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谁搞垮了毕玉玺

随着对京城巨贪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的审判，“贪内助”一词也随之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令人吃惊的是，王学英成为毕玉玺堕落过程中的催化剂，所有的起因竟然缘于一个“爱”字。她爱丈夫毕玉玺，所以纵容丈夫受贿；她爱儿子毕波，所以把贪来的钱财给了儿子。但她没有想到，正是这种畸形的爱，才害了丈夫和儿子，也最终害了自己。据检察机关查明，在毕玉玺收受的巨额贿赂中，有50万元人民币是以王学英的名字存的；王学英个人还单独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近5万元及大量珠宝首饰。毕玉玺案发后，王学英为销毁罪证，联系亲属转移赃款赃物，也因此累及儿子。

2005年9月26日，在王学英被判刑之后不到一个月，毕玉玺的儿子毕波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至此，轰动全国的北京巨贪毕玉玺受贿案以毕玉玺被判死缓、妻子王学英被判有期徒刑10年，儿子毕波被判缓刑暂时告一段落。但王学英在法庭上泣泪涟涟地哀求法官给她一次改过的机会，她想与亲人团聚、想享受天伦之乐的哭诉，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丈夫发迹，军功章里曾有王学英的一半

毕玉玺曾经也是一个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好干部，这份曾经的荣耀不能不说与妻子王学英有关。甚至直到案发时，毕玉玺的钱包里还放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百字箴言：“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所言，富贵功名可久。”这篇百字箴言就是王学英为提醒丈夫做一个好官而放的。直到退休前，王学英一直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她经常做的工作就是教人怎样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王学英择偶的标准自然与“廉洁奉公”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她嫁给了当时清正廉洁、才华出众的毕玉玺。

北京通州区（前为通县）是毕玉玺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和仕途起步之地。毕玉玺1942年生于通州区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后来由于仕途顺利，他成了村里出的最大的官。“文革”之初，毕玉玺成为北京市劳动大学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毕玉玺陆续担任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主任、书记。1984年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又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

毕玉玺自从担任领导之后，不仅教育大家要廉洁奉公，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从不接受乡亲们送的一分钱一件礼物。那些年，毕玉玺对自己和机关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百姓可没有一点儿架子。那时侯，不管机关干部还是村里的老乡见了毕玉玺，不是喊毕头就是叫他小毕。因为丈夫的关系，王学英也受到了群众的尊重，这让她感到非常骄傲。

对于这段往事，毕玉玺身陷囹圄之后还是念念不忘。毕玉玺说：“上了年龄的老百姓都称我小毕，那个时候叫我小毕，我感觉特别亲热，那时候要给群众办完一件事，真高兴，比在自己家干事还高兴，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群众，心里也装着群众，做事也惦着群众。”

毕玉玺在通县工作时，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作风也比较泼辣，胆子大，很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其中就包括他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毕玉玺曾经说过，要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10年不出问题。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州区的著名的风景区。

但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那条玉带路修建于1986年到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在1990年，玉带路工程中发生一起贪污案件，一个工程包工头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玉带路案件发生后，市里派人考察领导班子。调查后，虽没有证据显示毕玉玺与玉带路的贪污案有直接牵连，不过案发不久，毕玉玺就离开了通县。在他离开通县时，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

治疗抑郁，怂恿丈夫受贿成为灵丹妙药

1990年到1998年，毕玉玺到北京市交通局任副局长，主管公路工作，在重点工程中协助抓高速公路建设，在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是思想上也产生了变化，心里逐渐产生了不平衡。毕玉玺认为，按照以往的规律，像自己这样的干部到市里工作，应该安排个正职才算名正言顺。虽然这次调动没有降职，但也没有升迁。别人到市里都是正职，他却是副职，就认为组织对他不公平。

