形美、味佳的“小站稻”，除作军粮外，还转运京都，供清宫食用，因而芳名远播——李振东就是在这里度过他的少年时代和完成他高中以前的学业的。
第四节“小站练兵”留青史李振东生长、创业和展翅腾飞的津南区，就是赫赫有名的小站地区的所在地。从刚记事起，勤学善记的李振东，就常听大人们津津有味地讲述有关小站练兵的情况，后来，经过查阅有关专著，才系统地掌握了翔实和准确的情况。
这里东临渤海，属海防要地、京津屏障，加之地势平坦，幅员辽阔，交通方便，人烟稀少，极宜屯田养兵，因此，“小站练兵”早已有之，非自袁世凯始。早在1576年（明朝隆庆元年），名垂史册的爱国青年将领戚继光，作为冀辽总督练兵戍边、防御倭寇入侵时，就在此专设“督司”，负责从山东杨家沟起，经小站，北至芦台一段的军事防务。沿途建村庄、设驿站，以尽快传递军情。驿站大小，根据相距远近设置，规定大站用10匹马，小站用5匹马，如，从马棚口到上古林是大站，用10匹马；而从上古林到此地是小站，则用5匹马——而今的“小站”地名，即由此而来。这说明，430年前的小站一带，已成为军事要地。
清王朝建立后，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八旗兵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268年。然而，作为封建没落政权的工具，业已落后时代发展的八旗、绿营，随着封建制度的沉沦衰败而日趋解体。进入19世纪，八旗兵已名存实亡，到乾隆、嘉庆年间，绿营兵也迅速走向衰朽。待到鸦片战争时，已经是“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了，遇战即临阵溃逃，无事就虚糜粮饷。而至太平天国革命发生时，则更是腐败到“将帅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以营卒为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平时浩浩荡荡的50万大军，“遇敌辄糜，溃不成军”！为改变现状，自19世纪60年代初叶始，在洋务派“求强”、“求富”的呼声推动下，清政府曾对军队进行了一些改革。曾国藩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命令其得意门生李鸿章到安徽原籍去举办团练，另募一支军队。经李鸿章精心筹划，按“湘军”营制加以改编，组成了另一支地主武装，号为“淮军”，周盛传就是其中之名将。
1870年（同治九年）秋，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周盛传率部北上，屯卫畿辅，翌年，又奉调移驻青县马厂。周部在新城修建炮台，并于新城经小站至马厂140华里之间，铺垫了马新大道，沿道设驿站，10里一小站，40里一大站。历史的巧合是：同明朝戚军那条路线设驿站时一样，此时的这里也正处于一个小站的位置。“小站”之名便叫得更响，且代代流传下来。
由于这里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地位，1875年2月，周盛传又调到小站一带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百姓则呼之为“盛军”或“老盛军”。盛军在小站北侧的潦水套，设“亲军营”，以此营为中心，周围布设盛正（字）营、传正（字）营、老左营等18座营盘，后来，每个营盘都演变成了现在的村庄。当年各营共驻有兵力18700人，这18座营盘与新城炮台遥相呼应，南扼歧口，东控大站，甚为险要。这新驻营地，因在盐碱沼泽区域，故居人寥寥、商贩绝迹，士兵购物，需去20华里外的咸水沽、葛沽等地，既不方便，也难管理。为此，周氏兄弟便在亲军营南侧的小站沿马厂减河筑城为镇，名之为“新农镇”。然而，长期以来，因老百姓约定俗成的“小站”之名早已深入人心而一直沿用至今。当时城内设东西走向的“行营买卖街”一条，小商小贩云集于此，远近的名商大贾也纷纷前来创实业，或设分号，小站的商业由此产生并日益繁荣起来。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清政府调“自强军”到安东与日作战中，盛军全军覆没。
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屈膝投降地签定《中日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一时间，朝野哗然，“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一致认为：小日本能打败中国，皆因其军队新式，船坚炮利，清朝必须改革旧的军制，建立新式陆军。时任长芦盐运史的胡燏棻，在对上议奏中指出清军的弊端：“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并再三申明自己的练兵主张。不懂军事的胡，聘请对新政和练兵内行的宁波人王宛生为助手，制定练兵计划，呈请京师督办军务处大臣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批准，于是，在甲午当年12月，清廷即派胡燏棻到马厂编练“定武军”，次年9月转驻小站。沿用盛军营盘进行新法操练：装备洋枪洋炮，分步、炮、工、骑四个兵种，总计4750人，聘请德国、挪威等西方人为教官，在组织、训练、技术等方面，都效仿西法创练。一切进展顺利。
然而，野心勃勃的军政枭雄袁世凯，趁清军衰落和迫切要求编练新军的强大社会舆论，打着“明耻教战”的旗号，极欲夺胡练兵之权。于是，他就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收买其助手王宛生。袁先是送王大量金钱，又托人说情，还与王结为金兰之好，紧接着又派京城名妓沈四宝、花媚卿、花宝琴、林桂生、赛金花等人，轮番向王宛生进行女色“攻击”，最后，王不得已，将给胡制定的编练新军计划，经过渲染和补充，交给袁。袁奉为至宝，朝夕铭记、背诵其要点，并将此计划缮写后，持之求见荣禄。荣禄逐条详询，袁都对答如流，他满意地带袁去见恭、庆两亲王。两亲王询问时，袁也答得很好，所以对袁评价甚高，一致认为：袁的练兵计划，较胡的高明且详细，可操练性很强，加之胡是绍兴人，官话不及袁说得流利。因此就将袁的练兵要则等文件呈报军务处，军务处批示：“甚为周妥”。于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由督办军务处亲王和军机大臣等人，联名奏请光绪帝变通兵制，保荐袁世凯接胡燏棻的定武军负责督练。1895年10月22日，光绪获准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要求：“中国试练洋队，大抵参用西法，此次所练，系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并指令其扩编改建，增至7250人。
