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传播学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中国开始出现“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务工的主力军。

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起初钟摆式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城乡迁移的命运。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延续着父辈的迁移之路，怀揣改变命运的热切希望，被裹挟在社会极速前进的步伐里，成为茫茫城市人海中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其流动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时代中的个体，其生命历程自然受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首先，与新生代农民工密切相关的变化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松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实行了一套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将全体公民分为两个基本的系统：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与此对应，持有两种不同户口的居民享受不同的公民待遇，因此户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成为城乡二元利益分配格局的制度基础。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格局，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往异常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日渐松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已经开始从二元结构转向三元结构，而进城农民工是形成三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1]要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背景，就需要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城市社会结构的断裂，[2]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制度的变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来去城市提供了便利。

其次，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拓展，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契机。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使农民可以通过市场配置与引导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尤其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使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对农民工的需求量也日益扩大，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准备了条件。

最后，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农民工政策经历了不断的调整。政治上的关照使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整体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自由和发展的机会。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颁布了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认定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地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2006年，国务院又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2008年下半年，主要针对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社保关系全国转接方案出台。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透过这样渐进性的政策转变，足见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点关注。这也为该群体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但是，尽管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不断开放和包容，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大，但这仍然无法掩盖他们作为城市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重重阻碍。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不足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提供最基本的公平机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能力。同城市居民相比，他们仍然面临着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低、享受的工作权利和福利少、社会保障不足等诸多困境。现行社会政策中，还存在不少障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和城市融入产生着消极影响。再加上劳动力市场逐渐饱和，以及日常生活中依然有一部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文化歧视，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壁垒，使农民工获得同城市居民无异的生存权利和生活环境，依旧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一个迫切需要重视的社会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今后的社会转型和变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适应问题逐渐显现。该群体如何实现自身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转变，并重构现代性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从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成为中国学术界及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一 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备受关注的现实课题

在农民工进入并逐渐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节，从而顺应所处的生存环境。这一过程也就是农民工进城后的城市适应。《社会学词典》对“适应行为”的解释是：“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业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3]由此可见，所谓进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他们在新的城市环境下的继续社会化。

关于移民或流动人群的城市适应问题，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颇多。经典城市社会学很早就注意研究移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和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沃思、甘斯分别对城市性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高斯席德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适应过程的探讨，等等。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等等。虽然国外有关（跨国）移民的研究，不完全同于中国的农民工进城，但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对中国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并涌现了不少出色的成果。如李培林[4]、周晓虹[5]、江立华[6]等学者基于现代性视角的研究，强调农民从传统向现代、从乡土向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变的过程和变化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现代性特征。朱力[7]、王燕华等[8]学者则基于社会化的视角，认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渡阶段，“城市化”“再社会化”甚至“同化”是其重要环节，并提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而王春光[9]、陈丰[10]、许传新[11]等学者对此持较为谨慎的态度，着重探讨了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不彻底社会化现象，并将城市中的农民工界定为“双重边缘人”，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呈现“半城市化”“虚城市化”以及“落地未生根”的现象。

李强[12]、王春光[13]、潘泽泉[14]、郭星华和储卉娟[15]、周明宝[16]等学者则基于社会互动与冲突的视角，围绕“社会冲突”“社会认同”“社会排斥”“社会距离”“文化适应”等核心概念，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的城乡融合与城市适应问题。另外，渠敬东[17]、李汉林[18]、符平[19]等学者则分别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生活世界”的角度，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余研究则大多从制度层面、经济层面、法律层面、政治参与层面，描述和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障碍、内容、保障、趋势和对策等。应该说，上述前人的研究探索与重要成果为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

不过，现有关于农民工及其城市适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维度被相对忽视，相关方面的课题研究及成果的数量也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传统大众传媒、新媒体等各种媒介的作用与地位不相匹配。而且这些学科的有关研究几乎忽略了媒介在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作用。

近年来，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中国传媒水平快速提高，特别是在城市，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全天候、全方位、多层次地覆盖了每个角落，且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移民”群体，也必然身处这样一个信息传播水平高度发达的媒介环境中。而且，真正考虑起来，大众传播媒介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同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使得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对农民工的影响往往比对其他阶层成员的影响更为强烈，会不可避免地给农民工的城市经历与认知带来冲击，促发其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改变，加速其继续社会化的进程，进而有助于其积极融入城市生活。[20]因此，鉴于现代大众传媒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对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工与大众传媒的关系进行研究，理应成为传播学的研究重点。

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民工媒介报道与媒介形象建构的文本分析。如陈红梅[21]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的网络文本分析，李红涛等[22]对农民工群体媒体投影的社会处境再现的研究，李艳红[23]对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王芳[24]等对《人民日报》报道农民工的研究，等等。

