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阳光的性格比财富更重要(2)

这就是我在孩提时代最早的联想给我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那些纯粹靠出身的人会受到嘲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偶然，一个靠借来的羽毛支撑的骗子，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意外地来到人世，他家人最有价值的产品和土豆一样，都还埋在地下呢。”我想知道，如果那些生来就有特权的人出生在其他地方，他们会如何生存？我永远也不会厌倦引用那些可供我合理发泄愤慨的句子：“布鲁图情愿让魔鬼统治罗马共和国，也不愿让一个国王来统治。”

但在那时，国王就是国王，不仅仅是影子，当然这些都是继承得来的。

我只是在复述我在家听到的东西。

一直以来，丹弗姆林都以或许是本国最激进的小镇而闻名，尽管这里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很出名。造成激进主义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丹弗姆林的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小手工业者，人人都拥有一台或几台织布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都是计件劳动。他们从大的制造商那里拿到原料，然后在家完成编织。

充满强烈政治激情的这个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在吃完午饭后，整个小镇上有一小群一小群围着围裙的男人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人人嘴边都挂着休姆（Hume）、科布登（Cobden）、布赖特（Bright）的名字。

尽管还小，我常会被这样的小圈子吸引，认真地倾听这些谈话，但这仅仅是听听而已。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有所改变。市民们成立了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的报纸。每天晚上都会有人把主要的社论读给大家听。奇怪的是，地点是在镇上教堂的小讲坛。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常常负责读社论，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会对此进行评论，场面十分热闹。

这些政治集会相当频繁。可以预期，我和其他家人一样，对此相当感兴趣，也参加了多次集会。我的一位姨父和我的父亲常常发言。我记得有一晚我的父亲在广场作了一个大型的户外演讲。我从听众的脚下挤了进去，在一次比以往都要热烈的欢呼声后，我再也无法抑制我的热情。我正挤在某人的双腿间，我抬起头，告诉那人是我的父亲在演讲，他把我举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我父亲还带我去听过约翰·布赖特的演讲，他支持的是斯特灵区的自由党候选人J.B.史密斯（J.B.Smith）。

我回家后批评布赖特先生的发音不正确，他想说“m a a n”时说了“men”。他没有像苏格兰人那样习惯性地发这个音。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也难怪我会成为一个暴力的小共和党人。我的格言是“特权去死”。当时我并不知道特权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的父亲知道。

我的姨父劳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也涉及J.B.史密斯——他是约翰·布赖特的朋友，正在竞选丹弗姆林议员。姨父是他的委员会成员，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个“独神论”者。整个地区贴满了标语：“你愿意为一个‘独神论’者投票吗？”这需要慎重的考虑。凯尼·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个铁匠，他就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投票。我姨父开着车去抗议。他们在村上的酒馆碰上。

“老兄，我可不能为一个‘独神论’者投票。”主席说道。

“但是”，我姨父说，“梅特兰（竞争对手）信仰的是三位一体学说。”

“该死，这可是战争。”他回应道。

接着这位铁匠投出了正确的一票，史密斯以小幅优势获胜了。

对我们一家来说，手工织布机到蒸汽织布机的转变是一场灾难。我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变革，继续在传统的方法下挣扎。他的织布机大幅贬值，关键时刻，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没有失败过的——我的母亲挺身而出，想办法挽救家庭的损失。她在穆迪街开了家小店贴补家用。尽管钱不是很多，但在当时足以让我们维持舒适和体面的生活。

不久后，我就开始体会到贫穷的含义。可怕的日子来临了，我父亲带着最后的布料去见大制造商，我看见我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想知道是否能拿到新的原料，否则只能忍受一段时间的失业。我当时心急如焚，就如彭斯所说，尽管我父亲“既不卑贱低劣，也不无耻”，但还是“祈求上天给他条生路”。

就是这个时期使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改变这一切。然而，我们并不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沦落到贫困。我不知道母亲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她还是想尽办法让我们两个男孩戴白色的领结，穿得体面整洁。

我的父母曾不经意地承诺过，除非我要求，否则他们不会送我去上学。

后来我得知，这个承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因为当我逐渐长大后，我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求上学的倾向，于是他们托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校长关注我。一天，他带着我和一些已经上学的同伴去短途旅行，回来不久后，我就要求父母让我去马丁先生的学校学习，这让他们松了口气。不必说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批准了。我八岁入学，日后的经历告诉我，对任何孩子来说，八岁开始上学已经够早了。

对我来说，学校生活相当愉快，要是有什么事阻碍了我去上学，我会很不开心。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我早上需要去穆迪街头的井边打水。而水的供给很少，还不规律。有时候，早上要等到很晚才能打水。有一群老妇人坐在周围，她们在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排成一排，占好了位置。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争执。我是不会对这些因为年长而受到尊敬的老妇人客气的。因而我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年轻人”的名声。可能就是这样，我锻炼出辩论和好斗的禀性，一直没有改变。

因为要干活，我经常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因后，就原谅了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放学后，我还经常去帮商店跑跑腿。每当我回想我十岁的那段日子，能帮助父母，我感到十分满意。不久，许多商店交易的老主顾都被托付给我接待，这样我在童年就对商业稍微有所了解。

