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中国总供给曲线的统计描述与逻辑分析

——基于近现代“总供求态势”视角的研究

陶一桃 刘巍[1]

内容提要：本文从总供求态势入手，将1887～201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轨迹按总供求态势划分为供给约束型（或称短缺经济）和需求约束型（或称订单经济）两个阶段。我们发现，在供给约束型阶段，短期AS曲线基本上与横轴垂直（非常陡峭），而长期AS曲线的形状却是很不规则的。在需求约束型阶段，短期AS曲线与凯恩斯经济学相似，先与横轴平行（非常平缓），在拐点之后变陡。但曲线在拐点之后的陡峭部分是两个短期转换过程中的总供给结构调整期，并非长期AS曲线，长期AS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美国和日本各阶段的经验支持本文的判断，不支持主流经济学“长期AS曲线与横轴垂直”的结论。中美日三国的证据表明，主流经济学对总供给曲线的推断有一定的偏颇。

关键词：总供给曲线 供给约束型 需求约束型

总供给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对短期和长期总供给曲线性质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分析其他宏观经济问题提供必要条件。主流经济学（多恩布什等，2000）对总供给曲线的解释忽视了总供求态势问题，即市场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还是需求约束型经济中，笼统认为短期总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长期总供给曲线则与横轴垂直。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界从宏观经济运行视角研究近代中国总供给的文献不多见。以几项著名研究为例，巫宝三（2011）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收入的估算和张仲礼（2001）对1887年国民收入的估算，属于统计范畴的国民收入核算研究；许涤新和吴承明（2003）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美国学者罗斯基（Rawski，1989）对抗战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刘佛丁等（1997）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美国学者费维恺（费正清，1994）对民国时期经济的研究，均未能从宏观经济运行视角对近代中国的总供给做逻辑判断层面的分析。刘巍（2010，2015）对近代中国的总供给做了初步分析，认为总供给曲线的斜度比较陡峭，属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范畴。该文虽未涉及近代中国总供给曲线的短期和长期问题，但首次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总供求态势。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很快就实行了计划经济制度，加之后一阶段的“文革”时期经济建设不正常，所以，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总供给问题的文献非常少，对总供给问题研究的时间起点大都选定了1978年。余永定（2002）根据中国的制度性特点和加总技术问题，推导出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服从均匀分布情况下的总供给曲线，并认为这种总供给曲线具有许多传统总供给曲线不具备的新性质。胡乃武和孙稳存（2003）用数量分析工具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短期总供给曲线与新凯恩斯主义总供给曲线在结构上一致（即向右上方倾斜），并无其他变形。何运信和曾令华（2004）认为，中国1985～2002年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但不稳定。在史晋川（1994）所做的逻辑分析中，也认为中国（从文献的语境看，应该是改革开放到1994年——引者注）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杨学林（1989）的研究虽然较早，但很有意思。该文认为中国经济（指1978～1989年——引者注）是非均质的，假定A部门供给曲线价格弹性较小，而B部门供给曲线价格弹性较大。这样一来，凯恩斯经济学既不能给予正确的描述，也不能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和管理操作。然而，杨学林的结论并未引起后来文献的重视，尤其在一些使用数量分析工具的文献中，几乎无人在模型设定时考虑这一因素。刘巍（2011）认为，新中国的总供给曲线在1995～1996年时段发生了性质改变，由先前的“供给约束型经济”过渡到了“需求约束型经济”，即前者符合“古典情形”，斜度非常陡峭，价格弹性较小；后者斜度平缓，价格弹性较大。但是，和作者2010年的文献一样，该文也未涉及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果最终都是在总供给一侧体现出来的，各国学界和经济当局都应该对AS曲线的形状有清楚的认识。但从既有文献考察，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对不同总供求态势下的中国长短期AS曲线做出完善的逻辑分析，且对AS曲线形状的判断不统一，这对制定有效的调控政策是不利的。本文拟尝试在以下几方面做初步讨论，就教于方家：第一，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和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中国的长短期AS曲线分别是什么形状，个中逻辑如何；第二，中国的长期和短期AS曲线形状是中国独有的还是和其他主要国家基本一致，本文拟与日本和美国相关时期做比较分析；第三，主流经济学对AS曲线的判断是否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