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无论如何也不想错过去伦尼的家。

他的房子在纽约一栋公寓楼里，装修得确实像个牧场。他说让人打掉了一些隔墙，把地方空出来，然后往墙上贴了松木板，还搭了一个特别的马蹄形松木吧台。我猜想着地板也是松木板铺的。

我们脚下铺了几张巨大的白色熊皮，目之所及都是矮床，上面盖着印度毯，这便是唯一的家具了。墙上挂的不是画，而是鹿角、水牛角和一个兔头标本。伦尼伸出大拇指，摸了摸那个温顺的小灰鼻子，还有那对僵硬的兔耳。

“在拉斯维加斯碾到了它。”他穿过房间走向另一侧，牛仔靴落在地板上，发出枪响一样的回声。“我去开音响。”他说着，身形渐远，最后消失在一扇门后面。

音乐骤起，又戛然而止。伦尼的声音响起：“感谢收听十二点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伦尼·谢泼德，继续为你们带来最佳流行音乐集锦。本周我们将迎来此次音乐之旅的第十首歌，来自最近非常受欢迎的娇小金发女郎。请欣赏独一无二的《向日葵》！”

我出生于堪萨斯，我成长于堪萨斯，

有朝一日我成婚，婚礼也在堪萨斯……

“他可真是个怪人！”多琳说，“你不觉得吗？”

“可不是嘛。”我回道。

“听我说，埃利，帮我个忙。”这会儿她好像真觉得我就是埃利。

“好。”我答应道。

“你能留在这里吗？如果他想对我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可反抗不了，你看到他的肌肉了吗？”多琳咯咯笑道。

伦尼从后面的房间出来：“这里面的录音设备值两万美元。”他慢慢走到吧台，拿出三个玻璃杯、一个银色冰桶和一个盛酒器，开始往里面倒不同瓶子里的酒。

……致那个承诺会一直等待的好姑娘

她是向日葵国度一朵盛开的花

“很棒吧？”伦尼端着三个酒杯朝我们走来。那杯壁上挂着大颗酒滴，像汗液一样。随后他把杯子递给我们，冰块在里面叮当作响。一记拨弦声后，音乐停了，伦尼的声音再次出现，宣告下一首歌的开始。

“还是听自己说话最过瘾。”伦尼的视线停留在我身上，“弗朗基开溜了，你还得有个伴，我再叫个人过来。”

“没关系。”我说，“你不必这么做。”我不想直说要找个比弗朗基个子高点的人。

伦尼看起来松了一口气。“好在你不介意，我不想在多琳的朋友面前做错事。”他大咧咧地冲着多琳笑，露出一口白牙，“你说是吧，宝贝？”

他朝多琳伸出手，他们便一言不发地跳起吉特巴舞[1]来，手里还端着酒呢。

我盘腿坐在其中一张矮床上，试图装出一副专注但不为所动的样子，就像我曾见过的几个商人，他们也是这么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跳肚皮舞的。但我一靠向兔头标本正下方的那面墙，矮床就开始朝房间中央滚动，于是我改坐在地板上铺着的一张熊皮上，背靠矮床。

我的酒浓度很低，让人提不起兴致来。我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的味道越来越像死水。酒杯上大约中间的位置画着一个带黄色圆点的粉色套索。我喝到了套索下方大约一英寸的地方，等了一会儿，正要喝下一口，融化的冰块让酒又回到了套索的位置。

伦尼幽灵一样的歌声在房间回响：“哇哦，我为什么离开了怀俄明？”

而那两人即使是在歌曲的间隙也没有停下舞动的脚步。我感觉自己渐渐缩成了一个小黑点，缀在这些红白相间的地毯和松木地板上，就像地上的一个破洞。

看着一对男女逐渐为彼此痴狂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尤其你还是房间里唯一多余的人。

这就像坐在一辆驶离巴黎的列车车尾遥看这座城市——随着列车行进的每一秒，城市变得越来越小，可你会觉得是自己在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孤单，以约每小时一百万英里[2]的速度远离万家灯火、热闹喧嚣。

每隔一会儿，伦尼和多琳会猛地撞进对方怀里，亲吻彼此，然后转身喝一大口酒，又再度依偎在一起。我想我可以直接躺在熊皮上睡一觉，直到多琳打算回酒店为止。

伦尼忽地发出一声可怕的号叫。我坐了起来，看到多琳正用牙咬伦尼的左耳垂。

“放开，你个婊子！”

伦尼弯下腰，而多琳趁机爬上了他的肩膀。她的酒杯从手里飞脱，划出一道又长又宽的弧线，落在松木地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当。伦尼还在号叫转圈，他转得太快了，我连多琳的脸都看不清。