但在上学期间也有痛苦的事。男孩子们给我起了个绰号：“马丁的宠物”，当我经过大街时，他们会大声地喊出这个可恶的绰号。我不了解这个绰号的全部含义，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同时，也阻止了我自由地回报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唯一的校长。我亏欠他许多感激，一直后悔没有抓住机会在他生前感谢他。

我还要提到一个对我影响极大的人——我的姨父劳德，他是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父亲必须不停地在织布厂工作，没有什么时间照顾我。我姨父是商业街上的一个店主，比较自由。注意下这家店铺的地址，因为这属于店主中的贵族了，在丹弗姆林，甚至连店主也有不同的高低等级之分。我刚开始学业不久，阿姨西顿就去世了，我的姨父深受打击。只有当他和他唯一的儿子乔治以及我在一起时，他才有所慰藉。他拥有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天分，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教我们英国历史时，要我们想象每一个君主在房间墙上的某个特定位置表演他标志性的动作。因此，至今我还记得，约翰国王坐在壁炉台上方签着大宪章，伊丽莎白女王在门背后，膝盖上坐着她的小孩。

当然，很多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会议厅发现这里的君主名单比我们的更完整。威斯敏斯特小礼堂的一块厚板上写着：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曾躺在这里。

在从我姨父那里学习到的这一系列的君主中，提到了这位伟大的共和党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通知他：“如果你不停止迫害新教徒，梵蒂冈将听到大不列颠的隆隆炮声。”不用说，我们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比其他所有君主要高得多。

正是从我的姨父那儿，我学到了一些早期的苏格兰历史——关于华莱士（Wallace）、布鲁斯（Bruce）、彭斯（Burns）、盲作家哈里（BlindHarry）、司各特（Scott）、拉姆齐（Ramsay）、坦纳希尔（Tannahill）、霍格（Hogg）和弗格森（Fergusson）。用彭斯的话来说，那时起我骨子里就形成了一种苏格兰偏见（或者说是爱国主义），至死不渝。华莱士当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的身上集中了英雄的一切。

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男孩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这让我伤心不已，于是我去姨父那里寻求安慰。

“当然不是这样，奈格，如果把苏格兰像英格兰那样展开，当然是苏格兰大，但是你能把高地展开吗？”

哦，绝不！这对受伤的小爱国者来说是一剂良药。不久后，我听说了英格兰的人口比苏格兰多，我又去找姨父了。

“没错，奈格，七比一，但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比例更悬殊。”我的心中又一次充满喜悦，英国人越多，我们就越光荣。

有一句评论这样说道：战争孕育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更多的战役埋下种子，因此两国就此世代为敌。美国人和苏格兰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读着华盛顿以及福吉谷，黑森雇佣兵杀死美国人的故事长大，因而痛恨英国人。后来我的侄子在美国受过的教育就是如此。苏格兰很好，但是攻打苏格兰的英格兰则是邪恶的对手。直到孩子们成年后，才消除了这种偏见。而即使这样，或许这种思维还会逗留。

劳德姨父告诉我，当时他经常带些客人到家里，并向他们保证他可以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或哭或笑，或是针锋相对。简而言之，通过诗歌和歌曲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叛徒出卖的故事是他的王牌，每次都能让我们两个孩子开始啜泣，到最后完全崩溃。尽管已经听过很多次这个故事，我们的兴趣还是不减。毫无疑问，姨父会不时地润色这个故事。英雄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姨父和“多德”一起住在商业街，因而和多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兄弟情谊。家里人总是叫我们“多德”和“奈格”。我不会叫他“乔治”，他也不会叫我“卡内基”，我们总是互相称呼昵称“多德”和“奈格”。没有别的名字比这两个更亲昵。

从商业街的我姨父家回到镇尾穆迪街的我家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没有灯的可怕的教堂的墓地，还有一条是有灯的五月门路。当我必须回家时，姨父总会坏坏地问我走哪条路。想起华莱士，我总会回答我要走教堂那条路。我很自豪自己一次也没有向灯光妥协，每次到五月门路的交叉处时，我从来没有转向那条有灯光的路，总是担惊受怕地穿过墓地和黑暗的教堂拱门。我一边吹着口哨壮胆，一边在黑暗中艰难地走着，想退缩时，就想象如果华莱士遇到了敌人、怪事或怪物时会怎么办。

在我表哥和我的童年中，罗伯特·布鲁斯国王从没得到我们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国王，而华莱士是人民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爵士（Sir John Graham）在我们心中排第二位。正如我一样，苏格兰男孩的强烈爱国热情一直会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如果研究我勇气的主要来源，我肯定最终结论是苏格兰英雄华莱士。英雄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可信赖的。

当我到达美国，发现还有别的国家宣扬自己值得骄傲的东西时，我感到可悲。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彭斯的国家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发现没有到过其他地方的苏格兰人至今还有这种想法。但随着逐渐成熟，知识面逐渐宽广，我们明白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传奇、传统和成就。而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因此而降低他对自己国家的评价，贬低苏格兰在世界各国间的地位。

他会找出充足的理由提高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因为那些国家都有值得骄傲之处——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孙行动起来，不要给养育自己的土地蒙羞。

很多年后，我觉得这块新大陆只是一个暂时住所，我的心只在苏格兰。

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一样，他在加拿大时回答过一个问题，说他喜欢加拿大，“这里非常适合旅游，但是我无法住得离布鲁斯和华莱士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