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说说奥利弗·特威斯特的成长 教育和食宿

接下来的八个月或十个月里，奥利弗成了一种蓄意的背叛和欺骗的受害者。他是让人用勺子喂大的。济贫院将他的情况如实上报给教区当局，说这个新生的孤儿嗷嗷待哺又身无分文。教区当局一本正经地询问济贫院，他们院内眼下是否连一个能为奥利弗·特威斯特提供他迫切需要的抚慰与滋养的女人都没有。济贫院毕恭毕敬地答复说没有。鉴于此，教区当局本着慷慨与人道的精神郑重决定：把奥利弗“寄养”出去。换种说法，就是将他送到三英里[1]外的济贫院分部，那里有二三十个违反了济贫法[2]的“小犯人”整天在地上打滚儿，从来没有吃得太饱或穿得太暖这样的烦恼。代为监护的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看在每个小脑袋每周有七个半便士补贴的分儿上，她答应接收这些小犯人，并给他们提供慈母般的照料。一周七个半便士，对于小孩子来说能享受到相当丰盛的伙食了。七个半便士可以置办好多东西，多到足以撑破孩子们的肚皮，让他们浑身不舒服。管事的这个老女人可谓聪明绝顶，经验丰富。她很清楚怎么做对孩子好，更清楚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她把每周补贴的大头挪为己用，而把比规定数额少得多的那部分用在教区的新一代身上，以满足他们茁壮成长的需要。在下限之下找到新的下限，这个老女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哲学家。

还有一位实验哲学家，他的光辉事迹人尽皆知。他发明了一套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的伟大理论，并像煞有介事地用实验加以证明。他让自己的马一天只吃一根干草。可惜，要不是那匹马在享用其第一顿空气草料之前的二十四小时就一命归西，他毫无疑问会养出一匹什么都不吃也依然能日行千里的良驹宝马。不幸的是，寄养所里负责照看奥利弗·特威斯特的这个女人，在她的哲学实验中往往也显现出了相似的结果。每当这群孩子靠着不比垃圾营养多少且少得可怜的食物就能维持生存时，十有八九会出现下面的情况：要么在饥寒交迫中病倒，要么因疏于照看而跌进火里，或者一不留神被闷个半死。随便哪一种，都能把这些可怜的小东西送到另一个世界，去和他们从未见过的先人们团聚。

偶尔，针对一些事故会有一些格外有趣的调查。比如，教区的一个孩子因被忽视而从床上摔了下去，或者一个孩子在清洗时意外地被烫死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寄养所，任何与清洗搭边的事情都极为罕见。针对这些事故，陪审团可能会心血来潮地问些棘手的问题，或者教区居民会反抗性地举行联名抗议。但这些无理取闹的行为会迅速被教区医生的证明和教区执事的证词给压下去。前者照例会剖开孩子的肚子，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这倒极有可能是真的）；后者无非是按照教区当局的意思，信誓旦旦地表一番忠心。此外，理事会在定期视察寄养所时，总会提前一天派教区执事前去通知一声，说他们要来了。于是等他们到的时候，孩子们个个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任谁看了都挑不出毛病。如此一来，人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于这种寄养制度，就不要指望它能结出什么了不起或丰硕的成果了。奥利弗·特威斯特在长到九岁时，依旧苍白瘦弱，身材矮小不说，腰身也细得可怜。但天性或遗传却在奥利弗的胸膛里种下了一颗善良坚毅的心。这颗心倒是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当然这要拜寄养所里条件极差的伙食所赐，说不定正因为此，他才有幸活到今日。话虽如此，但这天好歹是他九岁生日，他在煤窖里给自己庆祝，身边还有两位精心挑选的小绅士陪着。这三个无耻的小东西竟敢不知好歹地声称自己肚子饿，结果每人领了一顿饱揍之后又都被关在此处。然而谁都没想到，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驾临。他正费力地想要打开菜园大门上的那扇小门。这可着实把寄养所里那位仁慈的当家曼恩太太吓了一跳。

“我的老天爷，是您来了吗，班布尔先生？”曼恩太太把脑袋伸出窗外，欣喜若狂的神情被她拿捏得恰到好处，“（苏珊，快把奥利弗和那两个臭小子带到楼上洗干净。）天啊，说真的，班布尔先生，您都不知道见到您我有多高兴！”