从此，袁世凯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小站练兵”新建陆军的主要创始人。他聘请德国教官进行近代化军事训练。由于制度严谨、军纪严明、训练严格，加之西方一些国家的支持，新建陆军不断强大，袁的地位和权势也与日俱增，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即成了北洋军阀的首脑人物，攫取了足以左右清朝政治局面的大权。
在轰动中外的“小站练兵”中，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避免清廷满族权贵怀疑，特请满族陆军大臣荫昌推荐军事骨干：由武备学堂毕业生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工兵学堂总办兼工兵统带、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总办。这3人后来成了袁的得力干将，史称“北洋三杰”，还得了“龙”、“虎”、“豹”三个绰号。袁为扩充军力、培养亲信骨干，除随军学堂外，还在小站营盘创立速成武备学校，后改为讲武堂，并聘德国人汉纳根当教官。新建陆军除在“老盛军”、“定武军”的营盘外，又在小站附近增设东右营、新军营等10个营盘。
诡计多端而又觊觎国家最高权位的袁世凯，总是伺机壮大自身势力。1898年康梁变法失败后，慈禧为加强其反动统治，令袁在小站加紧练兵，并把新建陆军改为直棣总督荣禄统领下的“武卫右军”，发展到17000人。1900年，风起云涌的义和团爱国运动，在京、津、冀地区与侵华军屡屡发生战事。六神无主的慈禧，急命袁率军入京防卫。阳奉阴违的袁世凯，率部移驻保定进行训练，却按兵不动。这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外逃，荣禄所统之军几乎全部崩溃，而袁世凯以小站新建陆军为骨干的军队，反而扩充到19600余人，且被擢升为直棣总督兼北洋练兵大臣。袁重权在握后，又将军队调回小站，继续训练，并添置枪、炮，继续加强兵力，到1905年，军队已达到8万人之多！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从一开始就用尊君从命的封建伦理和升官发财、宿命思想，向官兵灌输，并以此为内容编《劝兵歌》为军歌，责令官兵天天唱；袁还搞拜把子、收义子、政治联姻、金钱收买等，他与徐世昌是盟兄弟，段芝贵是他干儿子，段祺瑞、张佩蘅是他干婿等，他通过这些封建宗法关系，使小站的北洋军，成了袁家军；袁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各营供起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宣传袁是军队的衣食父母，祝他官贵寿考，他用这种麻醉宣传，使在小站的北洋军官兵养成只感恩于袁个人，而不虑国家安危的奴才心理。
袁世凯就是用这些政治、军事、生活和思想方面的种种阴谋手段，为他日后满足一己之私欲而倒行逆施的窃国篡权当皇帝打基础、做准备！
1906年10月，清政府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到小站，以协助练兵为名行削减袁世凯兵权之实。1909年，段祺瑞又协助袁世凯在小站主持练兵，借此扩大个人势力。1911年武昌起义，清政府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段祺瑞受袁世凯指使，凭借手中的军队，于1912年初，领衔以北洋46名将领名义，两次致电清政府：“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领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迫使清廷退位。袁世凯乘机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当年3月即篡夺了临时大总统职位；1913年8月镇压国民党第二次革命，用武力威胁国会选他为正式总统；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出卖中国利益，换取对他称帝的支持，这年12月，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定1916年元月为“洪宪元年”，举行“登基大典”，对北洋军阀拥他称帝者流，大封爵位。以“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称帝，违背民意和宪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致使他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只做了83天皇帝，就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几天后即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两个月后抑郁而死。
袁世凯“多行不义必自毙”后，从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继续争权夺势，祸国殃民。1917年6月，也是靠袁在小站练兵得势的北洋军阀头子张勋，乘机率部到京，赶走时任总统的黎元洪，竟然捧出溥义“登基”，演出了臭名彰著的复辟丑剧，他则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然而仅12天，就被段祺瑞在天津组织的“讨逆军”打倒。8月，冯国璋任总统。此后，北洋军阀内部，主要分裂为投靠美、英帝国主义的直系首领冯国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皖系首领段祺瑞、亲日派的奉系首领张作霖三大派系。三派军阀之间，既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相互纷争、混战，又为反对革命、镇压人民而彼此“联合”勾结。他们都为其自身权益而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从而把中国拖入到了极为困苦、黑暗的境地。三派军阀的混战，也反映了日、美、英帝国主义之间，争相侵略中国的矛盾和斗争。最后，北洋军阀集团也自食其果，同室操戈，自我削弱，致使其政网日渐残破，直至解体。
