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近代民族金融业肇始（1872—1911）(1)
本章跨越的历史阶段从招商局成立到清朝灭亡。
诞生于洋务运动中的招商局，是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开创者，同样也堪称中国近现代民族金融业开创者。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民族金融业面临怎样的挑战与转型？招商局成立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和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创办、发展过程与历史意义是怎样的？
始于洋务运动
沉甸甸的序幕
一件沉甸甸的大事，却不得不从好天气说起。
公元1873年1月1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雨霁天晴，风和日暖。
这一天，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今永安路）的一栋洋房前，车马盈门，宾客络绎，来者有上海地方官员，有各界豪绅富商，有洋行买办，有报社记者，还有外国官兵。
在一阵热闹的爆竹声和祝贺声中，聚会的主人——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众人的簇拥下，将一块刻着“轮船招商公局”六个金色大字的招牌高高悬挂在门前。
这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史上的重要一幕。这一幕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招商局宣告诞生，正式对外营业。
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1872年12月23日，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人物——李鸿章，正式向清廷奏呈《试办轮船招商折》，他同时致函总理衙门，奏请“设局招商”，试办现代轮运业，以“自强求富，振兴工商，堵塞漏卮，挽回权利”。三天后的12月26日，奏折获准，轮船招商公局正式成立。
当时的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招商局的诞生对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和近现代中国航运史、金融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这一系列意义要等到130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才会去发现、研究、总结。而在当时，普通的上海市民只会意识到，这是一家有朝廷背景的新商号，这家新商号要做的生意，是当时几乎被洋人和洋行垄断的轮船生意。
真正关注招商局开业并懂得其中奥妙的，则是那个时代中一群绝对堪称精英的人物。
这些精英人物当中，包括“同光名臣”、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曾国藩、李鸿章，有“中国留学生之父”美誉的容闳，淞沪巨商朱其昂、浙江富商胡雪岩、上海钱商李振玉、买办商人唐廷枢，还包括津海关道陈钦、津海海关委员林士志、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江南道员吴大廷、知府道员盛宣怀以及在招商局开创时期极为重要的另两位人物——徐润、郑观应。
这些精英人物，在招商局筹办和创业期间所起的作用，后文将一一叙述。而彼时，见证招商局开业的政商两界的人们都知道，招商局的开业，为的就是“漕运之需”和“分洋商之利”，打破外资轮船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趋势，实现“求富求强”。
1830年英国轮船“福士”号抵达珠江口，标志着外资航运业进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一体均沾”，中国对外贸易的门户被打开。
史料记载，从“五口通商”到1873年的短短30年间，中国的长江、沿海及远洋航线，几乎全部被外国资本的轮船所垄断，仅1862年，长江航线就有将近20家洋行投资运营。
洋行设立的专业轮船公司，在中国的江海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以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为例，1862年该公司成立时，启动资金为100万两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极度混乱，以银为本位，银两、银元并用，银两又有库平银、规平银、海关银、京平银、公砝银等，不一而足。——编者注；至1867—1870年间，旗昌轮船公司每年获得净利70万两以上；至1867年，旗昌资本为125万两，第二年便增加到187.5万两；到1870年，旗昌已拥有轮船17艘，总吨位为25827吨，资本总额240万两，成为当时在华最大的一支商业船队。
招商局创建
正是在国运衰微的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精英人物，倡导开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在这场跨时30年的改良运动中，洋务派先后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钢铁厂等，旨在“求强求富”。
而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正是洋务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
1872年年初（同治十年底），已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开始与自己的恩师、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具体筹议轮船招商的事宜。