班布尔先生是个胖子，还是个急脾气，对于曼恩太太热情的招呼，他并没有给予同样热情的回应，反倒狠命地晃了晃那扇小门，又朝上面追赠了一脚。如此有分量的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都踢不出来。

“天啊，您瞧我这脑子。”曼恩太太跑了出来——此时那三个孩子已经成功被转移——“真是老糊涂了，我都忘了门是从里边闩着的，都是为了那群可爱的孩子！进来吧，先生。快请进，班布尔先生，快请进。”

尽管这番邀请还配上了一个连教会执事见了都要心软的屈膝礼，但我们这位教区干事却丝毫不为所动。

“曼恩太太，把教区的公职人员挡在您的菜园门外，这么做恐怕有失礼数，也不够得体吧？”班布尔先生紧握手杖责问道，“况且，我到您这儿来是为了和教区收养的那些孤儿有关的公务。您可别忘了，曼恩太太，您身负教区委托，是领着薪金的！”

“怎么会呢，班布尔先生？我刚刚只是去告诉那几个特别喜欢您的孩子，说您来了。”曼恩太太毕恭毕敬地回答。

班布尔先生一向认为自己能言善道，身份贵重。这会儿他既展示了口才，又证明了自己的地位，态度自然缓和了下来。

“好了，好了，曼恩太太，”他语调平和了些，“也许真像您说的那样，也许。快领我进去吧，曼恩太太，我来是要办正事的，我有些话跟您说。”

曼恩太太把教区干事领进了一间铺有地砖的小客厅，请他落座，还殷勤地替他把三角帽和手杖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班布尔先生擦了擦额头上在赶路时冒出来的汗，得意地瞥了一眼他的三角帽，微微一笑。没错，他笑了。教区干事也是人。班布尔先生也会笑。

“您可千万别嫌我多事，”曼恩太太语气温柔得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主要是看您大老远跑过来，要不然我也就不提了。班布尔先生，您看要不要先喝点什么？”

“一滴也不喝，一滴也不喝。”班布尔先生郑重但又不失温和地摆了摆右手。

“我看还是喝点吧，”曼恩太太从班布尔先生拒绝的口气和手势中发现他还有松口的迹象，“就一口，兑点凉水，再加一块糖。”

班布尔先生干咳了一声。

“没关系的，就一口。”曼恩太太趁机又劝道。

“您打算让我喝什么？”干事问。

“就是我在所里经常会备一点的那种东西，班布尔先生，那些有福的孩子偶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兑着达菲糖浆[3]让他们喝一点。”曼恩太太一边回答，一边打开墙角的一个橱柜，拿出一个瓶子和杯子，“就是杜松子酒，我不骗您，班布尔先生，是杜松子酒。”

“曼恩太太，您给孩子们喝达菲糖浆？”班布尔先生问，双眼一直注视着有趣的调酒过程。

“是啊，上帝保佑他们，虽然这东西很贵，”这位保育员答道，“可您想啊，先生，我怎么忍心看着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受苦呢？”

“对，”班布尔先生赞同道，“是不忍心。您心肠真好，曼恩太太。（此时她放下杯子。）我会尽早向理事会提及此事。（他把杯子挪到自己跟前。）您给人一种慈母般的感觉，曼恩太太。（他搅拌着掺了水的杜松子酒。）我……我非常高兴能为您的健康干一杯，曼恩太太。”班布尔说完，喝了一口酒，只这一口，半杯就下了肚。

“现在说正事吧，”干事说着掏出一个皮夹子，“那个连完整的洗礼都没有受过的孩子，叫奥利弗·特威斯特的，今天刚好九岁了。”

“老天保佑！”曼恩太太插了一句，同时用围裙角把左眼戳得通红。

“尽管我们悬赏十英镑，后来又追加到二十英镑；尽管本教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甚至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努力，”班布尔先生说，“可我们始终没有查到这孩子的父亲是谁[4]，也没有查到他母亲的住址、姓名或身份。”

曼恩太太惊讶得举起双手，沉思片刻后才接着说：“那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干事骄傲地挺直身体，得意地说：“我给想的法子。”

“您，班布尔先生？”

“对，是我，曼恩太太。我们按照字母顺序给孩子们取名。上一个是S，我给他取名叫斯瓦伯，这次轮到T，我就叫他特威斯特。接下来该是尤恩，然后就是威尔金斯。整个字母表对应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到Z之后就从头再来。”

