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别样的文学景观(2)

雨夕的中篇《隔雨红楼》写的是几个都市女性之间的暧昧情感。她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着较好的个人素养。李吟在成长过程中母亲对她的冷淡使她痛苦不堪，这深刻地影响了她成年后的感情和生活。李吟和思弦的惺惺相惜，既是同病相怜，也是互相欣赏。两个从小受到伤害的女人互相从对方那里感受温暖，并温暖对方。所以小说虽然表面上写的是同性恋，实际上反映了两个从小失去母爱的女人对母爱和温情的渴望。陈蔚文的短篇《卢苡的早春》（《上海文学》2001年第4期）说的则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单方面的爱慕。卢苡一厢情愿地暗恋着同事于小芒，而当于小芒和师兄刘新星在一起已成定局时，卢苡的期待注定只是一场梦，终究要醒来。卢苡和于小芒的关系非常接近于《隔雨红楼》中李吟和紫千的关系。不同的是，卢苡只有卑微的暗恋，而李吟，则另有她真正的“爱人”。这两篇小说中的女同性恋现象，都只是反映了女性对个人感情的自由选择，与反抗男权社会无关，展现了与“五四”女作家们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

四

新世纪中短篇小说中涉及人与动物关系题材的小说很多。从这些小说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我们可以发现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时代变迁和人与人的关系。王松的中篇《双驴记》写的是“文革”期间人与驴的故事。从整体上看，小说中的人封闭、自私而又麻木，这样一群人所形成的氛围提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马杰对驴的虐待和惩罚折射出其扭曲的心理，而相比之下，黑七为兄弟黑六对马杰所实施的报复反映了驴的重情重义，在看似荒诞滑稽的故事背后进行了对人性的拷问。《双驴记》与王松早期以同样年代为背景的小说“三红”（《红风筝》、《红汞》、《红莓花儿开》）有所不同。在“三红”中作家有明显的诉说冲动，而在《双驴记》中，作家的叙述却非常节制、内敛，如作家自己所说，“《双驴记》的‘写多说少’也是由这个故事本身决定的”。

在陈应松的中篇《神鹫过境》中，英勇的神鹫在村民丁连根的虐待和“改造”之下逐渐没了脾气，彻底沦为精神上的俘虏和诱捕的工具。与作家之后推出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相比，作家对底层的关注在《神鹫过境》中也有体现。《马嘶岭血案》、《狂犬事件》、《太平狗》等多部中篇都倾注了作家对底层小人物的悲悯情怀，而在《神鹫过境》中，小人物丁连根的转变则让人为之叹惋。

贾平凹的短篇《猎人》则是从另外的视角来反映社会现象。用“猎人”的标题，无疑是一种反讽。小说中的“猎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猎人，因为他的目标是人，是漂亮女人，而不是动物。换言之，戚子绍这个“猎人”的目的是“猎”人。他连续几次被狗熊“干一下”，看似怪诞的故事背后蕴含了作家巧妙的构思和独特的叙述技巧。“猎”作为小说的重要意向，具有丰富的所指内涵。动物、女人、权力、金钱，都可以纳入到“猎”的对象之中，这也体现了作家“张扬意象”之意。与贾平凹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猎人》也延续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小说风格不像其前期作品华丽和优美，而是以平实、节制的语言进行叙述。而叶楠的短篇《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人民文学》2000年第5期）与《猎人》构成互文、互证。把这两篇小说对比进行阅读，饶有兴味。与《猎人》一样，《最后一名猎人与最后一头公熊》同样讲的是猎人与公熊之间的故事。猎手与狗熊本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老猎手库尔与公熊却能化敌为友，互相敬重，和谐相处。森林的破坏使得公熊失去生存的环境，在现代性的挤压之下，坚守猎人身份的库尔和公熊一起渐行渐远，现代性的悖论在小说的主题中得以呈现。

而莫言的短篇《木匠与狗》延续了莫言短篇小说一贯的传奇色彩和叙事风格。故事最初的讲述者是管大爷，他的热心听众是钻圈。这类似《蝗虫奇谈》中“爷爷”给“我们”讲蝗虫出土的故事。木匠与狗的故事主体脉络和线索通过管大爷的讲述已经基本形成。而时光流逝，钻圈也老了，开始给小孩子们延续木匠与狗的故事。听故事的孩子也在成长，在三十年后用笔继续讲述木匠和狗的故事，在管大爷的故事脉络中残缺的片段也逐渐浮出水面，而整个故事也变得清晰、完整。在故事的最后，木匠将狗打死之后却又意外地和死狗一道被管小六埋在坑下，这出人意料的一笔极具深意，令人生疑，引人深思。作家从容地编织着木匠与狗的故事，而故事又被故事中的人所讲述，层层铺叠，展现了作家高超的叙述技巧。狗“冷笑一声”既惊醒了狗的主人，也让读者打了个激灵。看似荒诞的故事，让人反思这“荒诞”背后所反映的人性的弱点。