回到家，毕玉玺对王学英发泄他的不满说：“现在的官场规则是，在哪个职务上待几年是有不成文规矩的，到时候就应该升迁。否则，就是犯了错误；或没犯错误，被按犯错误的对待了。我认为自己属于后者。”王学英连忙劝丈夫说：“谁不知道你当年作风泼辣，胆子大，有想法，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什么是好官，有业绩，就是你这样的！群众都知道，会记住一万年！”

但是，王学英通过夫人外交打听到不少消息，常常听到一些当年一些同期的干部升迁的消息，王学英心里也为丈夫官场失意感到不满。她不失时机地在毕玉玺耳边唠叨起来说谁谁又升了，谁谁又发财了。慢慢地，毕玉玺总是觉得组织上亏待他。

就是这种被亏待的心理，让毕玉玺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王学英为此焦急万分，为了让丈夫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王学英暗示毕玉玺，既然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官场升迁，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乘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些知己和心腹一点好处，而这些心腹知己是绝对不会忘记毕玉玺，也会让毕家过上好日子的。这仿佛是治愈毕玉玺抑郁症的灵丹妙药，慢慢地，毕玉玺开始收礼了，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

毕玉玺受贿的心理也从战战兢兢到心安理得。毕玉玺还记得第一次做保龄球生意，对方提出给佣金，他不敢要。回家告诉王学英这事时，王学英没夸他，反而数落了他一顿，说他傻，哪有送上门还不要的道理。后来毕玉玺实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王学英也时常“教导”他。毕玉玺想反正钱多也不是坏事，还能让老婆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何乐不为呢。从不敢要到开口要，毕玉玺在妻子的怂恿下完成了从一个廉官到一个贪官的蜕变。

2001年，毕玉玺的思想彻底地扭曲了，成为了金钱的俘虏，他开始追求高消费豪华享受。毕玉玺每次出国都由其部下或一些个体商人陪同豪赌，自己从不花一分钱，赌博筹码都是他人送的。此外，他还授意下属为其办理了多个高级酒店、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卡，经常进行高档奢侈消费，大肆挥霍。同时，他将大量款物送给其情妇和与其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人。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甩给张某20万元。

爱子心切，贪婪夫妻张开鲸吞之口

在丈夫一步步滑向贪婪的深渊时，身为通州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教导主任的王学英不仅没有帮丈夫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认为丈夫的权势是她炫耀的资本，可以开发利用，让自己和宝贝儿子荣华富贵。

“就算你不为我和你考虑，你也总得为咱们的宝贝儿子考虑吧，人活一辈子不就图下一代更强嘛！”这是王学英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儿子毕波可是毕玉玺和王学英的软肋，毕玉玺和王学英最溺爱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不惜重金把儿子送到国外读书，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个好前途。这对贪婪的夫妻在孩子眼里却是最好的父母。其实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好和坏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都变得模糊了，容易混淆善良人们的判断力。

王学英常说：“我太爱儿子了，我希望别人有的他也能有，他能够过得更好！”在王学英的眼中，儿子毕波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而且有着极高的天赋，学习成绩也很好。能够出国深造，一直都是他最大的梦想。”如同每一位母亲一样，王学英眼中的儿子是天下最棒的。王学英希望儿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钱的支持。

毕玉玺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每次提起儿子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毕玉玺曾供述说，为了保证儿子在国外生活舒适，将来的日子也衣食无忧，在他心理失衡之际，就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

由于心里深深地“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金，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在外面有多苦啊。我儿子从小在我身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掉了，家务活从来没让他做过。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在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觉得心酸，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毕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他的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金，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并没放弃，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金，再次送了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当然，张桂军“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桂军慷慨大方，并且以送存折的方式让“老毕”很放心，就这样张桂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

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荫凉下，开始为所欲为地四处“掠财”。王学英经常会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毕玉玺则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由行贿人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随时都可以提取。比如，一些行贿人在得知机场高速路需要建加油站等附属设施时，都想尽办法来承接这些项目。每次拿到好处费后，毕玉玺都会让副总代替自己出面签订合作协议。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有权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的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毕玉玺分3次收受余某给予的17万美元。该赃款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后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中。

