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菊与刀(3)

战争中的日本人

对于战争，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也有许多共通点。诸如，如何号召大家打仗，在局部战争失败时如何鼓舞士气，战死者与伤亡者达到何种比例时才能投降，对待俘虏的某些规则等。在西方的战争中，这些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都属于同一个源头，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与西方人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于他们对使命感、责任感以及人生观的不同认知。在系统地研究日本的文化和行为时，那些与我们的传统观念相抵触的观点对于军事是否很重要，我们不必管它。他们的每一种行为都可能很重要，因为他们提出了与日本人性格有关的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我们来解答。

日本人评判战争的正义性与否的标准和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与美国人迥然不同。这些差异正是了解他们对人生观以及责任观的看法的资料。美国把战争的起因归咎于战争轴心国，是意大利、德意志、日本的侵略行为引起天下大乱，破坏国际和平。他们推行欺弱凌小的罪恶方针，占领中国、波兰和埃塞俄比亚。他们践踏了“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国家信条，侵犯了对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国际准则，罪恶多端。

但是，日本人却对战争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永远处于一片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之中。因此，日本必须为全世界建立一种等级秩序而战斗。而且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全世界只有日本才是唯一的真心实现彻底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也只有日本最懂得“各安其所，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已经在国内实现了全国统一，恢复了和平，消灭了盗匪，建筑了公路、电力和钢铁产业。据官方统计的数字，日本有99.5%的青少年都享受到了义务教育。

因此，根据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日本有责任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崛起，并在全世界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即以日本为主的等级制度，不论是采取何种方式。而且，由于组成“大东亚共荣圈”的所有国家都是黄种人，所以日本应该首先将美国赶回太平洋的另一边去，然后将英国人和俄国人驱逐出境。这样，大家各居各位，互不干涉。只有各国在国际等级秩序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大同世界。（这很显然是极为荒谬的侵略论调。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重点叙述日本这种备受推崇的等级制度以及它在本国文化中独有的内涵和价值。）

这种想法在大和民族看来天经地义，是最符合日本口味的幻想。可惜，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并没有这样想。但奇怪的是，就算最终失败了，日本人还是固守着“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理想，没有丝毫的动摇。就连日本俘虏中最不关心战争的人，也不会谴责日本昭然若揭的狼子野心。因此，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还将会冥顽不化地保持这种幻想，并继续信仰和热爱他们的等级制度。这一点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截然相反。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些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了解等级制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在形成日本民族特性方面又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对于取得胜利的愿望，日本人的见解也与美国截然不同。他们叫嚣日本必胜，精神必将会打败物质。在他们看来，美国疆土辽阔，军事实力确实雄厚，但这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早就清楚这一点，并且根本没有将这一点放在眼里。

当日本军队凯旋时，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军人们都会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日本信赖的精神与美国信赖的物质之间的较量。而当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依旧坚持自己的信念：战争到最后，物质力量必将溃败。在塞班岛和硫黄岛溃败时，他们会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强调物质差距而没有完全发挥出精神的战斗力。当然，这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找的借口。在日本夸耀胜利的几个月里，它一直充当着进军号角的作用。在偷袭珍珠港之前，这已经成为了众人皆知的宣传口号。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写了一本叫《告日本国民书》的小册子。书中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达于四海”，力量悬殊并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

尽管如此，像许多备战国一样，日本其实也很为自己薄弱的军事力量担心。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日本用于军备方面的支出占了国民总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上升速度快如天文数字。在偷袭珍珠港那年，日本政府把国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陆海军建设。而那些跟军事无关的财政支出只占了政府总支出额的17%。可见，日本并不是对物质军备漠不关心，只是在他们看来，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犹如佩刀不过是武士的道德、勇气的象征一样。

一直以来，美国一贯追逐强大，而日本则崇尚精神至上。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是以自己的独特前提做基础的。他们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而物质却是次要的，是短暂易逝的。他们常常叫嚷“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他们这种对于精神的高度崇尚被原原本本地贯穿于每一次战争行动之中。

在军人教育手册中，有一句口号是这样说的：“以吾等训练对抗敌人数量之优劣，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人之坚船利炮。”这个口号是他们一贯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为某次战争特意量身订做的。日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也赫然印着“必读必胜”四个粗大的字。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日军的飞行员驾着战斗机竟然以“自杀”的方式袭击我们的军舰。这支“敢死队”被日本人盛赞为“神风特攻队”。“神风”的称呼来自于日本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公元13世纪，在成吉思汗东征日本时，海面突然刮起了一阵神奇的大风，掀翻了船只，船队全军覆没，使得日本逃过此劫。

精神必将战胜物质，日本不但在军队，而且在民间也极力宣扬这一信条。比如，当工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了12小时，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时，他们会说：“肉体受苦越多，精神、意志就越顽强”“身体越疲倦，就越能锻炼人”；当人们在冰冷的防空洞里挨冻受饿时，体育会就会号召大家做广播体操，说这不但能取代被子和供暖设施，还可以代替人们体力所需但又极其缺乏的食物。他们说：“当然，也会有人反抗说，饥肠辘辘还谈什么做操？这是不对的。天气越严寒，食物越不足，就越要采取其他方法来使我们保持体力。”换言之，就是要用额外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