二是有关农民工的传媒歧视与传播偏见的媒介批判。如许向东[25]认为农民工报道中的偏见与冷漠，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阶层间的偏见与歧视；黄达安[26]则指出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存在“妖魔化”农民工的倾向，这种妖魔化在客观上隐藏着一种话语暴力，反映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许学峰等[27]通过对城市农民工群体传媒境遇及其成因的分析，发现农民工传播地位的变迁落后于社会地位的变迁。

三是有关农民工媒介接触及其媒介素养的调查。如陶建杰[28]通过问卷调查，描绘了上海市徐汇区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接触行为；汤晓羽[29]对南京及其周边6个城市农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进行了呈现；梁媛等[30]、李红艳[31]分别对湖南长沙、北京地区农民工媒介使用与信息获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等等。

四是关于弱势群体话语权及媒介表达权的研究。如卫夙瑾[32]以农民工跳楼秀为例，对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进行了论述；段京肃[33]通过阶层分化的视角，对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媒介控制权和使用权进行了论述；李艳红[34]对欧美传播研究视野中新闻传媒与弱势社群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进行了介绍；周海涛[35]、杨敦显[36]等分别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表达与传媒关系进行了研究。

五是有关大众传媒对农民工观念及其社会化影响力的探讨。如陶建杰[37]以上海市徐汇区为样本，对农民工的一般观念、消费观、维权观、婚恋观、留沪观等方面做了实证调查；王小红[38]对大众传媒对农村转移人员城市化的城市生存环境优化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杨尚鸿等[39]以传播学为切入点，对大众传媒怎样引导农民工继续社会化做了论述。不过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与上述几个方面相比少了很多。

除此之外，不少学者并未局限于大众传媒视角，还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对农民工城乡流动中的传播现象及传播作用进行了分析。这对大众传媒与农民工城市适应关系的研究应该是个很好的补充。

尽管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维度逐步引入农民工乃至“三农”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上述不俗的研究进展与出色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掩盖不了新闻传播学界对农民工问题的“漠视”和关注领域的“狭窄”。就现有研究的总体来看，尚存在理论研究、状况描述、对策讨论偏多，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以及从实践中提炼概念和理论的研究偏少的不足。

纵观各个学科这二十多年来有关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发现，传播学自始至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席。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他学科便开始关注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传播学直到2003年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农民工研究渐成风潮之后，才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前期的整体缺席导致传播学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根基十分薄弱。而此后十年传播学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脱离一般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范畴，绝大部分研究仅仅依托于媒介文本的建构，涉及更具体传播形态、更真切社会现实的讨论凤毛麟角，从而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束缚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相比，传播学在这一议题上依然是部分缺席的。这种缺席也一直延伸至今，未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比较突出的是，在研究视角上，单纯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功能切入的研究偏多，而相对缺乏大众传媒在农民工现代性成长、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40]在研究内容上，传播学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这种具体的传播形态上的，大众传媒似乎是无法脱离的研究对象。其实，这样的研究太局限于媒介的具体载体，过多地聚焦在媒介的表层效果，始终没有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放置于一个广阔的传播环境中，综合各种传播要素来进行深入探讨。

二 聚焦媒介：传播学视野下农民工的城市生存实践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不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心理形态和行为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41]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长环境、文化素质、城市预期等与第一代或父辈农民工有着较大的区别，其外出动机、留城意愿、适应城市的主动性、与城市居民的沟通机会和能力等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在知识储备、行动能力、现代文明意识、权利观念等方面的进步，必然有助于促进其城市适应的进程，增加其融入城市的可能。

因此，对于新时期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忽视农民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作为理性主体创造自己生活世界和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也没有必要过于强调农民工对于城市文明、现代性和市民参照群体的简单依赖和线性关系，而忽视乡土记忆、城市体验、现实处境、舆论环境等场域因素互为建构的重要影响；更没有必要过于夸大二元对立模式、城乡居民冲突与社会刻板印象等阻碍农民工城市化的不利因素和农民工被结构化的一面，而忽视农民工与包括媒介环境在内的城市环境的频繁接触、良性互动以及处于信息社会中的城市认知、资本获取等有助于其现代性增长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力量。

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动机、媒介消费能力、信息获取渠道、自身媒介素养等也在发生着变化。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普及，必然使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观念变革、现代性生成、城市化、继续社会化、身份认同等若干指标的变化产生关键性作用。而且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其他因素相比，大众传媒的角色地位、功能发挥将愈发凸显。