“哎呀，先生，您可真是太有才华了！”曼恩太太说。

“哪里，哪里。”这马屁显然拍得干事浑身舒畅，“马马虎虎吧，曼恩太太，马马虎虎。”他一口喝掉剩下的杜松子酒，接着又说：“奥利弗已经长大，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了。[5]理事会决定把他带回济贫院。我是专门来接他的，你赶快把他叫出来见我吧。”

“我这就去叫他。”曼恩太太说着便立刻出去办这件事。片刻后，奥利弗被他这位仁慈的女监护人领进了房间。此时他脸上和手上的泥垢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反正就洗这一次，也只能搓到这个程度了。

“奥利弗，快给这位先生鞠个躬。”曼恩太太指示说。

奥利弗听话地照做了，只是他鞠的这个躬，一半对着椅子上的干事，一半对着桌子上的三角帽。

“奥利弗，你愿意跟我走吗？”班布尔先生用十分威严的口气问道。

奥利弗刚想说跟谁走他都乐意，猛一抬头，发现站在干事椅子后面的曼恩太太正横眉瞪眼地朝他挥舞拳头。他立刻心领神会，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无数次领教过那只拳头的威力，不可能不在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会和我一起走吗？”可怜的奥利弗问。

“不，她不走。”班布尔先生回答，“但她偶尔可以去看你。”

对奥利弗来说，这可不算太大的安慰。他年纪虽小，但脑筋很灵活，知道装出一副万分难舍的样子。就算让他挤几滴眼泪出来也并非难事。如果他想哭，饥饿和最近的虐待都能帮上很大的忙。而奥利弗也确实哭得格外自然。曼恩太太给了他上千个拥抱，还给了他一片对他来说实际得多的黄油面包，免得他回到济贫院仍是一副饿死鬼的模样。手里拿着面包，头上戴着教区通用的褐色小布帽，奥利弗由班布尔先生领着，离开了那可悲的寄养所。在这里，他度过了黑暗的幼年时期，打他记事起，就没听过一句好话，没见过一次和善的眼色。然而，当寄养所的大门在身后关上时，他还是抑制不住一阵孩子气的悲伤。被他撇下的那群苦哈哈的小伙伴虽然让人讨厌，却是他仅有的朋友。今日一别两散，茫茫人世，举目无亲，凄凉的孤独感第一次渗透到这个孩子的心里。

班布尔先生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小奥利弗紧紧攥着他绣着金线花边的袖口，小跑着跟在一侧。赶一英里路，他竟要问上四次是不是快到了。对这些提问，班布尔先生一概报以简短且声色俱厉的回答。杜松子酒在他胸中唤起的那点短暂的慈爱与温和，此时此刻已经蒸发殆尽。现在他又变回教区干事了。

回到济贫院还不到一刻钟，奥利弗才刚刚吃掉第二片面包，把他交给一个老女人暂时照看的班布尔先生就回来了。他说当晚理事会正好要开会，理事们要奥利弗马上过去和他们见上一面。

奥利弗不知理事为何物，心下以为是木板[6]，因此拿不准是该笑还是该哭。但他没工夫考虑这些，因为班布尔先生拿手杖敲了一下他的脑袋，好让他清醒清醒；又在他后背上来了一下，好让他精神起来；而后命他跟紧一点，领着他走进一个宽敞的、墙壁被刷成白色的大房间。那里有十来个大腹便便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前。处于桌首的那一位格外肥胖，脸盘又红又圆，身下的扶手椅比其他人的都要高一些。

“给理事们鞠躬。”班布尔说。奥利弗抹掉在眼眶里直打转的泪滴，看到屋里没有木板，只有桌子，便朝那桌子鞠了一躬。这倒也无妨。

“你叫什么，孩子？”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

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先生，奥利弗吓得直哆嗦。干事从后面又捅了他一下，结果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在这两个原因的作用下，他的回答不仅声音小得可怜，还结结巴巴。于是一位身穿白色马甲的绅士当即断言他是个傻瓜。这位绅士大概常以此方式振奋精神，因为此刻他相当得意。

“孩子，”高椅子上的绅士说，“我问你，你知道自己是孤儿吧？”

