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圣人出，黄河清

程登吉在《幼学琼林》中说：“圣人出，黄河清。”意思指黄河之水常年混浊，如果变得清澈，则被视为祥瑞之兆。这其实只是一个比喻，谁见过黄河变清？所以圣人也不可能出现。“圣人出”一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黄河清”。“黄河清”，圣人才能出现。凡事都不会无缘无故，中国这座乌漆抹黑、霉味扑鼻的老宅里，出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出现妩媚动人的一代先哲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也有一个先决条件：历史已进入民国时代，东西文化碰撞交汇，电闪雷鸣之后，一群全新的人物闪亮登场。

这样的人物必定前所未有，因为这样的时代前所未有，因为一条精神隧道已经与现代文明贯通。享受过春天的阳光灿烂，必定无法忍受寒冬的风雪弥漫。一切都是地域决定的，一切都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中国是一个苍老的东方古国，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承传让它诞生出许多孔子、老子式的大智慧，但是真正令人喜爱的人物很少。那些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写就的八股文腐臭冲天，所谓的智慧要么就是修身养性，让你忍受专制的暴戾，要么就是为皇上出谋划策助肘为虐，丑陋的灵魂令人发指，熏死人的墨臭笼罩着漆黑如墨的东方古国，五千年、一万年经久不散。一直到现在，不少中国文化人仍然如此，这种文化怪胎的发育成长与中国几千年的暴政与专制统治密切相关，与中国所处的地理密切相关。中国地理与胡适、鲁迅的出现有关系吗？有关系，每一种文明，每一种阶段性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它的出现、成长乃至消亡，都不是天生的，都与它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气候，甚至物产都紧密相关。这是一种文化风水，多种因素促发而成，非人工所为，非人力所能抗拒。

一起来看中国版图：数亿年前，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在大西北崛起，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地理：西高东低。大气环流让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风，像扫帚一样横扫中国，席卷大地。这股吹刮了千万年的西北风呼啸至今，从来不曾有丝毫改变。狂风中携带大量沙尘，那些重的沙石沙子，吹不远，就近落下来，成为大沙漠、大戈壁。那些细如粉尘的，被裹挟在风中，一直吹，一直吹，吹到关中、河套地区，最后风力渐弱，它缓缓降落下来，降落成为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其实就是亿万年西北风的产物。因为地理上的西高东低，所有的流水都向东流淌，黄河也不能例外——那是一条被称为母亲河的河流，沉重地滞缓地从黄土高原上逶迤而过。因为黄土这个特殊的地质条件，黄河就如同一条黄龙常常泥沙俱下、浊浪排空，为非作歹祸害千年：泥沙沉淀让河床抬高，年年溃决，让两岸诸多小国民不聊生又无能为力。这时候仅仅依靠一个偏安小国，无力制伏这条暴戾的黄龙，弱肉强食、吞并小国成大国就成为封建帝王永不厌倦的历史游戏。在漫长的征战中，一个残暴、专制的封建统治在黄河边崛起，所有的丑陋与罪恶，全在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统治，五千年的漫漫长夜，就这样漫长得没有尽头。它也出现过一些大智者与大智慧，但是在这种专制下成长的人格，大多是分裂的、黑暗的。

事情出现的转机是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所谓的八国联军用中国人敬神祭祖的火药轰开了关闭太久的封建国门，在蚕食中国的同时，顺势也让太平洋上潮湿、温暖的自由之风浩浩荡荡吹了进来，让封闭已久的中国人看到了大洋彼岸另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当然，这种现代文明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它脱胎于希腊城邦制度——东方内陆的中国，注定要在黑暗中摸索几千年，才会在大洋上看到那一抹文明的晨光。冷兵器时代，内陆的交通不便让文明承传止步不前，流水的便利让河流边的城镇得风气之先，最先确立。但是内陆的江河湖泊毕竟太小，聚合不了诞生文明的底气，海洋就成为希望所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众多航海者在希腊各地相继形成了200多个城邦。因为渡海而来，大都为青壮年公民，大家集体协商公共事务，承担责任，所有参与者都称之为“公民”，公民社会的胚胎开始萌芽。渐渐的，在希腊城邦制度上形成了现代西方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它是目前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制度，在专制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在西方被当成“老虎”关在笼子里。当然，它也远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最接近于完美，它最大限度地消灭不平等，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位公民的聪明才智。它的出现表明，现代社会慢慢告别野蛮社会的弱肉强食，文明规则成为引导或主导社会秩序与公民行动的行为准则。

这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随着西风东进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慢慢开始了变化，先从物质层面开始，这是代表性的洋务运动。物质层面的变革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形态，一大批西方文化启蒙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一批新锐的知识分子再无法容忍这种黑暗与暴政。后来庚子赔款又让一大批学生进入西方留学，西方的大工业文明，包括总统由百姓票选、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等，让这批来自天朝的土包子目不暇接、目瞪口呆。东西方文明第一次碰撞交汇由此开始，像天雷勾动地火，像吴刚遇到嫦娥，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一代文化大师出现了。胡适与鲁迅，就这样站在封建与现代的交汇点上，像一个坐标，一座灯塔，指明了现代文明的方向——所以说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史无前例，也是开天辟地。

但是他们算圣人吗？应该不算，毛泽东在武汉曾经亲口说过：“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但这是毛泽东的一家之言。胡适因为名声太大，家乡新在地官员要改“上庄村”为“适之村”，把胡适供起来，最终好像也没有办成。其实近距离地看，胡适与鲁迅也就是像你我一样的平凡人。要说圣人，每一个人只能是自己的圣人。别指望从黄河中冒出一个圣人来搭救你，能救的只是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齐天大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