神州不会沉沦，人民终会崛起！1919年五四运动，唤起了广大群众；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着革命潮流滚滚而来，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击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给中国带来新的曙光！
统而言之，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始，日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李鸿章淮军而起的空前庞大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史称北洋派或北洋军阀，到1928年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取代其政权，北洋军阀由产生、发展到衰亡长达33年；其间，从袁世凯窃据民国总统，到僭号大元帅的张作霖垮台出关，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引狼入室，对内镇压革命群众、屠杀百姓的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有17年之久。袁世凯任总统时的教育部长张国淦，在其《北洋军阀的起源》书中指出：“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长、巡阅史、检阅史、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具体讲，在小站练兵的军阀中，爬到督军以上的有34人。其中，有段祺瑞、王世珍、段芝贵、唐绍义、张怀芝、靳云鹏政府总理或陆军总长；还出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四个民国总统。这足以说明：作为北洋军阀诞生地和中国近代军队发祥地的小站及其练兵，在中国当时乃至其后的影响之巨大，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十分关心津南区发展的本书主人公李振东，他从区政府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在2006年12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因兵而兴”的小站镇，将把军事题材特色旅游作为主打品牌，迎接海内外客人。根据规划，小站镇将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原址的基础上，辟出19.8公顷土地重建“小站练兵园”，形成旅游地产核心项目。它将和基辅号航母、大沽口炮台、平津战役纪念馆等，共同构成天津军事旅游特色专线。该园已于2006年9月28日动工，占地1.1万平方米的核心部分将于2007年底开放，那恢复重建的讲武堂，中央大殿高17米，是军事博物馆，设有中国古代冷兵器、近代热兵器、不同时期的军队服装和军事物资等。
第五节 晶莹剔透稻米香
李振东所在的津南区，不仅以“小站练兵”而名扬天下，还以“小站稻米”享誉海内外。这小站稻米啊，看其外形，白里泛青、晶莹剔透、似珠赛玉；蒸饭煮粥，油光发亮、满院飘香、诱人馋涎；吃到嘴里，粘香可口、食欲顿增、回味甘醇……难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以诗歌作刀枪抗击侵略者的津门爱国名儒周楚良赞之为“汁摅晶碧类琼浆”。正因其如此名贵、倍受青睐，故而小站所产稻米，成了向清朝宫廷奉献的贡米！
少年时代的李振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地种、经常吃、他早已司空见惯的小站稻的背后，还隐含着那么多的历史积淀和有趣故事，经多方求教和查证，他才获悉了小站稻种植的由来。
“小站稻”的开发、扩种及其优质，虽然同“小站练兵”有着直接的重要渊源关系，但在小站历史上，开始种植水稻，却是很早以前的事。在宋辽对峙时期，公元989年，为防辽入侵，宋太宗派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黄懋为助手，以1万8千名士兵供他调遣。在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中，他于包括小站地区在内的渤海之滨，兴建六百里的堤堰，并开渠建闸，引水灌溉，终于大面积植稻成功，还沿界河设了百余个寨和铺（即边防哨所），把军事防御和边界屯田结合起来。元朝初年，统治中国的蒙古族，惯游牧、轻农田，宋代所垦稻田大都荒废。1324年，学士虞曾集上书建议：“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均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虽未被采纳，但他的主张一直被滨海地区垦田者遵行。
到了明朝，统治者推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广泛采取军屯和农屯的办法，使小站地区的水稻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万历到天启年间，先后有二十多人向皇帝上书或亲自在小站地区开垦屯田。尤应一提的是汪应蛟的贡献，他是明代万历年间保定巡抚兼农田水利学家。1598年，汪应蛟亲到小站地区开垦了十围稻田。所谓“围”，就是用“闽浙濒海治地之法”垦荒造田，即：从海河开挖一条干渠，涨潮时将甜水引入；再开一条“排干”，落潮时把咸水泄入海河；再在适当的地方修建一些桥梁、闸涵；干渠两侧培高为埝，以防沥涝，这样两条干渠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围”。围内开支渠、毛渠，以便灌溉。他所开辟的这十围，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小站地区以北，沿海河一线约25公里地段内的全部耕地，为小站地区改良盐碱地积累了宝贵经验，立下了开拓性的历史功绩！1613年，大科学家徐光启，也曾四次来到小站地区，亲自勘察土地，提出独创性的指导高见。在谈到灌溉时，他说：“稻田用水，随时随地，不拘一法，括之为两言：蓄与泄而已。”“灌田者，先须以水遍过，收其热气，旋即去之，然后易之新水。”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拉荒洗碱。因此，他为小站的垦田植稻，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
