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与人：研究思路与章节设计
本书聚焦抗战时期的昆明，跳出以往类似研究中将昆明仅仅视为西南联大“背景”的研究模式，扩大研究视野，勾勒由外来者、本地人、昆明城及三者之间“关系”所共同构建的独特文化空间，以此空间在战争期间所经历的现代转型为线索，关注其中由文学表达所传递的文人心态与文化氛围，并力图以此空间为一鲜活个例，不仅丰富我们对于抗战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认知视野，同时也能以此反思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走向“现代”的复杂历程。全书共分为四章，大致以时间为线索勾勒抗战前后昆明文化空间的演变，在此基础上探索昆明城市文化氛围的变革及其相应的文学表达。
第一章，聚焦抗战之前昆明文化空间的变革。首先梳理昆明城有史记载以来直至民国时期的演变历程。关于这一历程，抗战前的昆明知识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本地文化有从“土著文化”到“华族文化”再到“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在他们看来，昆明历史上的“华族化”完成已晚，民国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和沿海中原地区相比更为落后，因而他们心态焦灼，以“交通”为着眼点探索昆明现实发展途径，并通过《云南日报》及其副刊《南风》来谋求昆明文化的“现代”。面对这由外而来、与己身差距较大的“现代”，昆明文化界心态复杂，既倾慕渴求，甚至不惜以此掩盖本土体验，又敏感抗拒，害怕在外界现代的侵袭下失去“自我”，这种复杂心态在围绕《绅士之家》与“云南话的舞台语”的两场争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同时，为了对战前昆明面貌有更为具体的展现，也为战后“外来”进入做一更细致的背景铺垫，此章最后一节聚焦战前昆明，以本城、州县（昆明以外云南以内）、云南以外观察者的三重视角“想象”昆明城，多角度展现昆明此时的文化面貌，并揭示其传统与现代的混杂、物质与精神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力求从文学想象的角度在现代发展的坐标系上“定位”战前昆明。
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本书梳理了抗战历程中昆明文化空间演变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依据，来源于笔者按时间顺序逐日阅读抗战期间以《云南日报》、云南《民国日报》为代表的本地刊物的阅读感受，因此与以往历史研究视角下的划分方式有所区别，具体处理如下。
第二章，书写抗战初期（1937年7月—1940年），战争与“外来”双重刺激下昆明文化的现代演进，以及与此同生的、充满蓬勃生机的“文化城”面貌。这章的关注重点是“相遇”：通过以诗歌和剧本创作为代表的文学想象，昆明与遥远的战争“同感”联结，又通过以战争为中心的救亡宣传，最终达成文化氛围与秩序的“内地化”；同时，以西南联大“新移民”为代表的外来者又通过对昆明都市感的发现、异域特色的挖掘，还有“边缘”和“中心”的不同居住体验建立与这座城市的情感联系。本地人与外来者在体验中相互“走近”，走近的过程却伴随着矛盾和波折：对于昆明，迎接外来者的心态兴奋中始终伴随疑惧，甚至不惜“妖魔”化外来“摩登”，这种疑惧心态在李长之《昆明杂记》事件中升级，“排外”表象下是全新历史语境中小城自我定位的艰难，以及由此而生不免“异化”的自我塑造。亲身接受过中原“现代”熏陶的云南文化人成为两者矛盾的沟通者，本地日渐生成的文化“自省”和开放心态也促进这种矛盾的缓解。在两者渐趋良好的沟通与友善积极的合作下，1940年前后的昆明成为新兴“文化城”，蓬勃发展的话剧运动（以下简称“剧运”）与本地刊物的“井喷”式兴起正是这种文化城面貌的具体诠释。
第三章，从1940年到1943年，昆明城文化氛围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往昆明抗战史研究[26]归结为1941年皖南事变，认为是这一事变的政治影响使小城文化氛围从战争初期的“希望”走向其后的“坚忍”[27]。但是从笔者阅读本地报刊的感受来看，这一变化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原因却是“空袭”。依据这一阅读感受，本书把空袭最为频繁的1940—1943年划分为抗战时期昆明文化氛围转变的第二个阶段：空袭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普遍的“疏散”，随着本地文化人（以学校教师和学生为主）基本疏散到周围乡村，昆明文化力量“人去城空”，这使得战争初期以本地文化人为主要建设力量的“文化城”面貌不复存在，昆明文化舆论中心也从抗战初期的“本地”逐渐分散到“外来”手中。空袭还造成物资匮乏，加速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从此通货膨胀成为始终妨害抗战时期昆明建设的巨大阻碍。空袭也使昆明真正走入战争语境，表达不同战争心态的同时，本地人与外来者也通过地点各异、方式不同的疏散与昆明乡村郊野建立新的联系。对于沈从文，居住6年多的疏散地呈贡则不仅成为他湘西之后的心灵栖息地、观测与对抗复杂现实的心理基点，还在客观上促成他与城内政治氛围的“疏离”。
第四章，聚焦抗战末期（1943—1945年）的昆明。空袭的结束、盟军的进驻、国际战略通道的交会使昆明成为现代光影笼罩下的“商城”。商业氛围与都市语境结合，促成“软性”文学的发展与小报短刊的繁盛。注视抗战昆明的现代演变，相较本地诗人偏于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式批判，西南联大诗人却在都市畸变的体验基础上铸成其诗歌的现代品格。抗战结束之后的昆明，主体性的日渐增强使它在着意加强自身文化建设的同时，对城市日后的发展充满希望，私立五华学院正是昆明这种自我意识确立与发展的产物。同时，“内地化”语境既使昆明与内地“一致”，却也使得小城在这特殊时期的“一致”中饱受困扰。同样困扰昆明的还有“外来”撤去后城市发展的乏力与难以为继。战争之后的昆明如何在“现代”之轨上继续自己的发展？这个问题也许直至今天仍有意义。
