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末明初“复宋”明流与洪武初年“汉人主体国家”的重建

在长期的族群冲突背景下，主要流行于知识阶层之间的“华夷之辨”，开始在元代的广大汉地弥漫开来，元末汉人在“华夷之辨”的影响之下，逐渐盛行元朝与中国有别的意识。[106]处于社会底层之普通民众，便将生活痛苦转移至族群仇恨之上，元代广大汉地遂普遍流行“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政治舆论，反映出汉地对北人，尤其是蒙古人之种族仇视。“华夷之辨”逐渐成为各支义军发动起义的政治舆论，最终灭亡了元朝。元末汉地爆发叛乱之时，元朝仍然从固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并未有积极笼络南人的举动。“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107]南人于是转向义军，元朝遂逐渐失去南方民心。“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108]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汉人族群包括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族群，因此在元末族群冲突中，汉人中也有非原辽、宋统治族群，而是女真人发动叛乱，他们举起了“复金”的旗帜。至正八年（1348）三月，“辽东锁火奴反，诈称大金子孙，水达达路脱脱禾孙唐兀火鲁火孙讨擒之”。[109]但整体而言，元末族群冲突中，以原辽、宋统治族群的反抗情绪最为激烈。《元典章》记载了后至元年间，回回人对汉人谋反的指控，可以作为一种反映。“汉儿皇帝出世也，赵官家来也，汉儿人一个也不杀，则杀达达、回回，杀底一个没。”[110]杨志玖指出，元末农民战争中，回回并未参与进来。[111]重建汉人王朝是元末汉人的普遍理想，元末一首民谣称：“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112]“古月”是“胡”字分拆，真实反映了这一时代氛围。[113]而明初政权统治群体，在元代属于南人，在元代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相应秉持“华夷之辨”观念。

一方面，“华夷之辨”成为鼓动元末汉人叛乱的政治观念。刘福通北伐军提出了“华夷之辨”的口号。“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114]徐寿辉政权也宣扬“期逐胡虏，以靖中夏”。[115]明玉珍也在即位诏书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豪杰乘时兴驱逐之策。”[116]明侍中杨源上平定云南表，称：“慨念中华之贵，反为左衽之流。”[117]元末江南叛军虽皆首先致力于剪除附近异己势力，不过在口号上却仍标榜“华夷之辨”。如朱元璋与陈友谅作战间隙，尚致书云：“方今取天下之势，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为无策。”[118]

元末义军在建立政权时，国号名称皆附会传统的华夏政权。明玉珍建国为“夏”，张士诚建国为“周”，陈友谅建国为“汉”。两宋作为距离最近的汉人王朝，又灭亡于元，因此成为元末红军主要追溯的对象。陈学霖（Hok-Lam Chan）指出，元、明之际，韩林儿、徐寿辉及此后的朱元璋政权，皆以“复宋”为口号，收揽天下势力。[119]韩山童初起事时，便号称赵氏后裔。“（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韩）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120]韩山童去世后，韩林儿被各支义军奉为共主，建国为宋。韩林儿麾下刘福通在北伐之时，明确标榜恢复宋朝的历史脉络。“中原红军初起时，旗上一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121]

朱元璋属于“汉人”，还是“南人”，目前看来，尚不能说已经完全清楚。朱元璋先世居于沛县。南宋末年，应是躲避战乱的缘故，朱元璋祖父徙居淮北泗州，后其父徙居淮南钟离，[122]朱元璋便在此地出生。

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讳元璋，字国瑞，濠之钟离东乡人也。其先帝颛顼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其后，有徙居句容者，世为大族，人号其里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积善，隐约田里。宋季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钟离之东乡。[123]

这里在记朱元璋祖父徙泗州时，用了“徙家渡淮”的叙述。但这并不是指朱家迁徙到淮河以南。当时泗州处于洪泽湖与淮河之间（泗州现已被洪泽湖淹没），洪泽湖水系是淮河的支系，故而实录史官用了此称。其实南宋与金的分界线是淮河主体，故而朱家尽管渡过洪泽湖，但仍在淮河以北，属于元朝所划分的四大类别中的“汉人”，而非“南人”。钟离在淮河以南，但朱家移至此地后，身份属性是否随之更改，并不清楚。但朱元璋集团中其他人物，多为定远人，定远人属于淮南“南人”无疑。