美国人对体力的标准理解是，第一是看昨天睡眠是否达到5～8小时；第二是看饮食是否合理；第三是看是否寒冷，由这些来计算一个人一天需要消耗多少体力。而日本人认为，这是物质主义的荒唐做法，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体力积蓄的问题。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宣传更是极端，甚至鼓吹精神可以战胜肉体死亡。有家广播电台就曾播放过一则飞行员的精神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我军的飞机每三四架组成一个小编队，陆续返回基地。一个大尉首先着陆，脸色苍白、神态镇定。只见他跳下飞机，站在地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返回的飞机，直到全部飞机安全着陆。确认一切无误之后，他马上写完报告赶去司令部作汇报。

刚汇报完毕，他就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查看，发现他早已断气。经过检查发现，尸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有一处致命的弹伤。一个刚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冷却得这么快。但大尉的身体却冰凉如雪，这就说明大尉的身体早已死亡，是他的灵魂坚持站完了最后一班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是大尉身上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在美国人看来，这种新闻肯定是编造的荒诞奇谈。但是，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并不以为然，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英雄的事迹是“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既然灵魂是可以修炼的，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奇迹呢？因为日本人都知道“精神是永恒的，是万年不灭的”，所以他们深信，精神通过修炼是可以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的。视“天职”高于生命的大尉显然是一位修炼功夫极其了得的大师级人物，他已经达到了这一最高境界并创造了奇迹。

美国人可能会把这种幼稚的行为嗤笑为不开化民族的谬论，而对其不屑一顾，认为它不具有任何研究价值。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这种想法，那么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人还是会令我们头疼的。所以，我们不能将日本人的这些信条简单地理解为“怪癖”，这是通过长时间的鼓吹和独特的训练在日本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日本在战败时会承认“光凭精神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会说“只凭‘竹枪’来守住阵地是幻想”的真正含义。而战败后，他们自己只好承认，他们在战争中“陷入了主观性”。只有我们和日本人一起经过战场和工作上的两次精神较量，我们才有可能彻底地明白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日本人在战争中对待事情的各种说法——不管是等级制还是精神高于一切的问题，都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大肆宣扬，安全与士气其实都是精神动员的问题，是为了在问题发生前给人们敲响警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城市的空袭、塞班岛的战败还是菲律宾的失守，政府对老百姓的说法总是“这在我们预料之中，不用担心。”他们夸张的宣传只是想让老百姓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根本不值得担心。日本的收音机每天都在播放这些虚假的言论：

美军占领了基斯卡岛，这将使日本本土长期处于美军轰炸的半径之内，但是我们一切就绪，准备随时迎击。

美军会动用陆海空三军的联合战术向我们发动攻击，但是这些早已经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中，我们早就有所防备。

尽管日本战俘希望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早日结束，但是同时他们也认为，光凭轰炸就想摧毁他们的士气，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他们早就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美国空军空袭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就会在广播中发表讲话：“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来了。但大家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们飞机制造业者的预料之中。我们已作好了相应的准备措施，保卫大家的安全。”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会保证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日本人才会坚信自己的主张：我们掌握一切主动权，我们决不会被动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不能消极地把自己看成被动者而受到攻击，我们应该积极地引诱敌人上钩，把敌人吸引过来。”他们会说“敌人，你要来就来吧。”他们决不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相反，他们会说“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来临了，让我们高呼它的到来吧！”

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讲中会引用19世纪70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训：“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碰上的，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当面临苦难时，我们必须靠自己来好好地把握创造机会。”

当美军侵入马尼拉市中心时，收音机里报道说：“只见山下将军微微一笑，说，敌人自投罗网，这和我军的部署完全一致。眼下，山下将军正运筹帷幄，数个军事计划正在筹划当中。”也就是说，日本失败得越惨，就表明山下将军的部署发展得越顺利。

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投入战争，完全是被动的，因为日本人向美国人蓄意挑衅，美国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回击。每当谈到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失败时，美国发言人都必须考虑怎样表达才能安抚美国大众的情绪。但他们决不会说“这一切我们都充分考虑过。”而会说“敌人开始向我们叫板，我们必须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美国人认为生活中处处充满竞争和挑战，所以他们随时准备应战。而日本人的信念却是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这样他们才会感觉踏实。在他们看来，巨大的灾难往往来自于不能预料。

日本人在战争中经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经常不厌其烦地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发扬大和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将领对部下下达的命令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我们必须充分表现日本男儿的本色。”日本海军也被告诫，一旦遭到鱼雷袭击，命令弃舰时，他们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会遭到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也在他们的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

在日本文化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他们对国家元首——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究竟拥有多大的实权呢？美国的一些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整700年的封建统治中，天皇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真正有实权的是“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元帅、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