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美元30万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双双入狱，毕玉玺的手铐也有王学英的一半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这事错在我，第一次就不坚决，他拿过来当时我说别了别了，当时就应该把东西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就不应该要。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人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等人家用了，我们再还给人家。”

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审判席上，以前都是她教导别人，对于一些教育人的大道理她是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现在她却成了这些话语的聆听者，成为了被告人。

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级人民法院审判时，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在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道毕波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喊出的。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着王学英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在每每提及儿子的时候，王学英眼睛里都会闪出极其慈祥、母性的光。这种母性让人们很难把她和“贪内助”的特别称谓联系起来。王学英在庭审过程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的老父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个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庭审后，记者采访王学英时问：“看到儿女了吗？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王学英扭过头去好久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见了，我头晕得厉害，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是搞教育的，这个要在平时我能够侃侃而谈，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了。我和老伴平时都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我的儿女。”

近年来，被查贪官背后的腐败家庭现象非常普遍，李嘉廷、王怀忠、马德等贪官的查处都伴随其配偶的获罪，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原书记马德在审判结束后，也对其妻子田雅芝说了一句话：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370余万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据了解，在历年查处的腐败大案中，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例屡见不鲜。然而，与家庭共同受贿相比，当前一些腐败官员往往采取“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方式将黑钱洗白，其犯罪行为更容易掩人耳目，社会影响更加恶劣。这种“衙内”现象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

在我国封建社会，衙内是指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纨绔子弟，现在用衙内来形容这些腐败高官的子女，是非常贴切的。近两年查处的大案中，比较著名的是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开办公司牟利，前不久被“双规”的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提供便利等。

当前被查处的官员中，有的领导干部为给子女经商筹钱，直接挪用公款、贪污受贿。此外，贪官们另一种权力变现的方法是，利用职权授意需要“报恩”的个人或单位，“照顾”儿子的公司，或者在背后参与经营，儿子则可以打着老子的旗号，利用老子的职务影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候，老子刚刚给别人批了一个项目，儿子随后就去揽工程。以老子的权力作后盾，许多官员的子女从事着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建筑、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热门领域总是战无不胜。

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这种模式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中屡见不鲜。一些领导干部以儿子公司作为受贿的遮羞布，一旦案发，则大言不惭地推托说，儿子办公司是他的权利，儿子的事情我不知道。实际上，儿子办公司只是个道具而已，老子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由于这种腐败是在自己权力管辖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它无须经济投资、技术准备，只需要亲属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而且，因为利益完全由家族独占，所以腐败动机特别充足，他们会不惜手段、不顾后果，导致衙内式腐败极其普遍。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官员利益团体不可能真正做到自己监督自己。

死心塌地，下岗工人在副局长身上看到了曙光

2003年11月1日，北京五环路举行了盛大的全线贯通通车仪式。这条环绕北京98公里的快速公路极大地方便了首都市民的出行。然而也正是这条路，把时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毕玉玺从权力和贪欲的顶端拽了下来。2004年5月，毕玉玺涉嫌收受索取贿赂财物共计人民币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2004年5月至7月间，一个叫兰义的通州人受到了司法机关调查，毕玉玺受贿事实陆续浮出水面。

兰义本是一个坐过牢的下岗工人，他有什么本事成为毕玉玺的贴身“私人管家”呢？原来，毕玉玺曾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是兰义打开了他“孤寂清高”的心，兰义迎合“老毕”的贪欲，无孔不入地进入毕家生活圈，并推波助澜地帮助毕玉玺以及他的贪内助王学英用隐蔽手段聚敛钱财，直至拖垮了“毕家大宅”。