朱元璋最初属龙凤政权，也打出“复宋”旗帜。“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上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124]在攻占太平路后，龙凤政权追溯宋太宗年号“太平兴国”，将以朱元璋为首的最高统帅机构改名为“太平兴国翼元帅府”。[125]事实上这一现象十分普遍。元末御史彻彻帖木儿等奏：“河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126]如果说各南方政权所谓“复宋”，主要是一种口号，当时士人却未尝无抱真切希望者。“（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太祖命分省都事孙炎为处州总制。龙泉人叶子奇上炎书曰：‘洪惟圣宋之重兴，实由天厌于元德，命兹宅中于华夏，宜当修德以应天。切谓复圣宋之治，其纲条之大者有八……’”[127]

另一方面，“华夷之辨”成为继元朝而起的明朝进一步开拓进取的思想负担。明初一扫中唐以后汉人积弱不振之局面，武力昂扬，宋濂在北伐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并认为“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明军北上灭元是“雪中国之耻”[128]的举动，显然延续了两宋“华夷之辨种族论”立场，反映了两宋以来汉人被异民族长期压制的耻辱心理。洪武时期明军屡次北征，发动以“永清沙漠”为主旨的战役，可视作中唐以来汉人在边疆长期被动之后的深入反扑。徐达所上《平沙漠表》，便含有收回五代以来汉人故地的意味。“齐鲁十二之山河兼旬俱下，幽蓟百年之腥秽一旦廓清，既驱毡毳之群，遂复衣冠之治。”[129]而在颁给琉球的诏书中，明朝明确表露了收复汉人政权传统疆域的自豪感。“自元政不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130]

开国之后，朱元璋虽然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并认为元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131]但其思想主体仍是从“华夷之辨”的立场出发，批判元朝。朱元璋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了这一立场。他不仅对廷臣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132]而且在祭李思齐文中称：“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民主。”[133]更多次运用诏书的形式，在国内外公开表达“华夷之辨”观念。在国内所颁诏书如，洪武二年（1369）正月颁诏，曰：“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期胡人入据，已及百年！”[134]洪武七年谕大理诏曰：“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135]洪武九年正月颁诏，曰：“曩因元主华夏，民无的主，已经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复我中土，继我圣人之位，建都炎方，于今九年矣。”[136]诏谕云南、蒙古也曰：“朕起布衣，挺身奋臂，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不庭，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北清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137]洪武元年四月，敕谕前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也曰：“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138]洪武二年再谕孔克坚，更表达了这一意思：“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义礼。今朕统一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化风，以兴治教。”[139]对外所颁诏书如，颁高丽诏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140]颁日本诏曰：“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兴忿！”[141]颁占城诏曰：“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既已发兵讨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142]颁其他国家诏书，也多此类语。[143]

因此，朱元璋出于安抚境内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虑，在北伐檄文中，明确表示过容纳的意愿。“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144]此后也不断有类似的表达。“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体擢用。”[145]军队中也有蒙古人、色目人。“乙亥，以故元鞑靼、色目将士在军中者六百六十一人为先锋。”[146]出于招抚北元部落的目的，曾一时宣扬过“华夷无间”。[147]但基本立场无疑是以“华夷之辨”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明朝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所在。[148]在以上诏书中，也是将蒙古人、色目人作为普通民众之外的一个独特群体，加以对待。在占领大都后所颁布的诏书中，仍将蒙古人、色目人置于与北元、故元旧官同样的序列。[149]

故而，尽管明初的族群冲突由于当时许多士人感念元朝，未能较多地以文字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意识却是实际存在的。部分汉人士人尽管可以私下感念元朝，但在公开场合却仍然需要标榜“华夷之辨”的事实，这折射出当时“华夷之辨”是官方与社会舆论的主导论调。

在“华夷之辨”观念影响下，朱元璋竭力将蒙元“内北国而外中国”的政治立场倒转过来，重建“汉人主体国家”。他虽然多次宣扬自己“君主华夷”[150]“统驭华夷”[151]的地位，但其实是以汉人为主体，将边疆族群置于政权的外围。洪武元年二月，明朝刚建国，朱元璋便亲自颁布“禁胡服、胡语、胡姓”[152]政策，给留于明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带来了很大压力，这通过一些留于明境的蒙古人、色目人打算更改姓氏便可以看得出来。而在西南地区，广泛流传着伴随元明易代，蒙古后裔改姓余即“铁改余”的传说。[153]虽然洪武三年，明朝禁止蒙古人、色目人更易姓氏，但似乎并无成效。

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154]

这才有了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上疏，请求恢复蒙古人、色目人姓氏的举动。

《春秋》之法，内中国而外夷狄。盖中国者阳也，夷狄者阴也。臣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可以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155]

对于曾秉正的观点，朱元璋十分赞同。“上嘉之，遂召赴京师，擢为思文监丞。”[156]

