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或许由于当代中国对城市化的强烈渴望，以及城市本身与“现代性”的密切联系，城市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个研究热点，21世纪之后还有愈演愈热之势。在这一研究热潮中，“文学”以更富感性色彩的想象与追忆角度加入其中，在文化积淀浓厚的北京、“摩登”都市上海等中心城市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香港、西安、重庆、天津甚至开封等城市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呈现[1]。这些城市于“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序列中获得了它们的身份归属，而在这一研究序列中，昆明却似乎成了一个“失语”的存在。

“失语”的原因显而易见：作为地理与历史双重意义上的“边城”，昆明“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真正的华化”[2]，抗战末期借助外来力量移植才勉强达成“内地化”，“即由独立隔离状态转变为与内地完全一致而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之局面”[3]，至今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虽因省会地位忝列“二线”，但实际在经济地位、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仍与沿海、中原等地区的发达城市有不小差距。与不够“发达”的城市面貌相伴随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够出色的文化呈现，虽偶有个人或作品或文学现象的出彩处，却也似乎不够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整时间段内的城市魅力。作为文学研究的主体，昆明缺乏足够的亮点。

让昆明这座城市出现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中，要感谢的是抗战时期[4]的西南联大。因为西南联大毋庸置疑的研究价值，使作为其地理坐标的昆明亮相于文学史，并因为其“背景”意义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联大文学研究中“蹭”到一点儿关注。例如作为“大学文化”视野中西南联大研究“开山之作”的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一书，在述及联大的到来时，就作为背景提到“龙云治下的云南”，介绍“云南王”龙云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云南时所作的一系列改革，由此等到抗战时期联大入滇，“云南人民又义无反顾地跟随龙主席抗战建国，办理积谷，兴修公路，敞开胸怀迎接南渡西迁到滇的各路人马”[5]。还有在史料搜集方面下了“涸泽而渔”功夫的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在勾勒联大与外界诸因素的“交互影响”时，也注意到迎接联大进入的昆明。在易社强看来，1938年的昆明城外观上“是一个沉睡的、偏僻的东方城镇，且带有些许法国风情”[6]，本质上则农业气味浓厚，仅有“一丁点现代气息”[7]，面对更为“先进”的外来者还带有某种“自卑情结”[8]，联大师生置身其中，犹如“乡下人当中的世界主义者”[9]。

可以看出，在以姚丹和易社强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研究者眼中，抗战时期的昆明价值正在与联大的相互关系中体现，而且这种关系也是在更偏重于联大的角度上结构，联大总是作为关系的主动者，而昆明是被动者。这种关系的牢固缔结以及其根深蒂固的接受使抗战时期的昆明得以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却也掩盖了它成为具备独立研究价值主体的可能。那么，如果跳出昆明作为联大“背景”的固有思路，跳出两者关系主动与被动的习惯性划分，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否有成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而走入“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序列的可能？

近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开始提倡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抗战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防御性战争经由“防御性现代化”[10]概念的引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11]。把战争中国“应对现代侵略战争的这种组织力日渐形成的过程”视为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渐进过程甚至“枢纽”[12]，成为一种新的学界共识。在这一现代民族国家抗战时期的建构中，中国由于其内部存在着的广泛区域与地方差异，各区域之间的现代进程与具体脉络又各不相同，“‘现代中国’——学生、平民和城市精英——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的被迫撤退，造成促进‘心理统一’的强大压力，并加强了过去联系微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认同感”[13]，抗战背景下“现代”从发展程度较为先进的中原与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进入较为落后的内陆腹地，不仅加强了中国社会各区域阶层之间的联系与“认同”，也在客观上加快了广大内陆地区的现代发展步伐。

