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人文幻想小说的发展

中国幻想文学的源头是远古神话，讲述的都是与大自然斗争的英雄故事，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表现远古人民战胜自然的理想和愿望。诸子时代，先秦社会秩序的崩塌、旧有价值的沦丧，引发了诸子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的生存方式及其价值意义的探讨，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儒家的“大同世界”。春秋末期是一个大震荡、大变革的时期，战争不断、兵祸连连，再加上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这些现象必然引发人们对自然、社会的深层思考。在这种背景下，老子的哲学思想应运而生。他反对日益扩大的诸侯兼并战争，因而便有了“小国寡民”之说。这是他为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开出的一剂镇静剂，是因厌恶现实而设计出的一幅理想的社会蓝图。老子对这个理想社会如此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的理想国。在这个自然天地里，国土狭小，人民稀少，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压迫，先进的器具都得不到使用，人民生活简单淳朴，自给自足，彼此之间互不干扰，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里的一切都顺其自然，无欲无为。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是基于对现实的否定而建立起来的，但它所宣示的无疑就是一种桃花源式的世界。老子对理想社会的构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他为解决当时社会的诸种矛盾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但其反对技术进步、想要回到原始社会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因而他的社会理想还停留在原始闭塞的农村公社时代。相对于老子的“小国寡民”之说，儒家则在此基础上加以吸收和发展，建构了更加完美、更加令人向往的“大同之世”。《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要建立的大同之世，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行政方针，以平等博爱的精神来处理人际关系，按照各自的能力进行社会分工，一切财富归公共所有，呈现出一片没有战争、没有剥削、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夜不闭户的美好景象。

秦汉以后中国幻想文学开始朝着巫、鬼、神、仙的方向发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4]如东方朔《神异经》《十洲记》，仿《山海经》而作。《隋志》有《列异传》三卷，叙述鬼物神怪之事。

魏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使“桃源”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化原型。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儒家的“大同之世”相比较，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已不再是抽象的描述，而是一幅生活实景图。这是一个封闭自足的地方，没有战乱，人们自食其力，怡然自乐，一片和平宁静。“桃花源”不仅凝聚了陶渊明对社会、人生和理想的思考与追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对后世文人影响巨大。“桃源”意象作为个人与社会的理想境界，具有了某种原型意义，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与此同时，志怪小说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博物志》《拾遗记》《搜神记》等作品。这些作品表现的多是神怪世界。

早期唐传奇仍有六朝志怪遗风，如《古镜记》，讲述一面古镜降妖显灵的故事。《游仙窟》已经开始摆脱六朝志怪影响，更接近于人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唐以后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柯太守梦》，融合寓言和志怪，表现“人生如梦”的主题，虚无主义思想浓厚，与“桃花源”的理想构想南辕北辙。《柳毅传》也具有神怪色彩，但是充满人间社会的清新空气，是对六朝志怪的革新之作。

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中国幻想文学的集大成者，融神话志怪于一体，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人民群众喜爱的典型形象孙悟空和猪八戒。想象空间极为广阔，天上、人间不断往返。虽然表现的是神话和志怪形象，但其思想内涵是对人间社会自由和理想的探索。