通常人们会注意一个人眼珠的颜色，而我注意到的是多琳的乳房。乳房从裙子里掉了出来，微微晃动着，就像两个饱满的棕色蜜瓜。她趴在伦尼的肩膀上，双腿在空中疯狂踢动着，尖叫着。然后他们都笑起来，放慢了速度。伦尼试图隔着多琳的裙子咬她的屁股，而我赶在他们有下一步动作前走到门外，扶着栏杆几乎是滑下了楼。

直到摇摇晃晃地走到人行道上，我才意识到伦尼的公寓一直开着空调。人行道积攒了一整天的沉闷暑气扑面而来，就像是最后一记羞辱似的。我根本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一时之间，我还想着打车去参加派对，但想到舞会可能已经结束了，我便放弃了。我不想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舞厅里，与散落一地的五彩纸屑、烟头和皱巴巴的鸡尾酒餐巾为伴。

我用一根手指的指尖抵着左侧建筑的墙面，一边走一边稳住身体，就这样小心地走到最近的街角。我看了看路牌，然后从包里拿出纽约街道地图，四十三个街区后转弯，再走五个街区，我就能回到酒店。

走路从来难不倒我。找准方向以后，我一边低声数着经过的街区，一边往回走。走进酒店大堂时，我已经完全清醒了，只是脚有点肿，不过那是我自己的错，因为我没有穿袜子。

大堂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个夜班职员在灯火通明的隔间里打瞌睡，那里面放着很多钥匙和电话，很安静。

我溜进自动电梯，按下楼层按钮，门便像无声的手风琴一般合上了。我的耳朵变得有点奇怪，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眼周模糊、肤色蜡黄的大个子女人正白痴似的盯着我的脸。当然，那只可能是我。我被自己皱纹满面又狼狈不堪的样子吓到了。

过道里一个人都没有。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满屋子都是烟味。一开始我以为这烟雾是凭空出现的，意味着某种审判，然后我想起来这是多琳抽的烟，于是我按下了打开通风口的按钮。窗户是封住的，所以我并不能完全打开窗并探出身子，不知为何，这让我很生气。

我站在窗户的左侧，把脸颊贴在木制的窗框上，这样就能看见矗立在市中心、此刻正被黑暗笼罩的联合国大楼。很奇怪，联合国大楼就像一个绿色的火星蜂巢。我可以看到街上车流的红白光点，还有那些我不知道名字的桥上的灯光。

这种寂静让我觉得很压抑。这不是环境的寂静，而是我自己的沉寂。

我非常清楚，汽车行进有声音，车里的人、那些大楼灯火通明的窗户后面的人、穿行的河流都有声音，但我什么都听不到。这座城市悬挂在我的窗下，就像一张平铺的海报，闪闪发光，但想想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有它没它又有什么关系。

床头那台瓷白色的电话本来应该是我和外界联系的通道，但它只是待在那里，就像一个死人的头颅。我试着回想那些我给过电话号码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列出所有我可能接到的电话，但我能想到的只有巴迪·威拉德的妈妈，她说要把我的号码转交给一个她认识的在联合国工作的同声译员。

我发出一声低低的、干涩的笑。

我能想到威拉德夫人给我介绍的同声译员什么个样子，因为她一直想让我嫁给巴迪，而他正在纽约州北部的某个地方治疗结核病。那个夏天巴迪的妈妈甚至在结核病的疗养院给我安排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以便我能陪着巴迪。她和巴迪都不明白我怎么就选择来了纽约。

橱柜上的镜子看着有点变形，而且太亮了。镜子里的脸看起来像牙医水银球里的映象。我想钻进被窝睡一觉，但这无异于把一封肮脏潦草的信装进一个干净的信封，所以我决定先洗个热水澡。

应该有不少事情是热水澡无法疗愈的，但我所知无几。每当我难过得快死了，紧张得睡不着，或者爱上一个很久无法相见的人，我总会萎靡不振，这时我就会对自己说：“去洗个热水澡吧。”

我会在浴缸里冥想。水必须很热，热到我几乎无法下脚，然后我会一点点放低自己，直到水没到脖子。

我记得我舒展过四肢的每个浴缸上面的天花板。我记得天花板的质地、裂缝、颜色、潮湿的水迹和灯具。我也记得那些浴缸——格里芬腿古董浴缸和棺材形状的现代浴缸，还有俯瞰室内莲花池的花哨粉色大理石浴缸。我还记得那些水龙头的形状、大小，还有不同种类的肥皂架子。