2005年3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毕玉玺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兰义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兰义和毕玉玺早在1987年之前就认识，当时兰义在北京市通县县政府招待所任副经理，毕玉玺是通县县长。那时，兰义和毕玉玺是很要好的朋友。毕玉玺很喜欢文艺歌舞，总是跑到招待所看表演，兰义文化不高，但是总是会说幽默打趣的话儿，毕玉玺一向清高，却很吃兰义那一套，严肃的毕玉玺总是被逗得哈哈大笑。

从1991起毕玉玺调到北京市工作，两人因此断了联系。1994年9月，兰义因收受蔬菜公司一个部门经理的贿赂而被判7年徒刑。

1996年9月，兰义终于盼到了减刑出狱的日子。在监狱里时，他很渴望恢复到从前自由的生活中，可是出来后，兰义却迷茫了，他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正是大多数男人功成名就的年龄段。兰义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在哪里还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此，兰义颓废了一段时间。而家里人也是冷眼相向，他跑了几次劳务市场，对方均以他年龄太大拒绝了他的应聘要求，他倒是因此与几个下岗工人结为了好友。

后来，兰义和几名下岗工人一起凑了点钱，开办了一个销售水泥、石灰等建筑用料的小公司。由于公司规模小，找上门来的客户少，而且大家都没有管理经验，公司入不敷出。兰义为了让公司赢利绞尽了脑汁，这时候他听说自己从前的“老朋友”毕玉玺已经高升为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时，兰义的眼睛一亮，似乎已经看见了一条铺满黄金的“高速公路”。

毕竟多年没有见面了，况且现在两人地位悬殊，兰义四处打听到地址，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开了毕玉玺的家门。开门的是毕玉玺家的保姆，一开始她还以为是收水电费的工人，任凭兰义怎么说都不让他进门。这个时候毕玉玺正好回家，虽然时隔多年，可是毕玉玺还是一下子认出了兰义。他亲热地挽着兰义的手走进家门，非要他一起同桌吃饭。看尽人情冷暖的兰义眼睛一下湿润了。

当兰义吞吞吐吐地讲明自己的来意后，毕玉玺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意思，你去找找我手下公司的小王，他那儿正在干工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的，让他给你点活干。”第二天，毕玉玺还自己掏钱请客为兰义介绍认识了首发公司工程处的一些负责人。于是，兰义就和首发公司搭上了线。兰义对毕玉玺心怀感激之情，他没有想到毕玉玺一点也没有鄙视他嫌弃他的意思，从心底佩服和崇拜毕玉玺。

人群散去，兰义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由于信号很不好，毕玉玺就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给兰义用，用毕，毕玉玺说，送给你罢。那个手机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兰义说啥也不能收。毕玉玺却说：“好兄弟，你就放在身边吧，因为我很多的时候都很不快乐很孤独，我可以找到你说说家常就很满足了！”兰义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连连说：“我，我也是把您当至交好友，我一个坐过牢的人，您这样不嫌弃，我以后为您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997年年底，原北京市公路局负责京沈高速公路部分工程的施工，毕玉玺让一位施工处长为兰义介绍工程。由于兰义所在的公司不具有施工资质，该处长安排兰义的公司承接为京沈高速公路工程供应砂石料的业务。有了毕玉玺的帮助，兰义的公司渐渐有了起色，虽然还是小打小闹，但比起从前大有改观。

兰义对公司目前的状况却不是很满意，他希望公司能加快发展，干点大事，最好是能揽上高速公路的活或者其他什么体面的活。兰义清楚地知道只要背靠着毕玉玺这棵大树，就能从毕玉玺身上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从此，兰义就成了毕玉玺家的常客了。

兰义开始并不被毕家人注意，他总是撩起袖子干活，扫地、抹窗子、扛煤气罐他件件事情都上心。在毕家，兰义发现，毕玉玺有的时候待人亲切，有的时候打着电话突然就盛怒了起来。有的时候，听着老婆的数落自己白白地有权力，却穷得要命，毕玉玺的脸上甚至显出一副深重绝望的神情来。

