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879～1898年：萌芽(2)
明代岳麓学术仍以朱（熹）张（栻）之学为宗。清代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得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得御书“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但由民办逐渐转向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兴起，书院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道光年间，吴荣光于书院内创立湘水校经堂，使其成为汉学研究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晚清民初，因为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要求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创办，后相继改名求实书院（1899年）、湖南省城大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同年，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创建。辛亥革命后，改学堂为学校，拟办湖南大学，期间先后易名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与1908年创建的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合并组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17年），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
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更名为国立湖南大学，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余所国立大学之一。1946年，国立商学院并入国立湖南大学。194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创建）、湖南省立克强学院（其源头是创建于1902年的湖南农务工艺学堂）、国立湖南商学院（1942年创建）、私立民国大学（1916年创建于北京）、湖南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并入湖南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李达为湖大第一任校长。李达后来还做过武汉大学校长，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更名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广西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华南工学院(铁道系与土木系)、南昌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四川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武汉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云南大学(铁道系与土木系)并入。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更名为湖南工学院。1959年，湖南工学院复名为湖南大学。1963年，上海机械学院(汽车专业)、湘潭电机学院(电机等5专业)、南京汽车制造学校(汽车专业)并入湖南大学。1978年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98年调整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0年，湖南财经学院并入新湖大。
学校虽几经变革，多次易名，但始终为湖南最高学府，原书院院舍始终保持未变，校园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今日的湖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人文学科独具浓厚文化背景、经济管理学科富有特色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修复后的岳麓书院被烈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学府正续写新的历史篇章。
岳麓书院向来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唯楚有材，与斯为盛”。岳麓书院是强调“爱国”“务实”，经世致用、救国救民为主旨，具有鲜明特色、深远影响的“湖湘学派”与“湘军”的发祥地、渊薮滥觞和灵魂中枢。
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订的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这四个大字刚劲有力，令后人景仰不已。
岳麓书院学规（1748年）: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正，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相干。行坐必依次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湖南大学校歌：“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壤，振我民族扬我国光。”校训是：“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校风是：“博学、睿思、勤勉、致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湖南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功不可没。
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绝，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朱熹、张栻、周敦颐、程颐、程颢、王阳明、王夫之、王先谦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陶澍、魏源、陈天华、蔡锷、郭嵩焘、李元度、唐才常、杨昌济、蔡和森、邓中夏等影响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青山有幸埋忠骨”。辛亥革命后，不少仁人志士的遗骸长眠于此，这也是岳麓山的一大奇观。其中最著名的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黄兴、蔡锷、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辛亥光复湖南的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盟会重要成员姚宏业、禹之漠，著名学者杨树达及大批阵亡将士的公墓，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已与岳麓青山溶为一体，是岳麓山文化浩气长存的一个篇章，是碧血丹枫美景中最具有忧国忧民的感情色彩的一页。
虽然宋朝时建立的岳麓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近、现代大学，说她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学府并不科学，但是，从宋朝的岳麓书院到今天的湖南大学，办学历经千年而从未间断，说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坚持办学历史最久的一所学校、一个教育机构，那总是正确的。
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三校园均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市湘江西岸树林荫翳的岳麓山脚，景物缤纷绚丽，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岳麓山巍峨隽秀，象征厚重和凝固；湘江水声声不息，寓意灵动与鲜活。新楼古院鳞次栉比，绿树白墙交相辉映，花木繁茂校园幽雅，依山傍水风景宜人，登高远眺心旷神怡，是读书做学问的最佳园地。它们俱远离都市喧嚣，泉水淙淙，草绿莺飞，空气新鲜；再配以传统、朴实的小红砖楼，既有古典情怀，又有艺术氛围。
三所大学的校园里芳草菁菁，秀木葱葱，理风文乐，激浊扬清。它们几乎完全靠在一起，无须围墙，成为一体。湖南是我的家乡，20余年前我就第一次去这里了，那时她还有些破烂、陈旧、冷清，哪里想到会有今天的繁华、热闹？
2、1879年：外来的“洋和尚”
建国前，中国共有14所教会大学，分别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协和大学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这些教会大学无一幸免全被撤销。在那个政治气氛异常浓厚的年代，有着浓重教会色彩的大学命运可想而知。