泡热水澡时我最自在。

我躺在这家仅限女性入住的酒店十七楼的浴缸里，身下是喧嚣拥挤的纽约。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觉得自己又变得纯洁了。我不相信洗礼、约旦河之水或类似的东西，但我猜我对热水澡的感觉和那些宗教人士对圣水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对自己说：“多琳会溶解，伦尼·谢泼德会溶解，弗朗基会溶解，纽约会溶解，他们都会溶解，他们都不再重要了。我不认识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我很纯洁。所有那些酒，我看到的那些黏糊糊的吻，还有回来路上落在我皮肤上的污垢，全都被净化了。”

我躺在热水里的时间越长，就感觉自己越纯净。当我终于起身，把自己包裹在一条又大又柔软的白色浴巾里时，我觉得自己干净甜美得像一个初生的婴儿。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直到听到敲门声。我一开始并不在意，因为敲门的人不停地说：“埃利，埃利，埃利，让我进去。”而我不认识什么埃利。随后，另一种敲门声取代了第一种沉闷碰撞的声音。那是一种尖锐的敲击声，另一个清脆得多的声音叫道：“格林伍德小姐，您朋友找您。”我才知道那是多琳。

我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在黑暗的房间中晕眩了一会儿才站稳。多琳把我吵醒，这让我大为恼火，走出这个悲伤夜晚的唯一办法就是睡个好觉，她却把我叫醒，毁了我的美梦。我想如果我假装睡着了，敲门声可能就会停下来，还我安宁。我一直在等待，可就是没完没了。

“埃利，埃利，埃利，”第一个声音喃喃自语，而另一个声音继续咝咝作响，“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格林伍德小姐。”好像我有人格分裂似的。

我打开门，眨着眼朝明亮的过道看去。我感觉外面不是晚上，也不是白天，好像日夜之间突然出现了某种可怕的第三时段，永远不会终止。

多琳靠着门框。我一出来，她就倒进我的怀里。我看不到她的脸，因为她的头正垂在胸前，僵硬的金发像草裙的边缘一样沿着深色的根部垂落下来。

我认出了另一个身穿黑色制服、嘴上有小胡子的矮个儿女人，她是夜班女佣，在我们这层楼一个拥挤的小隔间里熨日常裙装和晚礼服。我不明白她是怎么认识多琳的，或者她为什么要帮多琳叫醒我，而不是悄悄把她领回她自己的房间。

看到多琳安静地靠在我怀里，偶尔打几个湿漉漉的嗝，这女人便沿着走廊大步走向她的小隔间——那里面有老式“胜家牌”缝纫机和白色熨板。我想追上她，告诉她我和多琳没有关系，因为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老派的欧洲移民一样严厉、勤奋和正直，让我想起了我的奥地利祖母。

“让我躺下，让我躺下，”多琳喃喃自语，“让我躺下，让我躺下。”

我琢磨着，如果我带多琳跨过门槛进入房间，扶她上床，我就永远也没法摆脱她了。

她整个人都靠在我的胳膊上，身体温暖而柔软，就像一摞枕头。她的脚上套着尖头高跟鞋，在地上拖行，看着很蠢。她对我来说太重了，我不可能把她拖过长长的过道。

我决定把她扔在地毯上，关上并锁好我的门，然后回床上睡觉。等多琳醒来，她不会记得发生了什么，只会认为是她自己在我门前失去了意识，而我当时正在睡觉。她会自己站起来，理智地回她的房间去。

我正把多琳轻轻放到过道的绿色地毯上，她低声呻吟了一声，隔着我的手臂倾身向前。一股褐色的呕吐物从她嘴里喷涌出来，在我脚下汇成一大摊。

多琳顿时变得更重了。她的头垂向那摊呕吐物，几绺金发沾了上去，跟沼泽里的树根似的。我发现她睡着了。于是我收回手，感觉自己也半睡半醒。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有关多琳的决定——我还是会面对她，听她说话，但在内心深处我将和她毫无关系。我的内心会忠于贝齐和她纯洁的朋友们。贝齐才是能与我内心共鸣的人。

我悄悄回到房间，关上门，想想还是没有锁上。我没法让自己这么做。

第二天早上，我在沉闷的、没有阳光的暑热中醒来，穿好衣服，用冷水泼了脸，抹了点口红，然后慢慢打开房门。当时我仍然以为会看到多琳的身体躺在那摊呕吐物中，那是对我肮脏本性的一道见证，丑陋但又确凿无比。

过道里没有人。地毯从过道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另一端，十分干净，永远青翠，只有我门前有一块模糊的、形状不规则的污渍，仿佛有人不小心把一杯水洒在了那里，但又擦干了。

注释

[1]吉特巴舞：又名水兵舞，是一种随着爵士音乐节拍跳的快速四步舞。

[2]1英里≈1609.3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