五

残雪的短篇《月光之舞》是一篇具有残雪特色的小说，感觉明显受到鲁迅《野草》的影响。小说以“我是属于月光的，而狮子属于黑暗”开始，以“我极力想象，却怎么也想不出狮子的容貌”结尾，狮子作为“我”的参照，提示“我”的存在。“我”穿行于阴暗的山洞、大地和荷塘，时而跳跃，时而奔走，时而飞翔。小说带有很强的寓言色彩，意象众多。与残雪其他的一些作品相比，尽管《月光之舞》也存在着“孤独意识”，但明显地小说中也有一些明亮的色彩。“月光”作为重要意象也照亮着整篇小说。小说中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有的是一些或明或暗、忽明忽暗的所指不明的“能指”。

林白的《去往银角》则把视角转向底层女性，以一种夸张、变形、怪异的手法描写她们的生存状态。身处弱势的女性为生存、为权利而抗争，孤独而无助。这既是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人类的生存困境。《去往银角》从女性的视角以女性的生存作为切入点，描写社会生活，实际凸显的是人类的境遇。小说上篇以写实的笔法交代“去往银角”的“前因”，下篇则是小说的重心，叙说“去往银角”的“后果”。“我”变得神情恍惚，近乎梦游般地进入怪异的场所，变得时人时兽。这无疑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我”荒诞地存在。小说虚实结合，为书写底层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角度。如作家自己所言，“《去往银角》和《红艳见闻录》是另一部《一个人的战争》”。

黄金明的短篇《默杀》则是以现实的荒诞来凸显人生存的悖论。村长操纵着全村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具有绝对权威，而“默杀”的古老规训更是神秘恐怖，小说借“默杀”这一线索逐渐使故事明朗清晰。在胡枋对村长实施报复之后，在村民眼中他“发疯”了，而实际上他是“被疯了”，真正到底是谁“疯了”值得怀疑。村长与村民合谋“吃人”的情节颇类似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味深长。

六

《相会在加勒比海》是风弄的中篇耽美小说，小说题目容易让人想起加勒比海盗，而小说内容却与海盗无关。加勒比海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成为浪漫的象征。小说最后方经婵对曹出云说，“他爱得那么真，那么纯，那么自信，这一切注定被毁灭，至少曾经存在。”作者风弄借方经婵之口道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这里看出作家一方面推崇和向往这种纯真、纯净、纯粹的爱情，另一方面也觉得它在现实中不具有生命力，注定被毁灭。风弄的长篇名作《凤于九天》中凤鸣对几乎所有人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相会在加勒比海》中田锦辉也具有同样的魅力。田锦辉不仅使得曹出云始终对他恋恋不忘，最后因他而自杀，也让方经鸿和妹妹方经婵都不能自拔、无可救药地爱上他。与许多穿越小说作者对女主人公的偏爱一样，风弄的耽美小说中男主人公也大多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正因为如此，接近完美的田锦辉最后在心灰意冷后选择永远离开，让人惋惜。这也正应了鲁迅的那句名言，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如果说风弄的耽美小说极力美化主角的话，那么丽端的奇幻小说则着力于刻画真实可信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不完美、有缺点，但是让人觉得真实。《风月先生传》就是这样的小说。小说以“我”的口吻进行讲述，“他”的故事逐渐展开。能勾出人灵魂的绘画神技既是风月先生不幸的开端，使他遭到父亲的冷落，也为他赢得名声，使他在落魄潦倒之际得以维持生计。他也有弱点，轻率、怯弱，苟安于乱世。作家在奇幻的背景下写人性，描绘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生存状况，因而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丽端的名作《啼血无痕》中的杜宇也是如此，作为男主角，他并不完美，他优柔寡断、不够勇敢。可就是这样的人物才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可以亲近。作家所用心塑造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作家笔下发出明亮而不耀眼的光辉。

七

要从十年内浩瀚的中短篇小说中选出十几篇具有代表性的“穿越与另类”小说实属不易，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好在任何选本都反映出选家的文学观念与趣味，难以强求一律，本册编选中的偏颇之处，自有其他选家的选本加以弥补。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穿越小说的兴起反映了现代社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对无拘无束的渴望和对自由的想象。穿越小说作者多为80后年轻女性，还有一些甚至是90后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繁重的学业和激烈的社会竞争带给她们很大的压力，在生活中又难免受到环境的制约，却又不得不去面对现实。于是他们通过在穿越小说中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古代，在想象的时空里自由挥洒才情，随心所欲。从这个意义上说，穿越小说构造出属于年轻人的“乌托邦”，这也是一种“另类”书写。而所谓“另类”，不过是一种观照文学的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另类的表象之下蕴含着现代性的内涵。另类是一种姿态、一种策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现代性的悖论。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一方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人的精神世界发生扭曲、变形，受到遮蔽，成为单向度的人。夸张的、另类的书写方式，只是为了提醒现实生活中扭曲、变形的人或社会现实的存在。“另类”本身不是目的，“另类”背后所投射出来的异样才是真正值得关切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科技对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将日益深入，现代性的悖论还将存在。小说中的另类书写也将持续下去，以不同寻常的笔触记录下我们的时代，展现别样的文学景观。

程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