作为抗战中的“后方”，西南地区在战争中经历社会变迁的历程中，也存在着指向“现代化”发展的“突发性”“跳跃性”跃进[14]。在这一历程中，以往被中原地区视为“天末遐荒”的云南经历了“从边疆到门户”[15]的巨大变化，其省会昆明在云南诸城中更得风气之先，可以说其发展脉络正是抗战历程中云南巨变的缩影与“放大”：战前的“偏远山国”到战争中期已“俨然一大都市矣”，到战争末期更因中印公路、驼峰航线等国际战略通道的会集而为世界瞩目，成为国际知名的现代都市，“街心里流动着各种装饰的男人女人。华贵的狐腿子尖大衣，光润的卷发，木炭画成的眉毛，草绿色空军式眼镜，短裙，裸露的大腿，搂在盟国空军臂弯里，搂在发财者的臂弯里的，进出那些咖啡馆，小吃馆，电影院”[16]，这种时髦都市的风貌原本属于“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17]的摩登上海，经过短短几年却在战争初期街上连吆喝“卖报之声”都没有[18]的边疆农业小城出现，这种极具跳跃性的巨变使得抗战时期的昆明在“现代”光影的烛照下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魅力：它首先来自“变”，来自巨变之下隐藏的能量叠加和丰富呈现。

如果说，战争语境赋予昆明的现代巨变已给这座城市“着魅”，那么在笔者看来，这种魅力中还拥有更多值得探寻的层次。首先，对于抗战时期的昆明，这种现代巨变是完全来自外来移植，还是自身发展衍进的产物？如果这一结果是两者“合力”的结晶（在很大概率上应该如此），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缔结和呈现？这个“关系”的构成与体现使笔者深感兴趣，并成为笔者所认为的抗战时期昆明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笔者看来，聚焦于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如果把我们已知的现代巨变的达成视为最终结果，那么从结果倒溯至起初的“相遇”，“外来”（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与“本地”两个“角色”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走近对方，如何因原生背景的巨大差异而误解、争执，经由怎样的沟通和融合（假定良好结果的达成都应该通过“融合”这一途径）后，又怎样在共同创造的新环境中得到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继续发展，并最终合力在抗战八年的时间段中极大地改变了昆明城——这一系列图景的探寻与勾勒正赋予了抗战时期的昆明迥异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一系列图景中既可以更深刻地看到城市，包括其物质面貌的现代变迁、城市文化氛围的相应流变，还可以更细致地看到城中的“人”，包括面对外来“现代”冲击时如何焦虑于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本地人，以及在“乾坤坍陷到西南”[19]的巨变下艰难寻求自我重新定位（identity）的外来者（如沈从文），而探究心灵与考量人性，从来是文学的擅长。

论述至此，如果你也同意抗战时期的昆明已拥有成为“文学中的城市”的魅力，也具备以文学手段来探究的可能与必要，那么这个研究的题目已成立了一半。在这个题目下，笔者要注意昆明抗战时期的现代跃进，更想要研究这一巨变之中昆明文化氛围的变革及相应的文学表达，还有隐藏于上述这种种现象之下的“人”，包括外来者与本地人，他们在外界巨变刺激之下的自我塑造或者自我定位、心态变化及其在文学上的呈现——这个研究的范围显然已非传统的“城市文学”所能承载，其实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中的城市”（偏重于研究文学对城市的想象或虚构）有所区别，于是笔者找到“文化空间”这一研究视角。

现代文化研究理论中的城市文化空间，既包含罗伯·克里尔（Rob Krier）所谓物质性的实体空间，又包含贯穿于其中的“人类主体精神的内涵”[20]，是城市物质面貌和精神氛围的融合体。近年来这个概念常被引入文学研究，用以容纳超出传统文学范畴之外更为丰富广博的文化因素，从而扩大文学研究的外延并深化其内涵。把抗战时期的昆明置于“文化空间”的研究视角之下，不仅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综合考察城市的“物”“文”“人”等异质因素，又因此概念所原本凸显的空间因素而特别适用于“整合”此时突破空间限制而“相遇”的诸种文化力量，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细致地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研究概念的使用，也意味着本书在采用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引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人类学、地理、建筑、艺术等角度，目的是尽可能阐释抗战时期的昆明——这一“文学中的城市”的最大魅力与价值。而经由这种阐释和研究，或许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于抗战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认知视野，同时也能以抗战时期的昆明作为一鲜活个例，反思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走向“现代”的复杂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