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传记性史料”的定位与“史料”理念的阐释

关于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传记性史料”这一结论并不难理解，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曾在论析现代文学史料的过程中言及两者的关系。早于1985年，马良春就曾在其《关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中，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

第二类：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年表）、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

第三类：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

第四类：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全集、文集、选集）、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

第五类：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第六类：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

第七类：考辨性史料。考辨工作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在各种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考辨性史料著述。[27]

其中，“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的看法，与当下传记研究中的一般作家传记基本一致。按照刘增杰的说法：“马良春的设想提出后，虽然在学理上没有引起大的讨论，但在教学实践中，却推动许多高等学校相继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文献学）课程，并先后提出了一些史料分类的实施草案。”[28]以刘增杰所在的河南大学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大学中文系就曾“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存在形态，参照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类型的研究成果”，在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出的学习书目中，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分为七类。这七类和马良春的分类有所不同，其中“第六类：作家年谱、传记、回忆录史料”属于“传记性史料”，但突出了年谱、回忆录史料，而书信、日记属于广义“自传”的史料被置于“第二类：中国现代文学别集”，即“是收录一家作品的集子，包括作家全集、作家文集、作家选集”[29]在内。

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一种史料，还可以从更广的范围加以确定，如在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一书中，“中国文学史料”就被分为八种，其中第三类是“作家传记资料”，“包括传记专书和散见于正史、别史、杂史、姓氏书、题名碑录、方志、家谱、笔记、文集、报刊、回忆录中涉及作家事迹的资料。传记资料由本人记述（如自传、自订年谱、日记等）或亲属、师友记述的，史料价值一般较高。但大部分传记为后人搜集已有文献资料整理而成”[30]。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一种史料当然还可以扩展至更大的范围，但由于其已经可以在更为具体、明确的范畴内得到确证，再依据从小到大的范围加以推论已无太多必要。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传记性史料”，具有史料的一般特质，决定了可以从史料角度设置问题展开研究，这一点是本书的立论前提与基础。

结论虽然如此，但现当代诗人传记和史料毕竟从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两者在“叠加”之后会产生新的问题域。如果说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传记性史料”已为本书提供了论说的前提，那么，“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要解决的显然已超越这一层次，进入“如何史料”“怎样问题”等层面。鉴于学界很多研究者一直对史料研究存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笔者首先要明确的是“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不是简单的关于现当代诗人传记的搜集和整理，而是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现当代诗人传记这一“传记性史料”的价值和实践进行阐释，在揭示其问题的过程中对诗人、作品研究及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提供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有建设性、启发性的观点和思路。唯其如此，现当代诗人传记之“史料”才不会孤立、僵化，才会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成为研究现当代诗歌和编撰现当代诗歌史及现当代文学史的客观依据。

除对“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进行总体阐释之外，还应当对本书所言的“史料”进行简单的交代与说明。这是因为与现当代诗人传记“交叉”而成的“史料”已变得更为具体、明确、集中。按照《中国文学史料学》中的说法：

史料，是历史遗留物，是过去的事物得以流传于后世的实物资料、语言资料……

往事得以流传于后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文字记录的传递，实物的遗存，口耳相传。历史学家据以研究历史和编纂史书所用的资料，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它们分别被称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文字史料，指书籍、报刊、档案等。史料学家所利用的，大部分是文字史料。

实物史料，指历史上的事物以其固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者，包括地面保存和地下发掘的遗迹、遗物。

口述史料，又称口碑或口传史料。人类在发明文字前，史事主要靠口耳相传；即使在文字发明后，口述史料也仍然是史家所关注的。[31]

上述文字在揭示史料含义的同时，也对史料存在的形态进行了分类。现当代诗人传记就其存在的形态来说基本是文字史料，即使部分纳入自传范畴的文本可以归类于回忆录、口述史，但由于其最终是由文字和文本形态表现出来的，所以仍没有摆脱文字史料的范畴。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和“史料”关系密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献”概念，本书选择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史料概念，以涵盖具体表现更为复杂多样的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是一个比“文献”更广的概念，“史料”中的“文字史料”部分基本与“文献”概念相同，而这也正是当下部分研究者常常使用更为直观、明确的“文献史料”概念的重要原因。“史料”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有区别的，且在应用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但若置于现当代文学的视野之中，两者的界限则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因为现当代文学中的“史料”基本是或者说都已转化为“文字史料”，而现代汉语的句法、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印刷技术等客观存在的条件，也使“史料”和“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不易建构起独立的体系。

与结合具体形态明确现当代诗人传记主要是文字史料相一致的，是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必然要呈现现当代诗人传记这一史料本身的价值构成以及影响史料价值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结合前文对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一种史料寻找理论依据的论述，我们不难判断现当代诗人传记具有史料价值，但在具有史料价值的同时，还有价值多寡的问题。由于现当代诗人传记数量越来越多，其史料价值的多与寡、有与无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这一问题会在本书以后的章节做详细阐述，此处只进行简单的概述。出于学术研究的一种习惯性观念，我们在谈及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时往往偏重、突出那些史料价值大的文本，然而，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则不难发现既然我们阐释的对象是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那么，无论史料价值如何，都可以作为史料问题的一个方面，进而展现其范围与边界的宽度与广度。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就是要揭示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史料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决定了阐释的结构，而且决定了阐释的方法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