对于教会教育事业，过去和现在的人们有过多种评价。不能忽视的是，教会教育机构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在中国逐步乃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完成的。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诸多教会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正折射出了这种侵略、渗透活动。各教会学校尊崇的宗教宣传，以及闪现于其间的一些民族虚无观、西方种族优越意识等，无疑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悖。但是，教会的教育机构绝非一无是处，它们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
教会在华办学与传教几乎同时开始。一百余年前，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在兴办新学的热潮中，借助留学的便利，教会学校开始高速发展，对社会影响日深。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了十分之一。
在世俗化、本地化的影响下，大学最初是传教的副产品，后来却发展成为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但一直是赔钱的。据资料记载，学费占了办校资金很大一块，此外由教会资助，每年的维持费和土地、房子都由教会提供，传教士（教师）不必由校方支付工资。后来中国人的捐助开始增大，但始终没有占到主体。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教会学校“自顾自”地发展着，不受中国政府制约。它们所发的文凭来自美国，便于学生留学。
复旦大学教授说：“这些学校培养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职业者’。”它们的毕业生“带点洋话，知识水平比较高，学到的东西在租界经济圈里派得上用场：学医可以开诊所，学商科可以当经理……”
1925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外人在华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校名冠以“私立”，校长须为中国人，中国人须占校董会名额半数以上，宗教科目不得列入必修等。紧接着是立案。这并未对高校产生什么影响，只是统一了教学大纲。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学制改革，已经将原先的“日式教育”改为“美式教育”；而国民政府的教育体制也是美式。经过改造，教会学校走入辉煌的“黄金十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成为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因为它们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有什么奇怪呢？在美国，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到芝加哥大学，无一不有教派背景。它们都经历了漫长而完整的“世俗化过程”。
不过，教会大学学费过于昂贵，远远超过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当年，由于圣约翰学费太高，曾让“一代才女”张爱玲负担不起学费，中途辍学。国立大学学费自然最低，却也最难考取。
据学者陈明远先生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等学校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大学的学费还远不如今天的大学高。
圣约翰学院
圣约翰大学是一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叶在上海运行的一所高等教育学府，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其原校址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是圣约翰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在沪西梵皇渡（今万航渡路）购地兴办。于此年4月14日破土动工，9月1日开学招入第一期学生。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3门，用国语(即现在的普通话)和上海方言授课。1881年学校的英语老师卜舫济牧师开始完全用英语授课，这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学校。1886年年轻的卜舫济出任校长，时间长达52年，对圣约翰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1892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896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为沪上唯一高等学府，对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直到1895年之前，圣约翰学院一直是中国唯一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是最好的大学了。
1905年学校成为综合性大学，并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4所大学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此时的圣约翰已经初具规模，拥有一座1884年美国纽约克拉克逊女士以巨额资助兴建的教堂，后经重建成为该校礼堂兼圣公会教堂（20世纪80年代末该教堂被拆除后改建为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一座1894年建造的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式教学楼“怀施堂”（20世纪90年代初改称“韬奋楼”）和另一座1903年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中国籍牧师颜永京）。
1913年圣约翰大学又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原来的4所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入读者许多多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而且拥有很浓厚的教会背景。学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
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教学风格引入中国的学校，除了极重视英语以外，宗教、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十分被强调。圣约翰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其商科学的是经济学理论。校内体育设施完善，这里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足球队。其他学生组织、活动也十分多，包括许多十分活跃的左派学生团体，曾十分活跃地参与五四运动等政治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有17名教职员及553名因对学校当局不满而离开圣约翰大学，于当年8月另组光华大学（今延安西路东华大学校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往公共租界里的南京路，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四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但后又于1940年迁回原校址。学校的办学经费除了来自学费收入外，也有教会和其他社会捐款。
圣约翰大学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加上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圣约翰大学拥有许多著名的校友，都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到过影响，知名校友包括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荣毅仁、刘鸿生、邹韬奋、严家淦、经叔平、贝聿铭、周有光、成幼殊、黄金祺、陈成达、何占春、曾楚霖、潘序伦、施肇基、王正廷等。他们大多出身显要、富裕家庭，成就则远超父辈。
1950年12月，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1952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她被拆散并入其他多所高校，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并入复旦）。
1967年，台湾的圣约翰大学校友为延续圣约翰精神，原本打算在台复校，但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私人仅能开办专科学校，遂成立新埔工专，目前已升等为圣约翰科技大学，未来将恢复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一流综合性大学，光耀圣约翰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