明清时期的《封神演义》《镜花缘》，营造的是神仙世界。《封神演义》以传说的殷周斗争和武王伐纣的传说故事为基础，增补了关于神魔斗法的描写。其中塑造的有些人物形象如哪吒和姜子牙，影响很大，流传后世很广。李汝珍的《镜花缘》写唐女皇武则天的专制，她下令百花在冬天开放，花神不敢违旨，开花后遭到天谴，被谪为一百个女子。花神领袖百花仙托生为唐敖之女小山。唐敖科举落第，泛海出游散心，到小蓬莱求仙不归。小山思亲心切，出海寻父。在小蓬莱红亭内录得一卷“天书”。回来后，正好逢女试录取百女，花神在人间重逢，众女及第尽欢而散。小山重回仙山。《镜花缘》的乌托邦思想并没有跳出现存制度。其中表现的提高妇女地位的主题，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蒲松龄《聊斋志异》是古代人文幻想小说的杰作。小说以作家对人生、社会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为基础，承袭了《枕中记》 《南柯太守梦》等作品的题材，收集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众多人们喜爱的鬼魂故事，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有人认为，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不是指向过去的历史，就是指向传统佛道的神灵世界，而神灵世界也总是处于一个清晰的过去时代，如《西游记》依托唐代历史，《封神演义》则以殷周历史为据，现代武侠小说同样多以唐宋以后历史为基本的叙事依据。中国朝向未来的叙事，几乎没有。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开启的中国文学的未来维度，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先是被残酷而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所摧毁，后又被僵化变形的高度意识形态的未来理论学说所压抑，再也没有人像梁启超那样，展开鲲鹏之翼，去设想一个民族的辉煌了。此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文学幻想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泯灭。林语堂在《奇岛》中通过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未来想象文学的态度。他说：“人生少不了幻象，幻象使人生变得可以忍受。把世界剥夺了幻象，我们就失去了生存的目标。”“我们不能生活在冷冰冰，赤裸裸的现实里。”神话是一种语言，象征的语言，既富诗意又富有幻想，可以解释宇宙的力量，用令人愉快的故事记录人类瞥见某种真理的瞬间印象。现代人已失去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喜欢活在冷冰冰、赤裸裸的现实里，宁可剥去一切色彩和感情。但是，事情都是变化的，王德威说：“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形式，非常信赖历史性的语境来达到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逼真的效果。”[5]到了晚清时，知识分子接受了进化论，相信世界万物是前进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有重要作用。“晚清社会的‘大叙述’在时序上的锐变，可由小说叙述方法中得到有力的证明。尤其是科学幻想说部，提供给我们一个重新理解时间方向和时间性的文类。看一看各部科幻小说的题目，例如《新中国未来记》（1908）、《未来教育记》（1905）、《世界末日记》《新纪元》（1910）、《新中国》（1910）和《光绪万年》（1908），我们就可以了解彼时作者在想象中国时，不只描写已经发生的事，更有兴趣想象将会发生的事。”[6]这是一个事实。

中国文化并不缺少社会幻想文学传统，诸子百家的学说都有他们想象的社会理想在。儒家有儒家的社会理想，道家有道家的社会理想，农家有农家的社会理想，农家的君民同耕思想不是很理想吗？屈原《离骚》用的是神话的形式，表现的也是社会幻想的内容。但是中国幻想文学传统有一个特点，中国文化中崇拜的是一种“仙境”，民间传说故事如《天仙配》《白蛇传》营造的就是半人半仙的生活模式。经典小说《西游记》《镜花缘》中的想象和理想也都寄托在仙界，以仙界为依托。陶渊明建构的桃花源境界是中国乌托邦想象的源泉和基础，也多少有些仙界意味。蒲松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人文小说的杰出代表，他所营造的人、鬼相通的世界，以丰富的想象力，表现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生死的认识。

中国封建文化建立以来，专制成分日益加重，特别是儒家文化，比较务实，重视现实问题，压抑创新意识。孔子讲不语“怪力乱神”，对于超现实的思想持排斥态度，极大压抑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的转型和新文化的引进，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出现了一股社会幻想小说思潮，如《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中国》《光绪万年》《新石头记》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虽然以《红楼梦》为蓝本，以贾宝玉为主人公，但并不是《红楼梦》的续作。只是假借《红楼梦》中“补天”的意旨，让贾宝玉这块顽石成为复强国家的新型人物，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新的文明境界。吴趼人提倡君主立宪制，这个文明世界就是君主立宪式的。他想象的社会已经超出了陶渊明桃花源那样的小农式洞天福地，而是具有现代气息的现代化大国，贾宝玉甚至乘坐一艘状似巨鲸的潜水艇，航行海底两万里，由南极到北极，看尽奇观异景、珍禽怪兽。显然，吴趼人受到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

五四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潮，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乌托邦成为贬义，成为虚无主义的同义词，只有少数作品出现。王德威在谈到晚清科幻小说时说：“这一类别的小说，在五四之后突告沉寂。除老舍《猫城记》、沈从文《阿丽丝中国游记》等聊为点缀外，文坛大抵为写实主义的天下。”[7]在这之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文幻想小说完全被一种伪理想主义的文学所代替，文学假、大、空的表现及社会实践的乌托邦表现，使乌托邦这个词蒙受巨大的误解。直到新时期文学才又重现这一文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