1644年，满族人的清王朝建立后，长期的战乱，使许多地方、包括小站地区的田园荒芜，到雍正年间的1727年，大学士朱轼，又在小站地区大搞屯田，并设立了“水利营田府”，在修复明代屯田旧迹的基础上又有些发展。1859年，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督兵大沽口，在津南区一带挑沟建闸，引海河水种稻，水稻面积又有扩大。但因当时这一带地广人稀，水、旱灾害频繁，所以总是时兴时废，一直得不到稳固和长足地发展。
小站地区大规模开垦稻田，是始于前文所写周盛传小站练兵之时。为就地补充军饷，周率淮军在塘沽新城附近开渠设闸，按江南水田设置垦稻田1万亩。为解决小站地区种稻的水源问题，自1875年始，开挖马厂减河：先从小站向北至咸水沽的老海河口，开挖20华里的月牙河作为引河；再从小站向东经新城到西大沽的海河，开挖70华里的河道；又从小站向西至常刘庄，开挖30华里的河道——这三条新开挖的河道，在小站呈“T”字交汇，并在东西长100华里的河道上，修建了三座石闸。1880年（光绪6年），老盛军又从常刘庄至马厂开挖河道56华里，与南运河挖通。至此，因是官军开挖，故俗称御河的马厂减河全线汇通，沿线还开挖了五个耳河，用南运河水灌溉。南运河流至山东阿城以南的梁山泊处，与黄河贯通。因而，南运河里也流淌着黄河的滚滚黄汤，这来自黄土高原、富含多种养分的黄汤，也便黄到了马厂减河。减河者，减少流量之谓，即泄水河也，它可直接调节南运河水位，间接疏减黄河水位，故名。当年，小站人都是从这减河里挑水饮用，人们把混浊的黄汤挑进缸里，加入明矾搅动后，俟澄清，缸底便沉下约半尺厚的黄泥，水则清洌爽口，甘之如饴。天津市内等外来人到小站，都喜欢掬上一捧减河水，享受一口天然的甘醇美。小站稻秀外慧中的甘美，首先是来自水的甘美，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这源自黄河的肥美之水，便没有芳名远扬的小站稻！如此看来，小站垦区灌溉渠系的布置很有特色：既可从主干马厂减河通过南运河引来黄河之水，又可从月牙河等另两条渠道引用海河水；在马厂减河与海河之间一马平川的肥腴大地上，水网纵横，闸堰密布，若南运河水量过剩，可从向东开挖的渠道，在西大沽处排入海河，反之，如南运河供灌不足，又可从海河供水，这就做到旱可浇、涝能排，确保水稻丰收。
水源是农业命脉，种子也甚关键。盛军在大规模地营田中，引进了当时的优良水稻品种大红芒、小红芒、大白芒等，这也是成就名牌“小站稻”的重要因素！
起初盛军屯垦的稻田都为官地，后来为进一步扩大面积，又“招民人领种稻田”。于是，冀、鲁、豫、皖等地的贫苦农民，络绎不绝地汇集小站，开荒种地，养家糊口。针对小站人员的日益增多，周盛传盖住房、设商铺、修街道、建城门，并招徕商贩做买卖、搞运输、开门脸儿等。昔日荒凉寂寥的小站，仅几年，即嬗变为熙熙攘攘的经济、文化繁荣的新城镇。在这广袤的原野，稻田块块，阡陌纵横，沟渠成网，流水潺湲，岸畔杨柳依依，水中鱼蟹群群，夏季一片碧绿，秋末遍地金黄，是蜚声遐迩的“北国鱼米之乡”！当时小站稻的种植面积已达13.65万亩！
到民国初年，兵燹不断，一些官僚、军阀、地主，趁机掠夺土地，再租给农民，从中剥削，小站稻没有发展。1937年日军侵华后，为勒索军粮，在小站一带大肆掠夺土地，修建电力扬水设备，引进新稻种，促进农民多生产稻谷，都由日军军谷公司压价收购，农民不得食用，一经发现，立即鞭笞、狗咬、拘禁，甚至残杀。抗日胜利后，国民党各级政府只重视征收稻谷，而不注意发展生产，致使小站稻品种混杂，栽培技术落后，各种病虫害严重，不但亩产量降至200-300斤，而且米质也大不如前。
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举荡除阴霾，迎来丽日蓝天。小站稻的播种面积和亩产，都有空前的持续发展。到1957年，植稻面积达26.44万亩，平均亩产657斤，总产量高达1.73亿多市斤！后来，因中断了源自黄河、经南运河到马厂减河的直接来水，只剩下来自海河、供水有限且不稳定的一个水源，故自1958年至1962年的水稻生产，降到解放前后那几年的低水平。
心系群众的党和政府，大搞水利建设，开挖了红泥河、双桥河，加宽、疏浚了月牙河，新建了双月扬水站等水利设施，并用电力灌溉，淘汰了龙骨车和柴油机。在生产上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引进、推广了抗病强的高产优质的“黄金”、“白金”等新品种。使小站稻生产逐年提升。到1963年，播种面积增至20.68万亩，亩产625斤，总产1.29亿斤；及至1965年，面积达到23.87万亩，亩产升至915斤，总产高达2.184亿斤，创小站稻种植史上的最高记录——是小站稻生产历史上最兴旺的时期。其所产稻米，不仅在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外贸中，赢得每斤小站稻可换5斤小麦的特高的创汇率！在连续7年中，共支援外省、市水稻良种200多万斤，还应河南、山东、宁夏等省、区的邀请，派出一批批种稻能手做技术顾问，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为我国水稻生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到1972年，上游的来水基本断绝，又逢特大干旱，小站地区的所有稻田，不得不改种高粱、玉米、豆类等旱田作物。至此，久负盛名的小站稻便销声匿迹了。
1978年12月底，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全国、包括李振东所在的津南区人民的心田。根据天津市委提出的“开源节流，自力更生，自备水源，恢复和发展小站稻生产”的指导思想，这里的农民利用坑、塘、洼、淀、沟、渠、河道等在雨季蓄水，因地制宜地节水种稻，到第二年，小站稻生产即有所恢复。
