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被遮蔽的文学史现象

对史学家而言，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呈现，历史叙述不应为个人主观情绪、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左右。但是在文学家看来，所有的历史文本都是以叙述话语的方式呈现的，于是，对于历史的书写往往也成为一种叙事。由于任何叙述和阐释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无论是历史材料的取舍还是历史意义的表述，都是在政治抑或个人主观目的的影响下，对历史真实进行的有意识的加工和修改。正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解释和赋予事件不同意义”[1]，而在历史文本的书写中，“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况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2]。从这个角度上讲，历史从来都不是客观自明的事实真相，而是以各种文本形态呈现的历史叙事。历史的这种“可叙述性”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从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立场出发，往往会勾画出截然相反的历史图景。文学史的写作同样受制于这一规律，任何文学史叙述都遮蔽了大量的真实细节。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很容易发现其实“正典”的叙述，使得许多曾经对抗战文学发展和呈现发生过影响的文学现象，被省略或简化了。毋庸置疑，文学研究者不可能真正地回到过去，但是如果能够通过发现更为丰富的文学史细节，重设文学文本产生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就会使文学及文学史研究进入更为深入和宽广的境界。

本书正是试图以这样的历史视角，研究抗战时期的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这两个体现国共合作的政府文化机构在抗战时期的表现与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种种影响，来重新观照生存于战争和政治的纠缠之中的现代文学的发展路向和生存机制。

第三厅成立于1938年4月1日，1940年9月成员集体辞职；文工会于1940年10月1日成立，1945年3月30日解散。这两个机构相继成立，在时间上几乎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对于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这两个部门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负责文化事务的机构，直接组织、引导着国统区的文化人和抗战文艺运动。第三厅在抗战初期昂扬乐观的社会氛围中成立，以规模宏大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激发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为聚集在大后方的众多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它一方面从事国际国内宣传、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抗战军事报刊出版发行、抗战文艺作品创作演出等对抗战有益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则通过下属众多的工作团体的文化宣传活动深入前线后方的军民之中，在宣传抗战救亡的同时，把现代文明带到了中国大西南腹地未经开化的城镇乡村，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文工会则继承了第三厅的人员构成与工作传统，在抗战中后期的国统区通过文化学术活动引导文化界的思想发展，使反抗国民政府文化统制的文化运动最终汇入了反对专制独裁、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潮。

基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第三厅和文工会是观照国统区抗战文艺的一条重要线索，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脉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和壮大，由此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占据文艺界的统治地位、成为主要的价值标准，从而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面貌。因此，从第三厅到文工会构成了一个考察国统区抗战文艺的重要视角，值得重视和深入研讨。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没有对它们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为数不多的记载和评论，囿于党派立场形成了截然对立的观点，又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了对这一文学史现象的第二重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