原来，毕玉玺有一种极度不被重用的感觉。兰义说：“谁不知道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呢！”

毕玉玺乐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那些业绩兰义居然记得烂熟，他激动地说：“虽然我快退休了，但是有你这个知己，有拥护我的群众，我也算对得起党了！”兰义暗示毕玉玺，不如乘退休前给各位兄弟一些好处，而他们这些兄弟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既然毕大哥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不卷入政治斗争，好好为自己、为家人弄点钞票。毕玉玺把兰义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其实，我早就问过心理医生，我的确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总是觉得没有一个可心的人说话，所以心里堵啊，以后，咱们哥儿俩好好合计！”

礼品回收员，帮助大贪官疏通金钱与情感

1999年春节过后，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打电话让他到家里去一趟。去了之后，兰义望着满地堆放的中华烟和几箱茅台酒傻了，正当兰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时，王学英指着地上的东西对他说：“老兰啊，这些东西你都拉走，算我送给你的。”兰义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没敢多问就拉回了公司。

回来后，不知所措的兰义马上召集几个股东开会，猜测毕玉玺和王学英给他们东西是什么意思。他们最终的结论是毕玉玺家春节收的礼用不完，想让他们帮助给卖掉，但是，卖掉以后要给钱啊。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给毕玉玺钱。可是公司没那么多钱，股东们只好现凑，决定先把烟酒卖一部分，干完工程挣了钱再还给大家。第二天，兰义就提着2万元钱到了毕玉玺家，王学英果然笑眯眯地收下了。

那点烟酒茶叶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王学英既兴奋又紧张，那些钞票实在是可爱之极，王学英似乎已经看到了貂皮大衣和钻石项链在冲自己招手了。

当然，王学英也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晚，王学英就要毕玉玺给兰义工程做。1999年冬，经毕玉玺提议，首发公司将首发公司的渔场修建工程交给兰义所在的蓝月工贸公司承接；并将修建后的渔场，交由兰义承包经营，承包期为5年，年承包费仅为人民币7万余元。

一回生，二回熟，当以后王学英又打同样的电话时，兰义就义不容辞地当上了礼品回收员，当然王学英的礼品“回收”来的价钱也是越来越高。

2001年春节，王学英让兰义拉回来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名牌，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兰义就用报纸包了10万元钱给毕家送去，说是拉走的烟酒钱。王学英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2002年的一天，王学英让兰义开一个大点的车过去。这回兰义从毕玉玺家拉回了足有一车的烟酒，还有一箱鱼翅和两只熊掌，价值8万元。第二天，兰义自然又以“烟钱和酒钱”的名义给毕家送去了20万元。

不过，兰义也不是每次都能顺利的把钱送出去。有一次兰义拿着30万元人民币送到毕家时，居然被王学英拒收。兰义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以为毕玉玺和王学英对他有所不满了，看着退回来的钱兰义差点急哭了。兰义怕公司断了财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讨好王学英和毕玉玺。

2000年大年初二，兰义带着一座玉马和一条珊瑚项链到毕玉玺家中拜年。当时毕玉玺的儿子和外孙女儿在家。既然是大过节的，又是长辈，兰义少不了要掏红包了，兰义潇洒地掏出一沓钱来，给毕玉玺的儿子和外孙女每人5000元压岁钱。毕玉玺的儿子要到英国读书，临行前，兰义塞给他5000美元。毕玉玺乔迁新居时，兰义送去了正好与新居匹配的高档家具，让毕玉玺和王学英喜上眉梢。

双方关系又融洽了起来，兰义与毕家两口子坐在一起，小心地问：“大哥大嫂你们前段时候又怎么了，是不是弟弟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啊！”王学英摆摆手：“你哥哥自己犯病，你别放心上”。