1980年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为小站稻的生产带来了活力。播种面积、亩产和总产量都连年增加，米质也不断提高。在千方百计解决水源的同时，稻民们争先恐后地学科技、用科技，坚持走“科技兴稻”之路。为加强对传统“小站稻”生产的继承、发展和规范化管理，政府还专门配备得力的内行干部和高水平农科人员，先后成立了“小站稻开发中心”和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所产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日思牌”“绿色食品”免淘米小站稻，行销京、津等诸多超市和各大宾馆，且倍受青睐！近年来，国家、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多次来到津南区，对小站稻的种植、管理等，进行指导。特别是“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亲临津南，具体地指导和帮助，更使小站稻生产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唐朝诗人刘禹锡放声高咏：“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振东和他的父老乡亲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晶莹剔透满口香的传统名品“小站稻”，连年丰收的金色之秋已经到来！
令振东喜出望外的是，在2006年12月6日，在小站镇政府隆重举行的“中国·小站中心示范镇建设项目推介会”上提出：因“小站稻”而驰名中外的稻作文化，将成为小站中心示范镇重建的旅游文化标签，要规划建设小站稻公园和两个总计一万余亩地的农业观光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时代背景下，小站镇将彰显津徽两地文化渊源，于小站新城建设中，要嫁接新徽派风格，形成“沽上徽城”的独特魅力。小站标志以“米”字为设计原型，整体风格抽象、现代、简洁明快，颇具时代感，这对提升小站镇乃至津南区的形象，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置身津南区这日新月异的巨变中，瞻望更加绚丽的发展前景，极富敬业和拼进精神的李振东，壮怀激烈地说：“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我们营造了安定和谐的最佳环境；优质服务的津南，给我们搭建了施展本领的宽敞平台——今后，我们要甩开膀子大干，还要奋力干出更大的成绩来！”
第六节 少年振东志高远
李振东在五十年前春寒料峭之时降生的这个继泰村，处于津南区的什么方位，其历史变迁和经济、社会状况又如何呢？曾经撰写过《继泰村志》的党支部委员兼村委会委员谢金智等人，陆续介绍了如下内容。
继泰村座落于津南区西北部的白万公路西侧，秃尾巴河穿村而过。说到该村的来历，还得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日军侵华期间，他们听说津南区产的小站稻很有名气，就派一个叫长谷川信彦的日本人，在如今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以南的地方，招募18户种稻有经验的佃户，挖渠引水，开荒种稻，并让西青区大任庄村一个姓范的地主具体组织和管理。以后又陆续来了一些年轻力壮带家属的种稻者。这里人一多，就取名“长泰佃户村”——长，代表长谷川信彦；泰，取平安、安宁之意。这千亩稻田，统一育秧，统一种植，统一浇灌，统一撒施从日本国运来的化肥，产量和米质都很好。收了稻米，一律上交：少部分供侵华日军吃，大部分则运回日本国。而辛辛苦苦种稻的每家人，只能吃玉米面、豆饼等杂粮。管理者给每户都发一个，上圆下方、长7厘米、宽5厘米、厚2毫米、正面刻着“长泰佃户”、背面有数码的黄铜牌，名曰“佃户证”，它大抵相当于户口本和身份证吧，佃户们就是凭它去领玉米面、豆饼等口粮的。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这些人原封不动地继续给姓范的地主当佃户。解放后，地归佃户种，但并未分到个人手里，而由新改名的“长泰村”统一管理。村下分四个组，每组若干户，每户的收入，都由各组进行分配。到1950年，长泰村组织了天津市第一个专门种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津南农场。就在外地一些穷人趁机迁入之时，年富力强的振东之父李德武，也于1953年阳春，携眷来此落户谋生。当时，在长泰村周围，都是国营双林农场的地，场方为使其土地连成一片，在1954年底，由上级领导出面，拨地迁村，将长泰村的40多户共200余人，全部搬迁到现在继泰村的地点，李德武一家，当然也随之而来。这里环境虽改，但人却未变。为继承津南农场即长泰村集思广益、精心种植优质稻的好传统，大家提议、上级批准，将新建村名定为而今的继泰村。
由于该村的基础，一直是集体管理的专业种稻村，加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的比较早，所以，村里的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搞得都很突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潘文彬于1960年病逝后，第二任书记孟繁起干得更好。他曾同津南区坨子地村的姜德玉和白塘口村的李吉顺一起，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开会时，同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照过像，成为该村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后来的村党支部书记寇广泰，各项工作干得也挺出色，区曾在村召开现场会，学习和推广该村的先进经验。如今继泰村的书记是振东的三哥李振华，他已连选连任11年，荣膺津南区优秀党支部书记，还蝉联区人大代表。由此看来，建村较晚、规模也不大的继泰，在全区165个行政村中，确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在李德武家从长泰搬到继泰四年后的1957年2月19日，我们的主人公李振东，就出生在这个人杰地灵的继泰小村里。他在七个弟兄之间排行第四，所以后来的人们普遍尊称他“四哥”；可他在十个姐妹兄弟之间，却排行第七，因此，他的出世，显然是给这日子本来就过得挺紧巴的多子女之家，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但受过去“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传统思想的影响，一心望子成龙的父母，看着这个欢眉大眼的白胖小子，还是喜不自胜、钟爱有加！精明父亲果决地讲：“咱以后生活再难，也要想法让这小子好好上学，他学到真本事，有了大出息，既可光宗耀祖，也能报效国家——咱一辈辈都盼着这一天啊！”
干练的母亲慈和地说：“本来就该这样嘛！咱前六个孩子，都因家庭日子太艰难，不得不让他们退学；以后咱对小东，就得改改章程了：只要这个小子真的有志气、学习成绩好，咱俩就是再苦再累，也供他上学！”