在制度建设上，朱元璋也提出了恢复汉人旧制的口号。“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会集群臣，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157]在具体实行方面，也确实进行了许多的实践，比如以相当大的精力重新考订唐、宋礼法，并且恢复华夏冠服。“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颁行天下。初，上既即位，更定制度，凡官民男女衣冠服饰，悉复中国之制。”[158]

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159]

对于如何安置归附的蒙古人，朱元璋也表现出防范的态度。洪武前期，朱元璋出于招抚蒙古部落的考虑，在处理归附的蒙古人时，主张顺其性情，安置在近边地区。洪武三年，中书省提出将归附之蒙古部落安置于内地，以防止其发动叛乱。“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160]朱元璋却决定将其安置于近边地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161]

但洪武十一年二月，“己未，凉州卫奏所获故元官二十五人，甘肃降人一千九百六十口”。[162]朱元璋却开始将之内徙。“上曰：‘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今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于是，徙其众于平凉府，给粮赡之。”[163]洪武后期，纳哈出归降明朝后，朱元璋最初有就地安置，与汉军混编的打算。“其本管将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如北平、潮河川、大宁、全宁、口南口北旧居之人，立成卫分，与汉军杂处。若沈阳、崖头、闾山愿居者亦许，与辽东军参住，从便耕牧，务令人心安乐，不致失所。”[164]但对其猜忌、防范的心理却越来越强，最终将其中一小部分安置于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165]大部分内徙于山东，“与军伍错居”。[166]当年二月，进一步命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将所辖辽东都司等军队中的“降胡”，全部清出，徙于内地。“丁卯，命中军、左军二都督府移文所属都司，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地，仍隶各卫所编伍，每丁男月给米一石。”[167]

同样，北部边疆其他都司虽仍在军队中保留“降胡”，但却对之一样开始加强限制与防范。在给三子晋王的密旨中，朱元璋多次要求其防范军队中的“胡人”。“（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奉天殿早朝，钦奉圣旨：达军入伍一万，须要许多汉军入伍。”[168]“（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一件，达军入伍，换出汉军来，也立成队伍。”[169]“（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初四日早朝于奉天殿，钦奉圣旨：……一，各都司、卫所有安插达军，务要抚恤停当，关防镇〔缜〕密，不许与汉军一体差拨，生事挠扰。其汉军衣甲，须要常川齐整。”[170]“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承奉刘二哥、内使黄十三钦赍圣旨，记事二件……一件，队伍内胡人，用心堤备。外用牢笼，内必多机以备。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171]鉴于“降胡”有降而复叛者，开始更多地将归附蒙古人内徙于京师与腹地。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人有告燕山中护卫指挥使阿鲁帖木儿、留守中卫指挥使乃儿不花有逆谋。上曰：‘二人之来归也，朕知其才可用，故任之不疑。今反侧乃尔！何胡人之心不诚如是乎？’命军中察实以闻”。[172]

对于明朝代元，重建“汉人主体国家”的族群冲突意味，明初时人多有阐发。洪武时儒士沈士荣上疏指出，朱元璋消灭元朝一举扫除了自汉代以来中原王朝被北方族群压制的历史耻辱。“皇上翦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于水火之中，奠四海于枕席之安，驱夷狄、复中夏，为汉、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虏之耻，臣窃为千古豪杰庆快无已。”[173]解缙也指出朱元璋功迈汉唐。“陛下挺生南服，一统华夷，功高万古，此放勋也。得国之正，皆非汉、唐、宋所及。”[174]建文朝高巍认为朱元璋建立这一历史伟业，只能用上天授意来解释。“若我太祖皇帝，乘胡元乱极思治理之机，提一旅于凤阳，挥三尺于马上，兵不血刃，席卷驱逐，群雄屏迹，奄有华夏，是岂智力之所能？实应乎天也。”[175]永乐年间李景隆等进《明太祖实录》，便称赞朱元璋：“比于近古，邈然罕俦。汉高年不登于中寿，光武运仅绍于中兴，唐高祖因隋之资，宋太祖承周之业，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176]明宣宗给予朱元璋很高评价，也认为其功迈汉唐。

戊午，上御武英殿，偶与侍臣论汉以下创业诸君。侍臣有言汉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权力袭取天下，唐太宗惭德尤多。汉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礼文制度不修，我太祖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国先王之教，要为过之。”侍臣皆叩首以为至论。[177]