原来是在收钱不收钱的问题上，毕玉玺又与老婆干架了，他觉得要见好就收，家里的保险柜已经放满了百元大钞，不能再收了。

这个兰义挺会来事，他也总夸赞毕玉玺的儿子聪明，并且说毕波在国外读书可怜，还得自己做饭，兰义站在毕玉玺的立场上说：“亲人在位一天，就要有所得，以免日后走下领导岗位，落得想收没人送，想拿也没得拿！”

毕玉玺叹气说，自己总是觉得不妥，收钱收得自己太累，那么多的钱放在自己心上就是堵得慌。兰义一直在翻阅抑郁症的书，连忙对症下药说：“您是太苛求完美了，如果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又无法释放，就会得抑郁症。您得对自己放低要求，进行减压。不如您把您的压力给兄弟我承担，钱照收，我想办法把您的钱放到可靠的地方，这样您就不郁闷了。”毕玉玺拍拍兰义，感叹他真是知己，并说自己看到钱会莫名害怕，就由兰义代为保管一些。

兰义发现毕玉玺最爱在打雷下雨的时候莫名伤感，甚至毕玉玺会说自己在下雨的时候总是黯然，每次下雨都要长白头发，他建议毕玉玺试验一下转移疗法，他见毕玉玺很爱赌，尤其喜欢玩一种叫扎金花的扑克牌游戏，于是投其所好，经常约了几个朋友和毕玉玺一起玩“扎金花”。兰义前前后后总共输掉了80万。这些钱都被兰义存进了毕玉玺让他保管的存折里。次兰义出手这么阔绰，毕玉玺动心了，2000年4月至2001年3月间，兰义以蓝月工贸公司名义与北京洁通公司签订京沈高速公路生活区渔场工程合同及渔场承包协议。没有任何资质的兰义又顺利地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私人存款员，怎么也存不了贪官的好心情

2001年10月23日五环路二期、三期工程施工和监理资格预审招标启动，共有全国77家施工承包商和18家监理单位购买了资格预审标书。正是这次招标，为毕的落马埋下伏笔。

兰义也正在这时，在高速公路位于通县田府村的生活区旁边获得了大片土地，用以张罗最初的养殖项目和蓝玥度假村。据蓝玥度假村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的注册资本仅100万元（2004年4月注册）。能够建成度假村，是兰义的心愿，更是毕玉玺的心愿，毕玉玺希望自己退休以后更有一个休养的好去处。

此时，兰义俨然已经成了毕玉玺的心腹和大红人。当时，谁要想见到毕玉玺，只要找到兰义就能一路绿灯。从与兰义的交往中，毕玉玺觉得，在赌场上输钱给他的行贿让他很放心，他要行贿人办存折，然后将身份证、密码送给自己，使得自己的受贿更加隐蔽。

2001年12月，毕玉玺在世纪城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在听按摩小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送给她20万元，把那个小姐都吓傻了。兰义隐隐觉得毕玉玺真的是有些疯狂了，他知道，抑郁在心底埋藏久了就会导致疯狂。

毕玉玺告诉兰义，自己还是郁闷，收更多的钱虽然一时有快意，但还是摆脱不了焦灼与恐慌。兰义已经是想尽了办法哄自己的主子开心。

不久，毕玉玺把自己的私房钱交给兰义管理，自己一心敛财和找女人。2002年的一天，毕玉玺让兰义到他的办公室来，给了兰义20万元钱，说让兰义以自己的名义存进银行。兰义当时也没问毕玉玺为什么这么做，领导居然求他这事，兰义不禁有点飘飘然，这个存着毕玉玺的私房钱、写着兰义名字的存折一直在兰义手里放着。