“对，就这么办！”父母的共识，化作了日后共同育子的行动……关于李振东学龄前生活中的小故事，他大哥振明讲得真实生动、很有情趣：“我家孩子多、确实穷，可我们这一大家子过得和和乐乐、亲亲热热！穷人的孩子也有不花钱的穷乐趣。比方说吧，我放暑假时，带四弟振东到姥姥家去，在那一望无垠、杂草丛生的团泊洼，我们亲眼看到了狐狸追赶野兔的有趣自然景象：受惊的野兔撒腿拼命向前跑，为甩开追敌，牠还突然转弯逃蹿，可那狡猾的狐狸，不循其弯曲的弓背轨迹，而是从弓弦的近路径直截击，兔即就范；有时，狐狸还把一顿吃不了的野兔，悄悄埋在牠有记号且自以为安全的地方，以备饿了再吃，耠地时，往往就翻出这种野兔来。此外，我们在这盐碱地里，还发现一些鹌鹑土窝，窝里一般都有四、五个蛋，为诱捕鹌鹑，我们把有食饵的老鼠夹子，放在窝边，如果要逮活的，就在夹子靠一头的地方，横搁根小木棍儿，我们把逮住的鹌鹑，在野地里拾柴火烧着吃，那些鹌鹑蛋呢，就打开放到随手捡来的贝壳里，在底火上烧熟了，用草棍儿拨着吃，就像鸡蛋羹一样好吃——试想，在那食不果腹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孩子们能靠自己游戏式的劳作，吃上这美味的野餐，该是何等的兴奋啊！还有呢，寒假中，在团泊洼那片沼泽地里，有结了冰、不到二尺深的一个个水坑，里边有黑鱼，我们砸开个冰窟窿、鱼就争先恐后地都来换气，这时，用短把儿的小网伸手一捞，那一条条斤把沉的黑鱼，不大工夫，就捞满一盆子，端回家去熬着吃，既不花钱又解馋——所有这些，回想起来，都很有意思，这也算穷地方、穷家孩子的生活乐趣吧！我们从姥姥家回到继泰村，每逢八月中秋前后，在穿村而过的秃尾巴河和村周围的稻田里，一到晚上，就会有很多螃蟹爬到路上来，人们提马灯照着逮，一晚上能逮五、六十斤，都是自家吃！”
李振明津津有味地讲到这里，略加思索，又把话题全然转到了他四弟李振东身上：“振东从小就长得喜相、好乐、听话、聪明伶俐，挺讨人喜欢！他五岁上，就常跟着我父亲到河边用拉网逮鱼：网撒到河里，父亲把50多米长的网绳，用木夹板挎在肩上，在河岸上一步一步走着向前拉，小东就好奇地一步一步跟在父亲身后看，有时还惊喜地拍着小手喊：‘你快看大鱼蹦了——网里的鱼快满啦！’到把网拖上岸出鱼的时候，那满网欢蹦乱跳大大小小的鱼虾呀，简直把小东乐坏了，他异常天真活泼地跳着，笑着，一迭声地说：‘这么多呀，真好看，真好玩儿！’他还用小手专拣大虾和小鱼，不一会儿，父子俩就把多半水桶鲜活的鱼虾提回家。我那勤快的母亲，马上动手洗、择、煎、熬，全家会吃上一顿自力更生、不花一分钱的美味佳肴！”
对大哥李振明讲的上述事实，直到现在，李振东都还依稀记得。他对自己那件大难不死的往事，他记忆犹新，永难忘却。提及此事，他思绪悠悠地说：“在我们人口多、劳力少的这个穷苦大家庭，为了糊口，家里养了50多只羊，全家人谁有空，谁就去放牧。我看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们那么忙累，心想：‘我已经六岁了，都快到上学年龄了，该懂事儿了——我也要为这个穷家做点事儿、出点儿力！’想到这儿，我郑重其事地说服了妈妈，神气活现地举着羊鞭，赶着头羊，头羊领着所有的羊，其中有些羊咩咩地叫着，向奏军乐似的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地走出了家门，直奔村外秃尾巴河北岸青草鲜美的护堤。那些过惯集体生活的羊们，果然驯顺地听从我这羊鞭的指挥，从村边的护堤上，无声无息、甜甜美美地边吃边走，走的离村足有一里多地。夏季的天公，最易变脸。刚才的丽日蓝天，很快乌云密布，继而暴风袭来，刹那雨雹齐下，这时有只小绵羊刮到堤下河里去了，我赶紧放下羊鞭，在河边伸手去捞，没成想，雨大地滑风又猛，一下子把我也刮到河里去了……当跑来接我的家人把我救上来后，我因惊吓和水灌，早已不省人事，躺在炕上发高烧，不吃不喝不睁眼，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吓哭了。我那懂中医的父亲，根据他掌握的偏方，想法买来荸荠和菱角，我母亲把它去皮、洗净，一起在锅里煮熟后，舀一小勺，轻轻地用嘴吹凉了，脉脉含情地哄着我，一勺一勺精心地喂——一天两天，一直躺了20多个日夜，才从死神那里夺回了我这条年仅六岁的生命！事后听说，那天的暴风骤雨，不光夹杂着蚕豆甚至枣大的冰雹，那一道道耀眼的电光和惊天动地的炸雷，还劈死了村上的几匹骡、马和路边的多棵高树，给村民造成了不小损失！”
经历这场死里逃生磨难的小振东，身体康复后，不但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丝毫畏却感，反而更加倔强地想：“大风大雨有什么可怕的——你老天爷不就那么两下子嘛！以后我要学会游泳，为减轻大人们的负担，还要去放羊，多坏的天气、多大的河水，我也就都不怕啦！”
1965年振东八岁多时，早已形成共识的开明父母，就让他揹着母亲亲手用白羊肚手巾缝制的小书包，到本村小学去上课。他每天的日程是：天一亮，就和大人们一块起炕，先大口满腮地吃个玉米面饽饽，再从有老厚沉淀泥沙的的大水缸里，舀上半瓢苦咸井水，一扬脖儿，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后就拿起鞭子去放羊，七点多钟回到家，洗把脸，带上个玉米面饽饽和用直沽高粱酒瓶装的凉水，赶紧揹起书包去上学。那时一般是上半天学。中午在家吃完棒子饽饽和稀饭就着腌的芥菜疙瘩，又挥着长长的鞭子赶着羊群涌出家门。村周围的地都是稻田，怕羊吃庄稼，就赶着牠们到离村三、四华里外的沟边、河塄去吃草。当时村里的其他家，也有养羊的，放羊时往往会碰到一起。但你不用担心，绝对不会出错。在采访过程中，富有实践经验的振东就对外行的笔者头头是道地讲：“家养的羊们都有灵性，牠们认识同伴和主人，在嘈杂的人声中，能准确地分辨出主人独特的声音。我放羊时，只要大声招呼，长鞭一挥动，牠们就会顺从地集体行动——那才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得心应手哪！在从地里向家走时，牠们认路、认家，你不用管，牠们就会回到自家的羊圈，从来没丢过一只羊！”
尽管穷人的孩子杂事多、家务重，但家教严、懂事理、又自觉的小振东，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他在本村分校上完三年级，就到离家四里多地的新桥主校去上四年级，由过去的半日上课，变成了整日，时间较紧。小学毕业后，又继续在该校的戴帽中学上初中。在这六年里，他每天上学前，总是在书包里放上个大锅贴的玉米饼子、一块家腌的咸菜和一瓶子凉水当午餐。善于思考的李振东，独自走在上、下学的路上，或者在其它课余时间，常常想起用心良苦的父亲，引经据典地对他的教诲：“人要想长本事，就得靠自觉，勤学习，宋朝人写的《神童诗》中就讲：‘学向勤中得’；学了，只有经常温习，才能记牢和用活，孔子所作《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和‘温故而之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可一定要照此去做！”
