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桐城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学主张的演变过程(1)
（一）桐城派先驱戴名世
桐城派先驱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因为他曾在桐城南山砚庄居住过，后人称他为南山先生，安徽桐城人。
戴名世出身在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小的时候，戴名世家里很贫穷，生活艰难，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的磨炼，造就了他独特的性格，也使他发奋立志，为他以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名世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11岁就可以很熟练地背诵“四书”“五经”，被乡里的长辈称为神童。他每天都坚持读书，如果一天不读书，就会觉得好像丢了什么似的；得到一本书以后，他往往反复诵读，常常废寝忘食。经过不懈的努力，戴名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写出华美的文章，20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开学堂教学生，28岁的时候考上了秀才，不久以贡生身份进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戴名世青少年时代深受其祖父辈以及博学隐士及前朝英烈的影响。戴名世耳闻目睹了从曾祖父、祖父到父辈的言行并深受影响，特别是父亲临终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才，汝勿效我忧也。”他深知自己忧患的种子已播入儿子的心中，他担心这日后将酿成大患，后来戴名世的屈死不幸被其父言中。
特殊的生活经历，让戴名世对社会和生活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当时正值民族思想活跃的高峰时期，青少年时期的戴名世就树立了“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戴名世本来就饱尝了世态炎凉，加上先辈的影响，以及亲身感受到腐朽的封建制度所带来的痛苦，因此，他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与清廷不合作的状态下度过的，并日渐树立起以拯救社会为目标的“当世之志”，视治理天下为己任，并经常因文章而得罪权贵。
戴名世34岁的时候被推荐进入国子监，生性正直的他不愿攀附权贵，因此只能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此后，他经常和京师的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常喝得大醉，对社会上的一些腐败、黑暗的事情讥讽怒骂，招来很多达官贵人的不满。他们也共同磋商古文创作方面的经验，推动了古文创作的发展，也为桐城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方苞曾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拔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足见戴名世古文之成就和地位。他不仅在古文创作方面实绩卓著，而且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古文理论。
在古文的思想内容方面，戴名世主张率其自然而立诚有物。戴名世在《与刘言洁书》中这样说道：
君子之交，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仆尝入乎深林丛薄之中，荆榛碍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虽咫尺莫能尽焉。余且惴惴焉惧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览乎高山之巅，举目千里，云烟在下，苍然芒然，与天无穷。顷者游于渤海之滨，见夫天水浑沦，波涛汹涌，惝恍四顾，不复有人间。呜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中的“淡焉泊焉”，不仅指文章的艺术风格，也指人思想感情的本来面貌。戴名世认为，人被思想上的荆榛土石所封闭，失其本来面貌；它应像高山之巅的云烟、渤海之中的波涛，自由涌荡于天地之间。“倡情冶思出于（心之）自然”“性情之真，自时时流露于其间”的文章，即为自然之文。文章贵在“率其自然”，却非仅抒一己之私情。因而戴名世又提出“立诚有物”的主张。“立诚”要求作家首先应该是个诚实的人，“有物”是指文章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文学作品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中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夫有所为而为之之谓物，不得已而为之之谓物，近类而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雪，夫是之谓物也。”
在古文的创作方法上，戴名世主张道、法、辞合一。为此，戴名世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昔选文行世之远者，莫盛于东乡艾氏，余尝侧闻其绪言曰：“立言之要，莫贵乎道与法。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今夫道具载于四子之说，幽远闳深，无所不具，乃自汉、唐诸儒相继，训诂笺疏，卒无当于大道之要，至宋而道始大明。乃程、朱之后，已有浸淫而背其师说者，况以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而欲使之阐明义理之精微，固已难矣。且夫道一而已，而法则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题之法。御题之法者，相其题之轻重缓急，审其题之脉络腠理，布置严谨，而不使一毫发之有失，此法之有定者也。至于向背往来，起伏呼应，顿挫跌宕，非有意而为之，所云文成而法立者，此行文之法也，法之无定者也。道与法合矣，又贵其辞之修焉。辞有古今之分，古之辞，《左》、《国》、庄、屈、马、班以及唐、宋大家之为之者也；今之辞，则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之为之者也。其为是非美恶，固已不待辨而知矣。自举业之雷同相从事为腐烂，则如艾氏所云。因其辞以累夫道与法者亦时有之，故曰，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
在这段话中，戴名世提出道、法、辞三者统一的创作方法：“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并进一步阐述了何谓道、法、辞，三者怎样合一。认为“道”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亦即“言有物”，“法”指的是文章的结构方式；“辞”指的是文章语言。如果说“率其自然”强调的是创作方法的自由和多样化，那么“道、法、辞”合一强调的则是文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古文的艺术境界上，戴名世主张精、气、神合一。他在《答张伍两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术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音，此精之说也。蔡邕曰：“炼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则精。精则糟粕煨烬尘垢渣滓与凡邪伪剽贼，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为精也。而有物焉，阴驱而潜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区，跌宕杳霭之际，动如风雨，静如山岳，无穷如天地，不竭如山河。是物也。杰然有以充塞乎两间盖昌乎万有。呜呼！此为气之大过人者，岂非然哉！今夫言语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径，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为文，必有出乎言语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径之先。盖昔有千里马，牝而黄，伯乐使九方皋视之。九方皋曰：“牡而骊。”伯乐曰：“此真知马者矣！”夫非有声色臭味足以娱悦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寻之无端，而出之无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为神也。