后来，兰义召集公司几名股东开会，商定为了承揽工程给毕玉玺送点钱。不久，兰义在这个存折上打进了88万元人民币。兰义曾经两次告诉毕玉玺：“您的存折里我已经给您存了100多万了，您什么时候用钱就拿。”毕玉玺两次都说：“我先不用呢，在你那儿放着吧。”从此以后，兰义每次向毕玉玺送钱都要召开公司的“专门会议”，并确定每年春节前到他家中送钱要定为一条“惯例”。这样，名为兰义实为毕玉玺的存折上一下有了100多万元。这也是兰义被指控行贿142万元中最大的一笔。

毕玉玺被“双规”后，在供词中说，他让兰义帮助存的20万元，是他的“私房钱”，为了不让王学英知道自己用着方便，才以兰义的名义存入银行。毕玉玺称他要用存折里的钱，随时可以拿来用。在事发后，兰义很快把这笔钱“处理”掉了。

既然兰义担任着毕玉玺的私房钱管理员和存款员，兰义当然还要充当取款员的角色。在物色了演员、歌手不成后，毕玉玺还是包养了一个洗浴城的小姐刘娟。2003年，情妇刘娟缠着毕玉玺给她买辆车，精明的毕玉玺不想自己掏腰包，便给兰义打电话，说有朋友要买车，钱不够借10万元钱。兰义到场后，看到不是毕玉玺本人用钱，心里很有些不痛快，但碍于毕玉玺的面子只得如数借出。

回到自己公司后，兰义越想越后悔，认为这笔钱没花在刀刃上，想要回这笔钱。当兰义找到刘娟，刚向她开口时，毕玉玺就打来电话说：“这笔钱是我借你的，以后我还你。”兰义一听，只好在刘娟的嘻笑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后来，兰义在法庭上说：“这钱，我哪敢向他要？”这笔10万元的债务一直没还。毕玉玺也在法庭上承认，在向兰义借钱时就没想还钱，兰义充当的不过是取款员的角色而已。

兰义辛辛苦苦的付出得到了毕玉玺的全力关照，毕玉玺的确让兰义和那几个下岗工人富了起来，截至案发，兰义现在已经是三家公司的负责人，从1999年到2004年，兰义任法定代表人的原北京蓝玥工贸有限公司等单位，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情况下，通过毕玉玺“打招呼”，一共从首发公司拿走了合同价款达6000多万元的工程。其中首发公司投资200多万元建的渔场，每年上交8万元就承包给了兰义经营；京沈高速公路3/4运输砂石料的业务给了兰义，运输款达2000多万元；五环路、六环路钢板护栏工程交给了兰义，合同款2000多万元……

兰义也有“遗憾”，他陪伴毕玉玺与抑郁症斗争了5年，可是老毕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毕玉玺在家里准备了两个保险箱，每周要把钱轮番转移，毕玉玺为了让自己富贵功名长久，在家中设佛龛、佛像，随身带着佛珠、保命长寿的字符，兰义陪他练气功，瑜伽，陪他进行心理咨询，散步，可是他还是总有自杀倾向……

黄粱梦破，直到落网也没有医治抑郁症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而且数次电话问兰义毕玉玺是否有存款放在他那里。兰义预感大事不妙，偷偷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2004年7月4日，兰义在自己的50岁生日的头一天被抓获归案。

进了检察院，兰义沉默着，一连几次提讯都没有开口。检察官们也没有催促他，只是耐心地等待着。兰义的身体并不太好，每次提讯时他都显得很疲惫。兰义心中很矛盾，他在权衡利弊，交代吧，自己肯定会判刑；不交代，又能扛到哪一天呢？因为兰义曾经因为犯贪污罪和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所以他深知，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即使犯罪嫌疑人是零口供，只要证据确凿充分，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

这个时候，兰义还在关心毕玉玺的身体状况，他数次向有关办案人员询问，办案人员告诉他，毕玉玺刚进来的时候情绪激动，每天就反复地念叨着古文，那是毕玉玺在钱包内随身携带着李世民对生活的百字箴言。有关人员认为毕玉玺是长期抑郁症导致了强迫症的发生，毕玉玺反复说自己是一个清廉的官，他通宵难以入眠，面部扭曲，十分狰狞。