每当想起这些，他都会掏出课本，看一段，想一想，再默记，有不懂的，再请教老师，一直到完全理解和流畅背诵为止。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久而久之，他这见缝插针、坚持不懈地勤奋学习，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每次考试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在新桥上学期间的每个周日和寒暑假，李振东除认真完成作业和自觉复习、熟练掌握各门功课以外，多数时间是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去放羊和拾柴火。放羊时，他常带着课本或其它课外读物，所以，他比同年级别的同学学得更扎实，知识领域也更广博。拾柴，一是为平时点火做饭，二是为寒冬烧炕取暖。他小时，扛着筢子，揹着个小筐在附近去拾；稍大后，就带着钐镰和筢子，用扁担挑着两个夹筐，到路较远的洼里去拾。逢到拾多时，装的满满的两大夹筐柴草，把挑筐的振东都淹没在其中了。到了冬天拾柴火，那就更有意思了。善于动手又动脑的振东和小伙伴们，为了省力、多拾、快运，他们利用村前那通达开洼、已经结冰的秃尾巴河做运输线去拾柴火。他们自制的运输工具叫冰排子，长有3尺多，横有2尺余，其制法是：把上面并排横放的一根根小圆木，固定在下面各镶嵌一条露出一半的8号铁丝——使之牢牢地成为一体。人面向前方、站在平放于河冰上的木排上面，两手紧握一根约4尺长、下端有铁钉的木棍，将木棍通过两腿之间，朝冰上猛力向后一撑，木排哧溜、哧溜就滑向前方。振东撑着冰排西进开洼，把打来的一捆捆柴草捆好、码放在冰排上的前面，柴草高得使他刚能看见前方，他就站在冰排上的后边，用木棍一下接一下地猛力向后撑着，满载的冰排就飞快地向前滑去……关于李振东少年时代德、智、体等各方面的情况，与他同村、从小学到高中又一直同班、如今仍在振东担纲的公司工作的高富利，对他可谓了如指掌，一谈起来如数家珍。兴致勃勃而又心悦诚服地多次对笔者讲道：“要论同振东相处时间之长、关系之近、了解之多，全村所有乡亲都莫过于我。我们不但上学在同班，玩儿时也在一块儿，在那农村缺少文体活动的时代，我们打小皮球、闯拐、踢毽子，做捉迷藏、丢手绢、黄鼠狼拉鸡等游戏；还一起演造型、《三条石》话剧等。在上中学时，因他家人口多，同时也为一起学习、讨论，他就在我家睡觉，所以俩人无话不谈，相知最深。振东家庭教育好，为人忠厚，说话风趣，办事可靠。他学习勤奋，记忆力强，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作文更加突出。由于他反应机敏、脑子快，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灵高儿’——这是用小鞭儿一抽，就转得飞快的玩具‘陀螺’的方言。”
闻名于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讲：“衡量一个人的真正品格，是看他知道没有人会发现的时候做些什么。”李振东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具备了主动、自觉地做好事而从不声扬的高尚品格。高富利讲了一个亲身参与的事例：“我们在上初三时春末的深夜一点多钟，同我睡在一起的振东，蓦地被‘唰啦、唰啦’的雨声闹醒，他一边推我，一边急促地说：‘富利，富利！你听下雨啦！咱同学陈立家在村西河塄上脱好的坯，都快干了，这雨一淋，可就全泡汤了！咱俩起来，去给他家码起来苫好吧！’我立马响应：‘好主意，咱起来，赶快去！’我们赶到村西一看，那平摊在河塄、计划盖三间房的几千块土坯，每块长尺半、宽尺2、厚3寸，足有40斤重，黑压压地摆了一大片！我脱口而出：‘可真够多的啊！’‘那就发挥你这长跑健将特别能战斗的本事呗！’振东诙谐地对我说。”
我也笑着回他一句：“‘你虽说劲儿没我大，可你有耐性——那就看你这愚公移山的毅力啦！’在这四周黑黝黝的雨夜，俩人互相激励着，他搬一块、我搬一块地大干起来。雨越下越大，我俩也越搬越快，浑身上下早已湿透，不但脚上、腿上都是泥，就连胳膊、胸前和脸上，也都是泥——简直成了两个泥猴！可富有挑战精神的我俩，越是这样，干得越带劲！聪慧的振东又戏谑地说了：‘我看你这创全区初中男子记录的长跑运动员，今夜是变成多搬快跑的泥水运动员啦——加油吧，争取也创个雨中运坯的最佳成绩！’我用袖子抹把脸上的泥水，大声反诘他：‘那你说，这最佳成绩的标准是什么？’‘把坯全部搬完、码好，就是标准！’”他欣然作答。
“搬着重土坯、跋着泥泞路的我俩，欢声笑语地冒雨拼干着，这开心的爽朗笑语，驱走了夜雨的冰凉和干活的疲劳……正值此时，陈立及其父兄也从家里跑来了，他们谢语声声地投入战斗，搬运任务进展很快。所有土坯码好后，又在上层以坯出檐，并用硬泥在顶上做成中间高、两边低形状，便于排水。到天亮，雨仍下，护坯任务全部完成。我和振东各自回家，换上干衣洗洗脸，匆匆忙忙地吃完饭，俩人又揹着书包，滑滑擦擦地一溜小跑去新桥上学……”
随着年级的增高，课程的加多和读物的日丰，少年李振东的知识领域不断拓展，思路愈来愈宽。他脑际时常浮现爷爷对他讲过的，“志当存高远”和唐朝李欣“男儿立身须自强”的名言，这些积极向上有作为的处世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他刻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将来誓干一番大业的雄心壮志。这学习的动力，促使他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优秀！
现年96岁，通晓八国语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当今我国最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温家宝总理曾三次登门为其贺寿的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为世人列出一道公式：“天资+勤奋+机遇=成功。”如果说，贫窭农家少年李振东，天资较好、又很勤奋的话，那么，在学习上，他这匹在厩欲奔的小马，还有待伯乐的发现。世事有巧，天随人意。在他一上新桥中学初一时，就巧遇上出类拔萃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才生、教振东他们数学和物理课的班主任、风华正茂的顾训襄老师。他是上海人，个头不高，衣着朴素而整洁，说话不多，却言近旨远，一语破的。他不但讲课效果好、受欢迎，而且平易近人、态度诚恳，同学们都愿上他的课、听他的话；李振东对他更是敬佩有加，心想：“不知顾老师对我看法如何？我要是能得到他的经常指导和重点帮助，那该有多好啊”历史是自己写的，评价是大家给的。在漫长的学习生活中，李振东的言行，赢得了师生的信赖，更得到了顾老师的肯定：他果然是心想事成！