实际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和障碍有很多，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除大众传媒之外其他诸多媒介的重要影响和关键作用，我们希望能够在控制“制度”变量的前提下，引入“媒介”的变量，着重考察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不应一味沉浸在媒介文本所再现的虚拟世界中，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范围，而是应当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将媒介视作改变社会、重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来看待。我们需要认识到，城市适应是一个以人为核心，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角度进行研究，从关注农民工进城前后受媒介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42]

首先，需要关注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密切相关的指标研究，即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后城市期望、身份认同、乡土记忆、城市体验、留城意愿及城市认同感和归宿感等指标变化之影响的研究。其次，需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不同层次研究，即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探讨大众传媒对他们在信息服务的使用与满足、媒介话语权、社会网络与文化资本、现代性增长与城市性习得方面的影响，以及所带来的城市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浅入深的城市适应等。再次，有必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媒介环境研究，即他们所接触的城市媒介生态环境研究，如媒介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城市适应支持力量、不同类型媒体的使用所带来的知沟问题等。最后，还应着重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生活实践研究，即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依据城市适应的相关指标，在媒介生态环境背景下，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从不适应到适应，或从尝试适应到难以适应的日常生活实践，对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地区或成长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日常活动、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进行情境分析，从而提供各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具体形象、鲜活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城市适应情境下的实践逻辑。[43]

有学者提出，只有从一种实践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城市适应议题，才有望在农民工研究的经验和理论上获取新的研究突破。具体而言，实践社会学要求我们重视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野与经验事实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关注普通行动者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历史与现实意涵，力求避免忽视普通社会成员的自主能动性和行动策略。也就是说，要重视和面向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农民工，而不是以往研究中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抽象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就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经验事实本身，遵从发现的逻辑来深入理解和分析作为行动者的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内涵和意义，力求发现作为群体成员的农民工个体与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的互动关系；通过考察个体的生活体验和实践逻辑，管窥群体的特征与一般社会过程和社会事实。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结果或某个时空节点上的静止状态，而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一种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城市居民、新生代农民工等多方博弈与共同理解的过程，一种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众多影响因素互动与建构的过程，一种能够不断体现城市适应的各方主体具有能动性、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的过程。只有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工作和生活开展深入细致的考察，将以往抽象的农民工转化为依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的、具体的农民工，才能进一步推动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因此，传播学视野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主要应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媒介使用与生活实践为经验研究，并突破结构论、行动论、制度论的分析范式，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社会学的修辞来管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背后现代性的生成及其生存逻辑，从而探讨“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相互解构与重构的动态互动关系。

之所以需要重视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去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议题，主要是基于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对人们现代性的重要影响的启发。英克尔斯曾对此做过经典论述：“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展示新的行为方式；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大的现代性。”[44]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这二十年间，城市媒介环境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们的媒介使用动机、媒介消费能力、信息获取渠道、自身媒介素养也在发生变化。身处这样一个信息传播水平高度发达的媒介环境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认知、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现代性生成、城市化和社会化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冲击，进而其城市适应状态也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媒介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传播学的视角去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展现媒介营造的虚拟世界中所描摹的群体印象，更在于重新认识媒介在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接触、良性互动过程中作为促进其现代性增长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化力量的重要角色，以及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其研究意义在于：在社会实践层面，以发现和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在与媒介的动态关联中，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充分关切媒介对城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合的影响，使研究成果对新时期国家倡导的“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让城市更好地接纳新生代农民工”起到实质性的帮助；在学术价值层面，围绕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与弱势人群媒介使用效果的实证研究，并通过面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传播学视野，并力争为完善和创新中国乡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做贡献。

三 质的研究：走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

在资料收集方法的运用方面，目前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使用较多的是问卷调查、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多数研究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特别是面对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农民工，容易忽视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野与经验事实本身的重要性。实际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45]就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其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或许才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所以，只有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进城农民工的流动、工作和生活开展深入细致的考察，将以往抽象的农民工转化为依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的、具体的农民工，才能有望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进一步推动媒介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

所谓质的研究方法[46]，即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对其适应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具体研究可以参照“过程—事件”分析方法[47]，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通过“流动式跟踪调查”，介入农民工的空间流动与城市适应过程，体验农民工真实的“城市生活”，走进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从而观察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两者关系的实践形态，并深入了解处于实践状态中的关系发展演变的整体状况。

