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有识者的战略对话”研究项目，力图通过中日学者共同考察中日关系的历史，就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原因及背景，以及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达成一定共识，然后在双方关于历史认识的共识基础上梳理两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就未来中日合作关系进行探讨。本书为该项目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汇编，计有中方学者执笔的七篇文章

198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创办《南开史学》，在学界颇有声望。后停刊。本次复刊，内容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为主，以考古学与文物研究为辅，以刊发原创性、前沿性论文为主，兼以书评和读史札记。本刊强调以“南开史学”为主要特色，突出“实学”的研究风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带动研究领域及题目的变革，具有鲜明的南开特点。

本书介绍了晚清重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两位洋顾问：德璀琳（GustavDetring）与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n）翁婿两人在华一生的活动。作为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在晚清政府发动自强运动的环境下，两人不但恭逢其时参与了中国在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也在中国开创出属于个人的一番事业。本书通过两人在华的特殊经历，呈现出在华外国侨民群体的整体状况，并分析其对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但实现文化、心理认同上的真正统合，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本书的研究取径跨越文、史，提出“中州士大夫”概念，揭示了北方在唐以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曾经存在的主动性，基本厘清了从金朝中期到元朝中期，汉地北方、南方文化统绪流变的基本线索，分析了南北士人精英围绕“文”与“道”的思考、论辩、交流和融通，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元朝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如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实现

言语传播在清末的勃兴究竟具有怎样的媒介文化意义？透露了什么社会讯息？这些一直是传播史学界极少触碰的领域。本书聚焦清末的宣讲与演说活动，以清末社会变局为背景，探究言语传播兴盛之原因和这种媒介现象本身所蕴含的时代特征。在系统梳理清代宣讲与演说传播的内容、面貌、特点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透过这两种言语传播形式在清末剧烈变革的表象，揭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及人际交往关系之变，进而探索传播媒介进化与社会结构、社会

本书作者运用美国社会学家“非预期结果”这一现代社会学理论，围绕“为什么好政策变成了办坏事”这一核心问题，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变法”进行了具有现代意涵的解读。作者充分运用史料，阐述了王安石变法的背景、理念、经过和结果；更采用了社会学的综合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变法涉及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的问题，探究变法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及其反馈，解读变法政策失效的原因及后果。

本书研究对象是北宋哲宗、徽宗朝（1085-1125）的政治史。作者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梳理了北宋晚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演变过程，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特质。首先全书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说明其多层次的理想在北宋后期政治实践中逐渐异化的过程。其次从技术与观念的层面，说明了帝制政治在北宋晚期展现的弹性与多元性。

本书以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报刊、档案、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资料基础，勾勒出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的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对这些资源竞争的过程既促成了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又催生了知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

《谢涛说大秦（壹）》以秦嬴崛起为起点，以《左传》《史记》等正史作为基础，以通俗的笔法讲述了从伯益辅佐大禹治水到秦穆公成为西戎霸主这段历史。这其中，有秦嬴作为夏商两朝贵族的辉煌，有周天子式微后秦嬴作为救驾功臣崛起，有秦国与中原诸侯的纠葛，有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