其实，善于静观默察全班每个学生各方面表现的顾老师，早已发现：振东同学心地纯良，性格率真，说话幽默，品学兼优，而且态度谦和，乐于助人，全校师生都很喜欢他！因此，作为班主任和育才、爱才的顾训襄老师，对他也就特别关注，格外青睐，尤为器重！在课余时间，或者周日振东来校时，顾老师总是像朋友谈心似的，同他无拘无束地说这说那，笑语声喧，但谈得更多的，是人要有为国为民的远大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必须学到丰富的有用知识，如何才能切实学好，这里有个精神状态和学习方法问题。
有个星期天，振东上午放完羊，下午就步行到学校去看顾老师。俩人推心置腹地谈到很多问题。振东说了他的家世、家境和日后创业的理想，顾老师听后抒发己见，并提出指导意见，这使求知欲极强的李振东，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顾老师随机引用国内外名家之言，有理有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左右逢源地侃侃而论：“我认为：你贫寒的家世和重学的家教，正是你自觉地勤奋学习和艰苦拼进的力量之源——这是你为人处世的重要财富！至于如何治学和做人，这是个人生的大课题。纵观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灿如珠玉的历史人物，凡有成就和名垂青史者，无不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勇者和智者。我们举例来说吧，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他既有丰厚的知识，又有远大的抱负，他气吞山河地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知识，是腾飞的翅膀；理想，是奋进的目标——缺一不可！”
“再如，清朝怒烧鸦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他主张：人要有大海一样的宽阔胸襟和高山一样的刚正品格，他写下了激励后人的千古名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们再举两个国外的例子。一个是，以深钻苦研著称的英国物理学家牛顿，他强调勤奋攻读、深入思考，他说：‘天才就是长期劳动的结果。’另个是，享誉全球的美籍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在26岁时，就以卓越的才华和惊人的洞察力，提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由此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经典物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曾一度被人们认为已经完美的关于自然的理论，同时也为造福后世的科学和技术奠定了基础。在做人上，他提出：‘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在治学上，他为世人列出的公式是：‘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说空话。’所有诸如此类的事例，我们都应从中汲取营养，受到教益。振东啊，你素质好、求上进、又勤奋，要想将来干一番事业，就应该志高远、定目标、有知识，你现在唯一的重要任务就是：多学知识，并努力学懂、学透、学活，日后好用得上！”
顾老师这苦口婆心的谆谆教诲，有如知时节的春雨，淅淅沥沥，点滴入土——悄然滋润着少年振东这稚嫩的心田，使之受益终生！教振东他们班两年后，顾训襄老师奉调回上海，到复旦大学任教，同学们听后都悒悒不乐，李振东更感到惘然若失。在顾老师行前的那天放学后，振东满怀缱绻深情，默然走进了顾老师在校的简洁单身宿舍。他神情抑郁地低声说：“顾老师，您这一走，就像把我的心带走似的——我一连几天忐忑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实，想的都是您……”
很少动感情的顾老师，此刻听了振东情深意挚的由衷之言，直感动地心潮起伏，他异常亲热地拉着振东的手，坐在床铺上，十分关爱地望着振东，情愫殷殷地说：“你是我教过的最得意的门生，我会永远记着你！对你的要求和期望，我已经说过了，我相信你会努力付诸实践的——将来你一定能够勇创大业、成就辉煌！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来看你——”
他话音未落，就侧身将旁边的振东紧紧地搂在怀里，只是用拿惯笔杆儿的手掌，轻轻地拍着振东的后背，一切均在无言中……顾老师松开手，站起来，转身从自己的枕头底下，拿出一件洗得干净、叠得整齐、白色有双带的半截衬衣褂领，双手托着，亲切地说：“振东啊，明天一早，我就乘火车离津赴沪了，此时此刻，我对你实在是无以为赠，只把我两件倒着穿的其中一件褂领，送给你作纪念，你收下吧！”
当受宠若惊的李振东双手接过、俩人面面相视时，这心有灵犀的一对师生的眼睛里，都禁不住涌出了涔涔热泪——这是人世间最为可贵的，纯真、赤诚的师生深情厚谊、依依惜别之泪……更令人感动的是，至今漫漫35年过去了，尽管李振东的工作曾多次变动，搬家也有若干次，但那件小小的白色褂领，他却始终珍存着，有时还找出来看一看，并把其中的故事，讲给他的夫人和一子、一女听……后来，李振东在无意中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了顾训襄老师的讲座，他在感慨万端的同时，也为他的老师感到无比自豪！
顾老师到沪工作十多年后，有一次到天津出差，办完公事，他从河西区小刘庄乘上公交车，到津南区唐庄子下车后，又步行8里地，专程来继泰村看振东，不巧的是，振东也出差在外，未能相见，顾老师只得又怀着欲见未遂的思念之情，返回上海。振东每每想起此事，都深感失去会面良机的可惜和遗憾……顾老师调走了，李振东的学习情况如何，他离开学校后，又干了些什么呢？在第三章中，再向您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