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萌芽期：汉魏时期行记

一、汉魏时期行记的创作情况

随着汉魏时期国力的兴盛，西域、南海诸国纷纷前来称臣纳贡，中原王朝则派遣使臣出使周边国家，对其封赐或商议军事计划，双方交往日益频繁。使臣出使异域往往会记录经历异域的行程、见闻，以备回国后向朝廷汇报出使经过。今据史传、目录学著作记载，可知其书名的汉魏时期行记有以下数种：

1．［西汉］陆贾《南越行纪》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汉高祖时，赵佗为南越尉。“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1)陆贾奉命出使南越，赐赵佗为南越王，令其称臣奉汉，后赵佗归汉后拜为太中大夫。《南越行纪》依书名应为陆贾使南越纪行之作，惜其不存，唯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一书存有佚文两则。明代杨慎的《升庵集》中称：“贾（按：指陆贾）在汉初颇有文藻，自《新语》外有《春秋后语》《南中行纪》。”(2)《云南通志》卷三十、明朝谢肇淛《滇略》均著录此书，书名作《南中行记》(3)，“记”与“纪”通用，与杨慎记载一致。《国史经籍志》地理行役类亦载陆贾“《南中行记》一卷”(4)，《南中行纪》盖《南越行纪》之异称。

2．［西汉］张骞《出关志》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玉海》卷一六《地理·异域图书》“汉异物志”条著录张骞“《出关志》一卷”(5)。《通志·艺文略》地理行役类首列张骞《出关志》一卷。(6)《册府元龟》国史部地理类记载“张骞为郎，使月氏，撰《出关志》一卷”(7)。

武帝时期汉朝试图联合月氏国以攻击匈奴，张骞建元中为郎，奉命出使月氏，他出陇西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在出使西域途中，两次被匈奴俘获又两次得以逃脱，羁留异域十多年后最终逃回汉地，拜为太中大夫。《出关志》乃张骞出使西域之行记。现此书已佚，但可从《史记·大宛列传》中窥其大略。《史记·大宛列传》中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8)，其后则引录张骞之言，历叙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等国的物产、习俗、地理形势、军队规模等情况。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当是以张骞的《出关志》为文献基础加工而成的。此外，还有崔豹《古今注》“草木第六”条下存其佚文一则，曰：“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叶似葛花，实如梧桐，实花坚，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彻可爱，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实销酲。国人宝之，不传中土，张骞出大宛得之。事出张骞《出关志》。”(9)

3．［东汉］班超《西域风土记》、班勇《西域风土记》

《后汉书·班超列传》载：“（班超）永平十六年（73）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10)永元十四年（102）八月还洛阳，在西域长达数十年。《后汉书·西域传》载：“（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11)在《西域传》末之“论”中又再次提到“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12)。可知，班超出使西域著有专记西域风土之书。此书早佚，各家书目亦不见著录。姚振宗补《后汉书·艺文志》将其书名定为《西域风土记》。(13)此书是行记还是地记，因原书已佚尚难判断。

班勇为班超少子，也曾出使西域。《后汉书》卷四七《班梁列传》附班勇生平行迹云：“永初元年（107），西域反叛，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又云“延光二年（123）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14)《后汉书·西域传》称：“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15)可知班勇此书赖《后汉书·西域传》存其大概。后世学者顾櫰三、姚振宗、曾朴等人将其命名为《西域风土记》或《西域记》。(16)由《后汉书·西域传》可知，此书记载所经西域诸国之道路里距、人口数量、珍奇异物、民风民俗，乃班勇使西域之行记。

4．［东吴］朱应《扶南异物志》、康泰《吴时外国传》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扶南异物志》一卷”。(17)

《梁书·诸夷传》记载东吴孙权时期“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18)。据今学者考证，朱应、康泰二人出使时间在公元245年至251年间。(19)《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即此次出使所撰，记载所经或有所传闻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扶南异物志》原称《扶南以南记》。《梁书·刘杳传》载刘杳博综群书，沈约问学于杳，云：“约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唯出《论衡》；长颈是毗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20)姚振宗据此考证朱应字建安，所称《扶南以南记》即《扶南异物志》，《扶南异物志》所记“盖不止扶南一国，亦不仅扶南异物一端，其为残佚本又可知”(21)。据《梁书·诸夷传》称，朱应所经国家有一百多个，而后世只称作《扶南异物志》，是因为后人所见此书只有关于扶南一地的记载，遂根据残佚本的内容重新拟定了书名。今此书已佚。

康泰《吴时外国传》一书，书目未见著录。据赵和曼、郭振铎等学者考证其书亡佚于公元十世纪末。(22)此书又名《扶南传》《扶南记》《扶南土俗》《外国传》，异称众多。据向达、赵和曼等学者考证，《扶南记》《扶南土俗》等称谓盖传抄者以意分之，实为原书之一部分。(23)陈佳荣则更进一步认为《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实为一书，“朱应、康泰的‘记传’乃一人之作而冠以二人之名，一人为实际作者而另一人因是主使官却名列其前”(24)。其书记录了扶南以及南海诸国的地理、交通、物产、经济、人口、风俗等，今有许云樵《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一书对散逸于诸书的文字进行了辑录。

二、汉魏时期行记的创作特征

据笔者所见，汉魏时期的行记可考知书名的只有以上四种，而且这四种或有少量佚文留存至今，或被增删改写收入《史记·大宛列传》《后汉书·西域传》等书中，我们只有通过这些残存的只言片语来了解这个时期的行记的大致特征。汉魏时期的行记所记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记程。记两地地名以及距离，并表明一地相对于另一地之方向。如《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25)《后汉书·西域传》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26)有时又以经行时间代替对两地距离的记录，如“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27)。使臣记录道里时还常常以汉地为中心，记周边各国与汉地的“长史所居”、都城洛阳的距离，如“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28)，“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29)，“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30)，“莎车国西经蒲犂、无雷，至大月氏，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31)。

（二）记沿途见闻。以上各书均为使者记录出使见闻之备忘录，以便回朝禀报朝廷，满足统治者的政治军事需求，因此使臣记录行旅经见的侧重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异国的经济生产风俗、珍奇物产。如《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32)《后汉书·西域传》载：“（天竺国）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33)

其二，城池军队规模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如《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国“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康居国有“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大夏国“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34)《后汉书·西域传》载于阗国“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西夜国“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35)有时还详细回溯所经国家历史沿革及与汉之朝贡关系，如《后汉书·西域传》写于阗国则叙东汉元嘉时期，敦煌太守王敬受拘弥国国王的挑唆而误杀于阗国国王，王敬亦被于阗部将所杀，汉朝没有因此事出兵讨伐，于阗恃此遂骄一事。(36)记录了汉朝与于阗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写大月氏国则云：“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37)记录了月氏国兴亡之历史。

综上所述，汉魏时期的行记创作尚处于萌芽时期，数量少、类型单一，但已经具备了记行程和录见闻两大基本要素。后人据此可知汉魏时期通西域、下南海诸国的情形，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缺乏文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