李鸿章饬令津海关（即天津海关）和江海关（即上海海关）两处详细筹划，尽快拟订一个切实可行的章程。津海关道陈钦随即找来海关委员林士志商议此事。出身于广东商人世家的林士志与广帮商人商议后，于同年3月递交了一个筹办轮运的九条章程。
对此，李鸿章觉得过于简略，将其驳回。感觉惶恐的陈钦求助于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丁寿昌向陈钦推荐了淞沪巨商、时任浙江海运局委员的朱其昂。
与李鸿章同步，曾国藩也饬令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的道员吴大廷等人筹议轮船招商事宜。不幸的是，曾国藩于1872年3月病逝，统揽设立轮船招商局的事宜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身上。
吴大廷向李鸿章回禀时，一方面表示轮船招商事宜“诚为当务之急”，一方面又表示此事当前存在许多困难，如招商难、揽载难、设埠难、保险难、用人难等，而这些困难让“轮船招商”变得“窒碍难行”。
吴大廷的畏难情绪让他与创办招商局这样一件洋务运动大事失之交臂，但值得重视的是由此引出的一个细节——正是吴大廷禀报中的“保险难”，成为将来招商局创办仁和保险公司的行业背景，也正是这一“难”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的诞生，也由此拉开了招商局与中国金融业的百年交融。
到1872年夏天时，有机会竞逐招商局担纲筹办机遇的人物中，已经仅剩两人——除了上文提及的朱其昂之外，另一位招商局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早已参与其中，他就是盛宣怀。
盛宣怀出身于官宦世家，1870年（同治九年）即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因精明能干而深得李鸿章信任，升任知府道员。盛宣怀先后担任招商局会办、督办；一生中曾主持轮船招商局、铁路、电报、纺织、银行、汉冶萍煤铁厂矿等洋务企业，官至清政府邮传部尚书。
1872年4月末上述陈钦版的筹办方案被驳回时，盛宣怀恰好自沪返津，向李鸿章回禀公务。在李鸿章的授意下，风华正茂的盛宣怀于1872年夏拟就了一份《上李傅相轮船章程》。李鸿章尽管十分欣赏盛宣怀，但又觉得他的名声与财力尚不足以号召“在沪殷商”，因而盛宣怀版方案未得到采纳。
胜出的是与盛宣怀同时受命拟就的朱其昂版方案。
朱其昂以世家经营沙船业而为淞沪巨商，又捐资为通判，累至道员；并任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1860年起，朱其昂还与美国人合伙开设清美洋行，往来于上海、烟台、天津等地经营贸易；另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开设华裕丰汇银票号。李鸿章认为他“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熟悉海运、轮船生意”，“为殷商所信之官”。
为了获得筹办招商局的机会，当时正担任浙江候补知府的朱其昂不惜以“身家作抵”，于1872年8月初拟就了《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与《轮船招商局条规》。
李鸿章对朱其昂版方案十分满意，他于8月15日将这份方案报送总理衙门，并命朱其昂与其弟朱其诏立即回上海，与津海关、江海关、上海机器制造局联系，着手开办招商局。
10月，总理衙门批准招商局除悬挂国旗三角龙旗外，另挂双鱼局旗，随后招商局镌刻了“总办轮船招商公局关防”印章，并租赁下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房屋一所，以备开局之用。
11月，朱其昂通过葡萄牙籍经纪人向大英轮船公司购买了第一艘局轮“伊敦”号，并于11月30日装货，首航上海至汕头航线。此后，招商局又相继购入“永清”号、“利运”号、“福星”号，准备投入营运。
招商局创立伊始就采用了先进的股份制制度。图为招商局创办时的招股照会（1873年）。
12月23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呈递了《试办招商轮船折》。12月26日，设立轮船招商局的奏议得到清廷的批准。
于是，万事俱备之后，本章开头的一幕，在1873年1月17日的热烈气氛中上演。
对于招商局开业的意义，当时的《申报》发表贺词说：“轮船招商局之设，诚中国航运之希望。从此，中国江海之利，不再操诸洋人之手，富强之道，全在与斯！吾将拭目以待！呜呼，商局诸公，切莫辜负国人之重托！”
由此，招商局这艘民族工商业的巨轮，在“国人之重托”下，开始了它迄今130多年的风雨航程。
回到本书的主题，招商局与中国民族金融业的航程，也因为吴大廷版、朱其昂版方案中仅仅占据一隅的轮船保险事务，衍生出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造出近现代民族金融业的“第一度辉煌”。
仁和保险公司创办记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碰撞”
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的诞生源于两件大事——1875年仁和保险公司的创办、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
在仁和保险公司与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之前，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可谓一片空白。一方面，中国人当时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公司，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全部是欧美列强；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一家新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银行，有的只是传统的钱庄和票号。
钱庄和票号是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保险”概念无从谈起。钱庄和票号几乎遍布全国城乡各地，在外国商人和学者眼中，其作用和职能相当于银行，被称为“NativeBank”。