明中后期，蒙古在北部边疆对明朝构成越来越沉重的压力，时人鉴于这一时代背景，进一步激发“华夷之辨”观念，从而将朱元璋逐元建明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放大。成化十一年（1475），耀州复建州学，伍福作记，指出朱元璋将中国历史道路从北方族群之歧途，重新引领入汉人传统政治秩序。“天眷皇明，抚有万方，弘开景运，洗金、元腥膻之气习，复五代、三王之文明。”[178]成化末年，丘濬撰成《大学衍义补》，上呈明宪宗，在为“《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作注时，同样表达了这一观念。丘濬指出，朱元璋扭转了五代以来北方族群入侵之潮流，功绩超过管仲、汉高祖与唐太宗。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臣尝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见我圣祖之有功于天地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国之诸侯也。汉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国之天子也。我圣祖除去胡元，恢复帝王之境土，重阐中国之彝伦。其功较之二君一臣，大小轻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晋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宋靖康之变，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鞑靼又混华夏。至于我圣祖洪武开国之春，幽燕沦于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变为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复归于中国，治教于是乎大明，彝伦于是乎复古。臣恒谓天地开辟以来，夷狄乱华之祸，莫甚于胡元。盖中国全为胡有者几百年，我圣祖始复而有之。[179]

在为刘渊事迹作注时，甚至认为朱元璋结束了“五胡乱华”以来的北族内侵潮流。

以夷之性，因华之俗，用戎狄之猛鸷，假中国之位号，而华人之不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尤甚，其祸尤惨。观诸（刘）渊、（刘）聪，可鉴也已。自是以后，夷狄之祸比汉魏以前为甚。滥觞于元魏，洋溢于辽金，滔天于蒙古，极矣。不有圣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尽有夷而无华哉！盖天地开辟以来一大祸也。我圣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180]

他还认为朱元璋重新确立了华夷秩序，回到族群地理的常态格局。

内外之疆域，截然有定限；华夷之伦类，秩然有定所，百有余年矣。臣读我圣祖未登极之先，传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临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既登极之后，御制大诰，有曰：“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言语不通。”其所以丁宁谆切，为天下臣民告者，至矣尽矣。盖欲天下后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渐，以为千万世之防也。[181]

正德时期，皇甫录认为明朝取代元朝，洗刷了汉人的耻辱。“万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秽于夷狄者百年，一旦取而复之。”[182]嘉靖时期，俺答统一了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区，全面威逼明朝，促使明蒙对立进一步加剧。时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强调与提升朱元璋驱元建明的历史意义。嘉靖七年（1528），有人指出，蒙元完全打破了汉人文明统治秩序，是中国古代最大之历史剧变。“且昔之入主者，颇皆用夏贵儒，惟元不然，此其为秽，尤使人涕泗沾臆。夫其祸胎之远如此，播恶之广如此，奄及百年不知变革如此！当是时也，熏蒸融液，无地非狄，若将不可复易者。”[183]有赖于朱元璋，这一统治秩序才完全恢复过来。“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布衣，曾未十年一扫而空之。于是海宇清而纲常复，儒术重而道学崇，斟酌百王，以大备一代之制，尽还诸夏之风。”[184]嘉靖十年三月朔明世宗所颁布的敕谕，也表彰了朱元璋恢复汉人文明的历史功绩。“朕仰惟太祖肇创洪图，奠清宇宙，扫除腥秽，复我文明。克享天心，君临亿兆，必自上世之积，乃出中夏之元圣。”[185]同年，礼部也奏：“臣惟胡元主中国，振古所未有之变也；我圣祖出而扫除之，振古所未有之君也。”[186]陆楫称：“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恢复中华之正统，人谓辟乾坤于再造，功高汤武，不但迈汉、唐、宋而已。愚以为此固天命圣神，为千古除凶，为百王雪耻，无足异者。”[187]归有光在制策中称：

慨自胡元入主中国，天下腥膻者垂百年。既而运穷数极，天闵斯人之乱，于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祸，而援生民之溺。数年之间，定金陵，平吴会，克荆、襄、闽、广，胡虏不战而窜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来所未有之勋，而圣人独禀全智，功高万古，神谟庙算，有非他人所能赞其万一者。[188]

陈全之甚至由此将朱元璋奉为比肩尧舜之圣王。“皇祖之攘元胡，功大于汤武，道光乎尧舜，义祖于《春秋》。於乎！百世以俟圣人，蔑以尚之矣。”[189]

入清之后，虽不再强调“华夷之辨”，但明人对朱元璋的崇高评价，仍然影响了清朝诸帝对朱元璋的判断，清朝诸帝多认为朱元璋的历史地位超过了前代帝王。如雍正帝曰：“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统一方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君之所未及。”[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