“您说什么，先生？”可怜的奥利弗问。

“我就说嘛，这孩子是个傻瓜。”穿白马甲的绅士说。

“别打岔！”最先开口的那位绅士说，“你应该知道自己无父无母，是教区把你养大的吧？”

“知道，先生。”奥利弗伤心地哭着回答。

“你哭什么？”白马甲绅士问道。是挺奇怪的，这孩子有什么可哭的呢？

“希望你每天晚上都做祷告，”另一位声音粗哑的绅士说，“像个基督徒一样，为那些养育你和照顾你的人祷告。”

“是，先生。”孩子结巴着回答。最后发言的那位绅士倒是无意间把话说对了，如果奥利弗真为养育他和照顾他的人祷告过，那他肯定会像一个基督徒，一个出类拔萃的基督徒。可他没有，因为没人教过他。

“好了。把你带到这里是来受教育的，顺便学个有用的手艺。”高椅子上的红脸绅士说。

“从明天早上六点起，你就开始扯麻絮。”白马甲绅士板着脸补充说。

为了感谢他们把教育和手艺巧妙地融合在扯麻絮这样一道简单的小工序中，奥利弗在干事的指示下又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便被匆匆带进一间大收容室。他躺在一张高低不平、硬邦邦的床上呜呜咽咽地一直哭到睡着。这一幕景象多么生动地诠释了悲天悯人的英国法律啊！他们居然让穷人睡觉！

可怜的奥利弗睡得倒挺香，周围发生了什么他浑然不觉。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就在他沉睡之际，理事会已经做出了一个对他未来的命运影响至深的决定。对，他们决定了。事情大致是这个样子的：

组成理事会的是一群深沉、睿智而又练达的绅士。当他们关心起济贫院时，他们立刻便发现了凡夫俗子们永远都发现不了的问题，即穷人们喜欢济贫院。对贫苦阶层来说，济贫院就像一个固定的公共娱乐场所，一间免费的客栈，全年供应一日三餐外加茶点。在这里，人们不用干活，整天吃喝玩乐，把这里活脱脱地变成一个用砖块和灰泥砌成的乐园。“哦嗬！”理事先生们仿佛对此洞若观火，“我们有责任拨乱反正。这种情况必须立刻停止。”于是，他们立下规矩，让穷人们自行选择（他们绝不强迫任何人，绝不），要么在济贫院里慢慢饿死，要么到外面更快些地饿死。为此，他们与自来水厂签订无限制供水合同，又让谷商只定期向济贫院供应少量的燕麦片。规定每日三餐只能喝稀粥，每周发两次洋葱，一次一个，逢星期天可以吃半个面包卷。他们还定下许多和女人有关的规章制度，每一条都英明仁慈，这里不再赘述。鉴于通过民法律师协会[7]办理离婚得花一大笔钱，理事会便大发慈悲，同意穷人夫妻自行离婚。过去他们强迫男人供养家庭，而今却把家庭从男人身边夺走，让他们变成光棍！仅凭最后这两点，如果不是必须进济贫院，社会各阶层不知有多少人会申请救济呢。幸好理事们高瞻远瞩，早就想好了对策。想得到救济，就得乖乖到济贫院里喝稀粥，如此一来，相当一部分人便知难而退了。

奥利弗·特威斯特回到济贫院的最初半年，正赶上这套制度的全面实施。起初的开支相当巨大，因为殡葬费用不断增加，还要给那些穷人改衣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要在济贫院喝两个星期的稀粥，人就瘦得皮包骨头，衣服自然松松垮垮不像样子。不过，济贫院收容的人口数量也和他们的体重一样明显减少，理事会对此欣喜不已。