[1] 这些研究中以对北京、上海的研究为最多，如杨早《明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专著）、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专著）、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产生：1928—1937》（专著）、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旋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专著）、[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专著）、张英进《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专著）、杜英《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1956）》等。其余几个城市的研究则有郝明工《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考论》（专著）、《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黄育聪《文人群体与现代天津的文化空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等。
[2] 楚图南：《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新动向》1938年6月创刊号。
[3] 陈友松：《云南教育感言》，《云南日报》1944年8月14日。
[4] 本书中的“抗战”都是指全国性抗日战争（1937.7—1945）。
[5]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6]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1页。
[7]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2页。
[8]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6页。
[9]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4页。
[10] 费正清在探讨晚清外国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刺激时提出了“防御性现代化”的概念，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将这个概念引入，探讨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如何通过“防御性现代化”达致战时状态的发展，并实现国族认同与国家重建，参见袁成毅等《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11] 马勇：《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从抗战期间中国学界深层思索说起》，《北京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19版。
[12] 杨奎松：《抗日战争：使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文汇报》2015年8月28日第T02版。
[13]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14] 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8页。
[15] 参见丁小珊《边疆到门户：抗战时期云南城市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 静春：《晓东街之夜（速写）》，《文哨》1945年第1卷第1期。
[17]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页。
[18] 战争初期内地旅行者来到昆明，惊异地发现这里“街头巷尾，既绝不闻呼叫卖报之声”，见李启愚《昆明风光》，《旅行杂志》1938年第12卷第1期。
[19]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14页。
[20] 鲁品越：《当代文化空间的转型》，见《转型时代文化空间的建构（专题讨论）》，《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21] 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中谈及他的研究理路时说：“本书研究的不是‘城市文学’本身（那是一种具体的文学），而是‘文学中的城市’即文学与电影文本中想象中的城市”，参见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2] 赵园：《小引》，《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3]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4]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4页。
[25]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04页。
[26] 作为本地抗战文学代表性专著的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还有对西南联大历史研究集大成者的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都采用了这一划分方式，常见的昆明抗战史资料也一般采用这种划分方式。
[27]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