可是当毕玉玺听到兰义也被“抓”进来之后，却突然说了一句：“啊，看来剑是要落下来了，我安心了！”从此，毕玉玺不再失眠发愁，反倒是倒头就睡，继而犯了嗜睡症，最长的记录是他一睡就是两天三夜。

听到这里，兰义苦笑了起来，看来东窗事发后，老毕的抑郁症状倒减轻了，还能不依赖药物主动入睡，看来投案也许反而对老毕是一种解脱。2004年9月6日，兰义终于在检察官面前和盘托出了一切。

2005年1月6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将兰义行贿一案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与此同时，毕玉玺案也被移送至市检一分院。

2005年3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毕玉玺贪污案。检查院提起公诉：1994年至2003年间，毕玉玺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牟取利益，他本人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涉案金额竟高达6000万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仅从毕玉玺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

毕玉玺没有为自己辩护，反而忏悔说：通过我走上严重犯罪道路的深刻教训，我衷心地希望党组织把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广大干部也以我这个反面教材接受教训。我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心中有愧，一直以来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我对付自己的抑郁症的唯一办法，就是贪污聚敛更多的钱财，这使得我在贪污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我悔过认罪，我的抑郁症反而减轻了，这是因为，只有服法认罪，我才能丢掉压在我心头的愧疚与罪恶。

办案人员当庭展示了毕玉玺的千言忏悔书。

2005年3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1004万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当庭宣布时，毕玉玺的儿子女儿都痛哭失声，而浮肿着双眼的毕玉玺竟然没有掉下一滴眼泪，脸上现出一种释然的样子。

2005年8月25日，毕玉玺之妻王学英被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王学英牵挂的儿子毕波也在9月26日因转移赃物而被起诉，鉴于毕波到案后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涉案赃款已被追缴，遂以转移赃物罪判处毕波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至此，毕家王朝轰然倒塌。

在毕玉玺案中，兰义是向毕玉玺行贿的25人中行贿次数较多、数额较大的一个。检察机关指控兰义的行为构成了单位行贿罪。之所以认定兰义不是个人行贿，是兰义为所在的公司即蓝玥公司、莹月公司承揽首路发公司相关的工程而行贿，他给毕玉玺行贿也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所得的利益也全部归属于单位。兰义向毕玉玺行贿的款项也来源于公司并且经过了单位的主要股东商量研究决定的。因此根据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兰义的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但是兰义作为上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他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005年8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兰义行贿案，法庭认为，兰义身为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本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兰义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假释期满后5年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予从重处罚。鉴于其被羁押后，主动向司法机关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应认定为立功表现；并能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决被告人兰义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这起跨越了5个春秋、用公司的钱讨好毕玉玺的单位行贿案，以公司负责人兰义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画上了句号。但是兰义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却久久地激荡在人们的心里。兰义说，在他的名下有三家企业，大部分员工都曾经是下岗工人，如果企业倒闭了，这些工人的生活也又就没着落了，所以他才会给毕玉玺送钱。兰义在法庭上说：“我不恨毕玉玺而是恨自己，我觉得毕玉玺没拿我当最低级人那么看，所以我心里很敬佩他很崇拜他，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后果。而且我一个小人物能与他成为知己，甚至帮他治疗心病，我是感激的，到今天这步我能怨谁呢，怨我自己没学法律知识不懂法。”

据审判此案的法官介绍，兰义所在的3家公司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其中2家在案发前已被吊销，另一家被注销。

兰义说他一直认为公司要有发展就只能先把领导的腰包填满。但是当他面对法官和检察官，接受审讯和审判的时候，他才真正地意识到正是这种错误的想法促使他走到了今天。也正是用手铐报恩，兰义才和王学英等人，一起搞垮了毕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