在这段文字中，戴名世把道教对精、气、神的理解用到了文章的写作当中，认为写文章最高的境界应该是精、气、神三者的统一。“精”的含义就是文章当中说的“雅且清”，也就是用雅洁的文字来表达作者纯正的思想。“气”的含义是指文章要有一种气势，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把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文章结合到一起，形成文章的内在动力。文章的气势源于作家的志向气质，作家的志向气质，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无所不在，“出入于浩渺之区，跌宕于杳霭之际”。以这种志向气质，“阴驱潜率”着自然而精美的语言，就可以使作品形成自由奔放、大气磅礴之势。“神”，指文章之神韵，它是无形的，但又是文章的精髓所在。戴名世视神韵为文章的生命和灵魂。在《程偕柳稿序》中，他干脆用“魂”来说明：“今夫文之为道，行墨字句其魄也。而所谓魂者，出之而不觉，视之而无迹也。人亦有言曰：魂亦出歌，气亦欲舞。此二言者，以之形容文章之妙，斯已极矣。呜呼，文章死生之几在于有魂无魂之间。”作为文章的神或魂，“出乎语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径之先”，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但其又并非玄不可言，只要有九方皋相马的功力，就能舍其形而得其神。文章之神韵毕竟不如“神仙之事，荒诞漫不可信”，它应是既悠深，而又自然。只有精、气、神三者的和谐统一，这样的文章才是超凡入圣的佳作。
戴名世主张立诚有物，率其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的散文创作理论，对后来方苞的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也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名世作为桐城派的先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或评点古文、教授别人古文之法；或以作序作跋，阐述古文理论；或身体力行，推动古文创作；更以交游结盟，培养古文作家。在清康熙时代，古文作家群落里作古文最早且成就最高者，首推戴名世。方苞较戴名世小15岁（据《戴氏宗谱》记载，方与戴实为表亲，戴名世的母亲为方苞之姑母。“苞素事之如母”），他作文起步于时文，作古文实得力于戴名世。方苞曾在《南山集序》中说：“余自有知识，所见闻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拔以进于古者，仅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戴名世）。”王源在《朱字绿诗序》中也说：“田有（戴名世）古文，同人中予所最推服。”可见，被人奉为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的古文，实由戴名世指点传授。戴名世实为桐城派初创时代的文章领袖。
（二）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
1.方苞“义法”说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
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袁枚称方苞为“一代文宗”。因此，他历来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对桐城派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方苞22岁考取秀才，第二年到北京，进入国子监，声名鹊起。当时方苞的文章被称为“江东第一”，他写的古文被赞为“韩欧复出”。康熙五十年，发生了《南山集》文字狱。方苞的同乡朋友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想编一部明史以垂名不朽，在他的南山文集里，用了南明永历帝的年号，便被清廷看做大逆不道。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并藏书版，遭受池鱼之殃牵连入狱，也被判处了死刑，后免死出狱。以“方苞学问天下莫闻”之殊誉受康熙特旨入直南书房，成为皇帝的辞臣。
方苞自从入直南书房后，共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前十年是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中间十年主要担任编修官，负责朝廷典籍的纂修工作，后十年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在这三十年中，他凭借自己在学术上的影响、在文学上的地位和政治上亲近皇帝的有利条件，对那些身居高位的师友、交谊友好的地方官吏及自己的学生后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方苞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剖析，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充分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
康熙年间，方苞目睹了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击退沙俄军队的侵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叛乱等。看到康熙帝的雄才大略，方苞有感而发，撰写了《圣主亲征漠北颂》，歌颂了康熙帝甘冒艰苦，远征漠北，收复边疆，平定叛乱的丰功伟绩。
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方苞先后担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呈送奏疏，请求皇上兴利除弊，以期实现他“分国之忧，除民之患”的心愿。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富国强兵、开发边疆的设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造福于民，这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纵观方苞的一生，可以以“《南山集》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前期，他以求学、治学、撰述、授徒为业；后期，在宦海中沉浮，非编撰之职不就，始终不脱离一个文学辞臣的位置。为国为民倾尽所能，立德立言，堪称清代文人的典范。
方苞的一生中，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位，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古文写作、经学研究、书籍编审等文字工作。在创作思想上，他崇尚程、朱理学，提倡以“义法”为理论基础的散文创作理论，为桐城派散文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被人们尊为桐城派的始祖。方苞一生的主要创作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周官析疑》《春秋通论》《左传义法举要》等，以及他编写的《古文约选》对后世影响很大。
方苞提出的最令世人瞩目的一个理论主张就是“义法”说，它是桐城派最早亮出的一面古文理论旗帜，桐城派的文论就是在“义法”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丰富并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
方苞的古文创作，是在其“义法”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方苞首次提出了“义法”这一概念：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馀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榖》《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馀裕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
《古文约选》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方苞替和硕果亲王编的书。是方苞以“义法”为标准编选的一部具有示范作用的书。这篇序例是通过阐明选文的取舍原则和古文气体，来显示“义法”说的精神实质。该书以“义法”为标准，“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此书刊行后便成了当时八旗官学的教材。乾隆时，又下诏全国各学馆，将此书列为官方的古文教科书。所以方苞的《古文约选》具有“钦颁”的权威性。
《古文约选序例》是体现方苞文论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在文章中首创“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基础。他还倡导以古文之法来写八股文，说：“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榖》《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馀裕矣。”以期用古文来改造时文。并在“序例”中明确提出道统和文统的统一，编“约选”在于“以助流政教之本志”。
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揭示了“义法”的含义。文中这样写到：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