钱庄是起源于明朝中叶的一种信用机构，开始时只是经营银钱兑换业务，后来逐渐开办了存款、放款（贷款）和汇兑业务，因汇兑业务而由钱庄印行的汇票，则具有钞票的功能。因此，从金融功能上看，钱庄实际上兼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部分特征。
抗战开始后，上海钱庄的内部组织和资本结构改组为有限股份公司，与传统意义上的钱庄已大相径庭，其性质和功能基本上相当于小银行了。
与钱庄不同，票号起源于清朝中叶，主要业务是为不同地区的商家提供资金汇兑服务，后来也开办了放款业务。从金融功能上看，票号的性质更接近当代的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汇款。
在晚清时期，外资银行、钱庄、票号实际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过程中，钱庄曾经担当过中介的角色。
“五口通商”之后，在华商与外商的买卖交易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笔生意如果成交金额巨大，无法用现银付款，往往是外商先交货、华商后付款，此时，钱庄就成了交易双方的信用担保人，钱庄开出庄票，由洋行的买办做担保，外商凭庄票到钱庄取走华商的存款或信用放款，或者由钱庄汇兑给外资银行。19世纪40年代末之前，外资银行尚未进入中国，由于拥有这样的功能，钱庄就成了对外贸易的中介机构，也成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开路者和渗透的工具。
随着中外贸易的逐步扩展，外资银行与中国钱庄间出现了业务上的融合，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拆票”。
在贸易中，中外商人要求钱庄提供更多的资金，但钱庄自身资力不足，需要借入资金进行补充，而外资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并发行钞票，自然有多余的货币可以贷出。钱庄向外资银行贷款的行为就是“拆票”。自此之后，外资银行的信用贷款开始成为钱庄营运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这样一来，钱庄对外资银行资金通融的依赖日益加深，外资银行因而加强了对钱庄的控制，只要外资银行稍微把贷款紧缩一下，或不收受庄票，钱庄立刻就会资金周转失灵。
这样的依赖关系使得钱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战乱和通货不稳的年代，钱庄不断投机倒卖，企图牟取暴利，往往在中外银行收缩放款及银根奇紧声中，发生倒账风潮，商家亏欠钱庄巨款无法偿还，形成大批呆账，从而导致其他钱庄倒闭，酿成金融风暴，进而波及工商各界，使国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当然，钱庄长期形成的一套比较完善的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对金融市场的开拓以及造就的大批金融专业人才，为民族新式银行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1897年，中国第一家民族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诞生，其首任和第二任大班都是钱业人士，后来钱庄经理中也有许多人担任新式银行的经理。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与碰撞中，票号与钱庄的命运迥然不同。
如前所述，由于“官商结合”，山西票号不仅包揽了汇兑京银、河工经费、赈灾款、庚子赔款、“四国借款”等业务，还不时向入不敷出的清廷提供借款用于各省和税关应急、赔偿列强以及镇压起义。
史料记载，因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所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向山西绅商派捐二百余万两；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底，山西绅商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37.65％；甚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山西商人也捐献银子几十万两。
也正是由于“官商结合”的畸形繁荣，清政府将晋商视为政府财源，凡财政不足之时，皆是首先想到晋商。由于多次向朝廷捐输，有些富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再也榨不出钱来了。
而此时的票号，也终因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的文化，不能迎接时代的挑战。由于山西票号独裁制经营，重大事项必须请示总号定夺，而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即使分号中的有识之士主张改革，也无法得到总号的支持。户部银行于1908年改组为大清银行时曾邀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不应召，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挣扎了十多年，多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更直接的威胁来自于外资银行的冲击。19世纪40年代末起，外资纷纷在华设立银行。现代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资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政权腐败，列强环伺，内乱频仍，求富求强——这就是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金融业所处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