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菊与刀(4)
我们有些学者认为，要想真正了解日本人，必须从其历史中追根溯源。在老百姓心中，天皇只是一个很模糊的影子。那究竟为什么这个模糊的影子会被日本这个保守民族当作神一样的崇拜，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呢？他们还认为，那些反复强调说“天皇对日本臣民有永久统治权”的评论家真是太夸张了，他们越强调这一点，就越能说明这种说法是多么的脆弱。
因而，战争结束后，美国人认为没有必要削弱天皇，而只要猛烈抨击日本近年来杜撰出来的邪恶的元首观念就可以了。天皇是日本至高无上的神圣象征，是日本民族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对天皇的神圣权威进行摧毁，日本的整个价值体系就会分崩离析。
而另外一些有才干的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熟谙日本的一切，也读过来自前线的报道和有关日本的资料文献。他们认为，只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什么比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能激起日本人的敌意了。他们很清楚，日本人决不会以为这是攻击军国主义，而是攻击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军国主义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军人去东京市区都必须谨慎地换上便服。但即使是在那个时期，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拜仍然十分狂热。他们认为，不能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对希特勒的崇拜相提并论，因为希特勒是纳粹党盛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感紧密相联的。
从一些日本俘虏所提供的供词中，我们也可以得出上面的结论。与西方战俘不同，日军战俘没有接受过一旦被审讯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的训练，这导致他们的答案个个都不一样。这大概源自日本一贯坚持的不投降主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才发生改变，但也只限于部分军团和一些地方部队。俘虏的供词代表了日本军队意见的一个方面，所以显得比较重要。俘虏们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被俘的，大多数都是因为受伤或失去知觉后无法抵抗只好束手就擒。仅就这点来看，他们的供词就很有研究的价值。
一些顽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自己则是在“奉命行事”，是为了让“天皇放心”“为天皇献身”“天皇指引这场战争，服从是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整个侵略计划的和平主义者，却也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根于天皇。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
厌战者称天皇为“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坚信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天皇“是被东条英机欺骗了”。在满洲事变时，“天皇表示反对军部的”；战争爆发时，天皇是“毫不知情的，这并未得到他的许可”，天皇“倡导和平，厌恶战争，禁止他的臣民参战”，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这样的虐待”。
把日本战俘的这些供词与德国战俘的供词相比，就会发现两者差别很大。尽管德国战俘会对他们的将军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为不满，但他们仍会把挑起战乱的一切责任归结到最高统治者希特勒的头上。日本战俘则坚决表示，对皇室的忠诚和对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码事，必须区别对待。
在日本人眼里，天皇与日本是密不可分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打了败仗，责任也在内阁和日军将领，天皇是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也无须受到任何谴责的。“纵然日本战败了，所有的日本人也会一如既往地热爱天皇。”
日本人始终认为天皇是无罪的，不能受到任何批判的这种极端崇拜让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美国人认为，只要是人，就难免犯错，就免不了被别人怀疑，被别人批判。事实上，一直到日本战败，日本人依然坚持这些观点。最有经验的审讯官都认为，在每份日军战俘的审讯记录上写下“拒绝谴责天皇”的字句是多此一举，因为没有战俘愿意谴责天皇，就连那些和盟军合作，帮助我们向日军广播的人也不愿意这样做。
在所有的战俘供词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了对天皇的反对。其中，最尖锐的一份也只是说“保留天皇是一个错误”；还有一份则是小心翼翼地说“天皇不过是个傀儡，意志软弱”；第三份则是作了一下预测，说“天皇如果传位给皇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妇女也许可能获得像美国妇女那样令人羡慕的自由。”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肆利用举国上下对天皇的忠心，将“天皇恩赐”的香烟赏给部下；每当天皇生日时，他们就率领全体士兵对着东方三拜，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当部队日夜受到敌方空袭时，他们就带领部下从早到晚不停地诵读天皇特颁的“军人敕谕”中的语录，“诵读声在森林中回荡”；他们极力号召部下要“奉诏必谨”“祛除圣虑”“以崇敬之心报陛下之仁”“为天皇献身”！
天皇的旨意就好像是一把双刃剑。正如许多战俘所说“只要天皇有令，就算只有一杆竹枪，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我们就会立刻停止战争”“只要天皇宣布停战，明天日本就会放弃抵抗，即使最强硬、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旨才能让日本国民接受战败，并情愿为重建家园而生存下去”。
日本国民对天皇的虔诚膜拜，与他们对其他人或集团的无情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比如，在报刊杂志或战俘供词中，就有很多对政府或军部领导人的批判。对于那些在前线的指挥官，尤其是不能与部下同生死的指挥官，战俘们深恶痛绝。至于那些扔下浴血奋战的士兵，自己坐飞机逃之夭夭的指挥官，战俘们更是倍加痛恨。他们常常对一些军官加以赞扬，而对另外一些军官谴责有加，他们并不缺乏辨别善恶的能力。
日本的报纸杂志也会批评“政府”，指责政府没有更好地配合战争，甚至抨击政府限制舆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土家报纸》刊登了一份由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领导人和皇家顾问一起召开的座谈记录，其中有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振奋国民的重要方式就是舆论自由。近些年，日本老百姓都不敢直言不讳地表达心声，因为他们害怕受到追究，做起事来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老百姓的嘴被堵住了，手脚被缚住了，怎么能够谈发挥全国人民的真正实力呢？”另一位发言者也补充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和选民们谈到深夜，征求他们对各种事情的建议，但他们却唯唯诺诺不敢开口。舆论自由完全被压制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振奋国民意志的好办法。在各种刑法和治安维持法的管制下，国民唯唯诺诺胆小如鼠，战斗的潜力就根本不能够发挥出来。”