其中，“流动式跟踪调查”即对新生代农民工“离乡—进城—留城或返乡”的线性或循环流动过程进行全程式的跟踪调查，了解并记录其每个空间变化与适应环节的生存策略、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身份认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乡土记忆、城市体验、文化活动、社会关系等指标的正向或负向的微妙变化直至明显变革，以及这些变化或变革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受媒介的影响。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学界现有的观点不尽一致。王春光于2001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在2003年将其修正为两层含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差别；二是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务农经历较少，而外出动机发生了根本性转向。[48]在此，我们主要按照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做界定，因为当前距离王春光提出这一概念已经十年有余，当时研究所指的第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如今已过而立之年，正在从新生代向中生代过渡。因此本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涵盖最老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不断更新换代的最年轻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1995年以后）。也就是说，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岁到36岁之间，户口还在农村，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到城市打工的青年农民工。

在确定了研究对象之后，如前文所述，本研究选择采用质的研究方法[49]，收集和分析经验研究材料，力图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工作和生活开展深入细致考察，将以往抽象的农民工转化为依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的、具体的农民工。使用这种路径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本研究的适用性。本研究试图克服以往农民工研究存在的抽象化、数据化等弊端，描绘他们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工作场景，以及在具体情境下的实践逻辑。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问卷调查和统计方法断然无法窥视研究对象的全貌，更容易忽视日常生活中那些不经细致观察不易发现的隐秘逻辑。[50]而使用质的研究方法，不但能够使我们获取定量研究所无法得到的经验材料，完整展现新生代农民工鲜活的生活史，而且更容易使我们获得审视问题的新视角，在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深入认识和理解城市适应这一状态和过程。

当然，“质的研究就像一把大伞”，涵盖了各色各样的方法分支。就本研究而言，想要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真实的生活实践，就必须依靠作为行动者本身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经历、现实的细致描述，因此使用以访谈为主的研究方法，有可能会获得比较深入、丰富的感性材料。顾名思义，“访谈”就是研究者“寻访”“访问”被研究者，并且与其进行“交谈”、对其进行“询问”的一种活动。“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访谈可以了解受访者的所思所想，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念、情感感受和行为规范；可以了解受访者过去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耳闻目睹的有关事件，并且了解他们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可以就研究的对象获得一个比较广阔、整体性的视野，从多重角度对事件的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等。[51]

具体而言，在本研究开展的五年期间，课题组成员多次在南京、常州、苏州、上海、杭州、温州、扬州、南通等地展开田野调查，在获取经验材料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半开放型”深度访谈和非完全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半开放型”访谈是指研究者对访谈的结构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同时允许受访者积极参与。研究者通常事先备有一个粗线条的访谈提纲，根据自己的研究设计对受访者提出问题，但访谈提纲主要作为一种提示，访谈者在提问的同时，鼓励受访者提出自己的问题，并且根据访谈的具体情况对访谈的程度和内容进行灵活的调整。[52]

在访谈对象的具体寻找和选择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接触较多的是从事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首先，这是客观现实的需要，因为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空间往往是相对开放的，如商场、超市、餐厅、奶茶店、理发店、美甲店等服务场所。研究者可以通过消费行为与他们产生接触，在其工作间隙和工作途中，以聊天的形式把握机会进行访谈。这是一种较为快捷方便、易操作的介入手段。而且随着社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服务业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打工的主要选择。其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比较封闭的行业如建筑业、加工业的同类人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城市适应特征与需求。由于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开放性，他们与城市生活的接触更为密切，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沟通更为频繁，其认知观念、行为态度、社会心理等受包括媒介环境在内的城市整体环境的影响也更加深刻、广泛，这自然也影响其城市适应状况。而诸如建筑业、加工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生活和工作的封闭性，对他们而言，城乡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空间的迁移，城市社会对其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力相对较弱，我们也较难观察和描绘媒介对其城市适应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主要选择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是更加切题的需要。

除了利用上述场所寻找访谈对象之外，我们还使用了其他辅助性的访谈资料来源。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采取宿舍群居的居住方式，因此探访其聚居区也是访谈的一种手段。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的老辈，他们接触新媒体更加频繁，也经常使用网络即时聊天软件（如QQ）以及SNS社交网站（如微博、微信）等传播工具，而且他们在网络上集群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通过网络途径寻找访谈对象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大多与访谈对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他们进行长期且多次的交流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实践“流动式跟踪调查”。同时，由于研究对象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及其工作与居住环境的特殊性，课题组成员不可能完全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可以作为“边缘成员”非完全参与式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收集一些客观性资料（如服饰打扮、行为举动、生活习惯乃至他们的工作状态、休闲方式等），以供补充性的研究分析使用。

综上，2010～2015年课题组完成的500多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的访谈与观察记录，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经验依据。通过对这些一手经验材料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本研究力图拼凑出一幅完整的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场景，并抽丝剥茧出其中蕴含的媒介与其身份再造、城市适应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