孩子们吃饭的地方是个宽敞的石殿，一头摆着口大铜锅。开饭的时候，系着围裙的大师傅就会领着一两个打下手的女人，用长柄勺从锅里舀稀粥。如此美味佳肴每个孩子只能盛一小碗，多了没有，除非遇到重大的公共节日，届时每人可多领一小块面包。粥碗是从来不用洗的。孩子们会用勺子把它刮得干干净净。而这之后（一般用不了多久，因为勺子和碗大小差不多），他们会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粥锅，恨不得把灶台上的砖都扒下来吃掉。与此同时，他们还死命吮吸自己的手指头，以期能逮到几滴溅出来的粥水。男孩子通常胃口都很好。奥利弗·特威斯特和他的伙伴们被这种慢性饥饿折磨了三个月，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其中一个个头儿比同龄人偏高些的男孩，因为过去家里是开小饭馆的，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含蓄地向同伴们暗示说，要是不能每天给他多加一碗粥，说不定哪天夜里他就把睡在旁边的同伴给吃了，而睡在他旁边的碰巧是个年幼可欺的小孩。他说这话时目露凶光，一副饿极了的样子，于是大家深信不疑。他们私下里一商量，决定以抓阄的方式在晚饭后派一个人找大师傅提出添粥的要求。结果这个重任落到了奥利弗·特威斯特的头上。

晚饭时间到了，孩子们纷纷入座。大师傅穿着厨师服站在锅前，充当助手的几个穷苦妇女立于他身后。粥分完后，孩子们对着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汤水却要说上一大串感恩的祷词。随后，碗里的粥瞬间被一扫而光，孩子们交头接耳，一个个冲奥利弗使眼色，坐在他旁边的伙伴还拿胳膊肘顶他。毕竟是个孩子，饿得头晕眼花，哪会考虑到后果。他毅然站起身来，端着粥碗和勺子走到大师傅面前。他对自己的冒失行为多少还是有些害怕的。

“麻烦您，先生，我想再要一点。”

大师傅是个肥头大耳、满面红光的汉子，但这一刻他的脸瞬间白了。他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家伙看了几秒钟，随后扶住大锅。助手同样呆若木鸡，而其他孩子则一个个惊恐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什么？”大师傅终于说道，声音有气无力。

“求您了，先生，”奥利弗回答，“我想再要一点。”

大师傅用长柄勺在奥利弗的脑袋上狠狠敲了一下，随即扭住他的两条胳膊，扯着嗓子喊教区干事。

理事们正一个个正襟危坐着开会，班布尔先生突然慌里慌张地跑进去，向坐在高椅子上的那位绅士报告说：“很抱歉打扰您，利姆金斯先生！奥利弗·特威斯特说他还要！”

在座的理事们大吃一惊，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惶恐的神色。

“还要？！”利姆金斯先生说，“镇定，班布尔，说清楚点。你是说，他吃完定量的晚饭之后，还要？”

“是的，先生。”班布尔回答。

“那孩子迟早得被绞死。”白马甲绅士说道，“我敢保证肯定是这个结果。”

没有人反驳这位绅士的预言。接着是一番热烈的讨论。奥利弗被直接关了禁闭。第二天一大早济贫院门外便贴出告示，谁愿意把奥利弗·特威斯特领走，可得酬金五英镑。换句话说，不管你是哪一行，也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只要你需要一个学徒工，就可以把奥利弗·特威斯特领走，还能额外得到五英镑的奖赏。

“这辈子我都没有这么坚信不疑过。”第二天早上，那位白马甲绅士在敲门的时候盯着告示说，“我找不到第二件更让我坚信不疑的事了，这孩子将来必定会被绞死。”

白马甲绅士的此番预言究竟能否应验，我决定暂时卖个关子。倘若我现在就告诉各位奥利弗·特威斯特会不会落得如此可怕的下场，那恐怕会破坏故事的趣味性，如果这个故事多少还有些趣味的话。

注释

[1]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约合1.6千米。——文中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指英国1834年颁布的《济贫法（修正案）》，史称“新济贫法”，以其两大原则——“济贫院检验”和“劣等处置”而闻名。该法案的立法基础受《国富论》和《人口论》的影响，认为穷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原因之一。

[3]17世纪由一个名叫托马斯·达菲的英国牧师发明的奎宁水，因从天然奎宁树皮中提取出的生物碱具有抗疟疾的效果，被用作药物。早期奎宁水味道较苦，难以下咽，常会加入酒或苏打和糖，用以改善口感。

[4]根据1834年的“新济贫法”，私生子的父亲一经确认，则需要负担孩子的抚养费用，由此可减少教区当局的支出。

[5]按照当时的惯例，受济贫法救济的儿童，一满九岁便要开始做工。

[6]“理事会”和“木板”在英语中都是“board”。

[7]英国旧时教会法院、海事法院以及在这些法院执业的律师组成的协会，在1858年之前它是唯一受理离婚案件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