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斯密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许多结论或观点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对斯密的经济理论的研究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或修正。斯密著作中所包含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理论观点是现代经济学得以发展的源泉，因而，对于斯密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历经200多年仍然绵延不绝。
（一）“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思想
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运行机制，还阐发了他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主张——自由放任。他说：“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策。”[23]
关于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斯密以前的思想家，特别是重农主义者虽也做过论证，但斯密为这一政策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他提出“看不见的手”会使个人追求自利的行为达到促进社会公益的结果；第二，他具体地描绘了资源配置的负反馈机制。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斯密对市场机制的卓越分析喻为“《国富论》王冠上的宝石”。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斯密对市场机制的分析“是一种极其成熟而敏锐的见解”。
斯密对自由放任这一政策主张的论述，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直接反对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和重商主义的独占经营。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中，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垄断独占政策。由于这种垄断独占经营往往受到政府法规的保护，因此，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或立法者能更好地选择运用自己资本的产业部门，政府不必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如果本国产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同外国产业的产品一样低廉，那么，政府的管制显然是无用的。如果比外国进口产品贵，那么，这种管制就是有害的了，因为“那种管制的直接结果，是减少社会的收入，凡是减少社会收入的，一定不会迅速地增加社会的资本；要是听任资本和劳动寻找自然的用途，社会的资本自会迅速地增加”。斯密认为，推行重商主义的奖励贸易、生产和贸易上的垄断、市场独占、关税保护等政策措施，扰乱了“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自动机制，这是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
（二）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斯密从他的自由放任主张出发，要求废除一切特权和限制，建立一个“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24]斯密认为，在这样一个制度的社会里，为了维护自然的自由制度，需要国家的必要职能，即国防、司法和某些公共设施或工程等三项职能。“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25]仅就前两项来看，其目的在于向国民提供自由和安全的环境。第三项职能中，斯密所谓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首先是指为履行前两项职能所需的事业和设施，其次是指为“便利社会商业”所需的事业和设施。他甚至建议强制推行教育：“国家可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那基本教育了。”[26]总之，在斯密看来，政府应对人民的教育加以最切实的注意，“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27]。由此可见，斯密所主张的自然的自由制度，并非全然否定政府的一切介入，有时甚至用“应尽的义务”来说明介入的必要性。
（三）斯密与中国
斯密既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位巨匠，也是一个思想深刻而细致的伦理学家。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斯密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其有生之年，即使在出版了《国富论》这一巨著后，他依然继续进行伦理学的研究，对《道德情操论》的六个版次的修订增补也表明了伦理思想研究在斯密心目中的重要性。况且，斯密的经济思想与伦理思想的关系、《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说史上争论不断的问题。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构成了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决策和经济生活产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研究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已逐步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深入、细致、完整地把握了斯密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其经济伦理思想，才能更深刻完整地理解斯密经济理论的精髓。这对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立足于利他主义，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阐明了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怎样自觉控制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如何自发建立有高尚行为的道德社会。他指出：“富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28]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离不开社会，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而斯密在分析人的道德感形成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风气在道德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契合的，斯密从“公民的幸福生活”入手，而马克思主义着眼于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从根本上说，社会道德要适应其所在社会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斯密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道德的创建时期，斯密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进行理论辩护的过程中，不仅在经济理论上，而且在伦理思想上均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点。把握和区分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及其伦理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伦理文明建设，尤其是经济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为新时代的经济伦理研究提供了初始的理论资源。《国富论》虽然源自英国，却多次提到中国。斯密对中国的判断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根据马可·波罗的游记，古代的中国、埃及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主要优势为农业和制造业，他称中国是土地最肥沃、耕种技术最好、人口最多、人民最勤劳的充分富裕的国家之一。
第二，中国当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斯密认为，与西欧国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相比，当时的中国已然陷入了停滞状态。他指出，在国家变得富裕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应是舒适幸福的；当国家处于停滞状态时，生活资料贫乏，人民生活也较为艰难。而在当时的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地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这就是说，低廉的劳动价格决定了当时中国人民生活资料的贫乏，这是国家停滞的自然征兆。
第三，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在斯密的认知中，中国停滞不前的根源是重视农业而忽视对外贸易。重视发展农业，是因为君主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地租或地税，而农业的兴衰将直接影响他们收入的增减。轻视外贸，表现为“在很长时期忽视或者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到中国的一两个港口进行极为有限的贸易”，这使得中国经济近似于一潭死水，不仅“大大限制了中国通过国外市场的销售来大大提高本国制造品的产量，也失去了学习和模仿他人先进技术的机会”。
《国富论》一书中总结的经济原理和经济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发展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要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关系，正确把握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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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3～12页。
[3] 白永秀、任保平：《影响世界的20位西方经济学家思想述评》，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第46～49页。
[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页。
[5] 聂文军：《亚当·斯密与“亚当·斯密问题”》，《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第18～25页。
[6] 王莹、景枫：《经济学家的道德追问——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17页。
[7] 王莹、景枫：《经济学家的道德追问——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18～22页。
[8] 姚开建主编《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10～117页。
[9]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页。
[10]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12页。
[1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12页。
[1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75页。
[1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5页。
[1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5页。
[1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5页。
[16]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6页。
[1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6页。
[18]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42页。
[19]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44～45页。
[20]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40页。
[2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4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3，第388～389页。
[23]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44页。
[24]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52页。
[2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53页。
[26]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342页。
[27]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344页。
[28]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钦北愚、朱钟棣、沈凯璋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