不仅如此，日本人在战争过程中也敢对政府、帝国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进行大肆的批判。可见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等级制的所有规则。但是，天皇决不会受到丝毫批判。不过，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近代才得以确立，那为什么批判不得？日本人性格中的何种因素使得天皇会获得如此的神圣地位呢？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赴汤蹈火战斗至死。同样，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也会心甘情愿俯首称臣。这些话是故意欺骗我们的无稽之谈，还是他们真实的心声流露？
从反物质主义到对国家元首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了战争前线的士兵，还影响到了日本本土的国民。其中，日本军队的战争风格更是深受某些理论的影响。比如为了赢得胜利，牺牲多少人也值得。当美国把海军勋章授予台湾海峡机动部队的指挥官乔治·艾斯·麦汉将军时，日本媒体对此大为惊讶：乔治·艾斯·麦汉被授予海军勋章的官方理由竟然不是他打败了日军。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确是击退了日军，这个事实已经由尼米兹的公报确认无疑。而麦汉授勋的理由竟是他成功地挽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安全地把它们护送回了基地。这个报道的重要性在于，它确实是真人真事，而并非虚构。麦汉将军确实挽救了两艘军舰，这点我们毫不怀疑，让我们困惑不解的是，在美国，挽救两艘坏军舰也能得到勋章？！
对于每一次救助行动，每一次对落难者的无私相助，美国人都极为感动。这种救落难者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更被视为“英雄”。日本人则排斥这种勇敢。他们甚至把美国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设备的行为称为“胆怯”。日本人通过报纸、广播中不断地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只有视死如归才是最高尚的，贪生怕死、过分谨慎则是无价值的。这一态度从他们对待伤病员或疟疾患者等病患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来。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在医疗服务极其不足，医疗用品非常匮乏，后方补给的困难使正常的战斗力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日本人认为对这些伤员进行治疗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视。
士兵在军队里常常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完备的医疗救助以及轰炸机上的救生设备，反而会成为英雄主义的反面教材。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的平民百姓也不像美国人那样经常光顾医院。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救助要比其他任何福利设施都优越。这一点就连在和平时期到美国来观光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这些行为对日本人而言，确实是陌生的。
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没有一支专业的、能够在战火中及时救助病患的医疗队，也没有完善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疗养院等。对于后方医疗供给的关注就更让人感叹了。在遭遇紧急情况时，为了轻装上路，日本军队会干脆把伤员干掉。尤其在菲律宾和新几内亚，往往是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伤病员却没有预先转移，他们就从有医院的阵地上撤退。而他们在执行所谓的“撤退计划”时，会将所有伤病员统统干掉，或者让伤病员自己举枪自杀。
在日本人看来，伤病员是累赘，是废物。这一点在他们对待美军战俘也是同样的。以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美国战俘，而且对自己的同胞都犯下了虐待罪。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路德·W.格拉特里在讲述他的三年战俘经历时说，美军战俘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本士兵，因为营中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美军战俘，而日本士兵却连一个军医、护士都没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士兵给自己治病的唯一的医护人员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换了一个中士。这位上校一年当中也只见过一两次日本军医。
日本的这种可怕的牺牲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不投降主义。西方的任何一支军队在竭尽全力还是没有找到出路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向敌人缴械投降。他们绝不会认为这样做有辱使命。根据国际协议，他们活着的消息还将通知本国，让其家人放心。无论作为军人，还是平民，或是他们的家人，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却完全相反，“不成功当成仁”，当非常绝望甚至看不到任何希望时，他应当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赤手空拳冲向敌人与敌人作困兽斗，即使最终同归于尽，也决不低头。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无法抵抗而被俘虏，他们就会觉得丧失了荣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因为回国后国民会蔑视他，他会名誉扫地，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日本军队有“严禁投降”的明文规定，所以，在战争前线他们不会再对此做特别的训练。日本人忠实地实践着这条军规，以至在中缅会战中，被俘者与阵亡者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而这142名被俘者，除少数外，大多数是因为已经身负重伤或昏迷不醒无法抵抗。独自一人或者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的几乎没有，三五成群“集体投降”的盛况更是罕见。在西方的军队里，如果牺牲人数已经达到全军兵力的1/4或1/3，那么该部队很少会誓死抵抗。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都是4/1。虽然在霍兰迪亚第，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中比率仅为1/5，但比起缅甸会战中的1/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已经很丢脸了。如果他们还受了伤，或者患了疟疾或赤痢，日军哨兵就会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当作“废物”，从“健全人”的名单中剔出去。很多美国人都提到过，在日本俘虏营里，美国人只是随便笑一笑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因为这会刺激哨兵。在他们看来，当了战俘就已经是奇耻大辱了，而美国人居然恬不知耻，还能笑得出来，真是让人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