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

西方医学传入后，医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西医书籍翻译和西医教育的核心——是早期西医传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传教士医生在早期的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1．医学名词统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叶以后，清廷被迫敞开国门，教会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和医学院校迅速增多，试图通过行医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由于传播西医药知识的需要，西医药书籍的译述迅速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890年以前翻译出的西医书籍有五十余种 ¹ 。早期医书译述者多为来华的传教士，如合信、嘉约翰、德贞、傅兰雅（J. Fryer）等，医书通常是由传教士口译，中国人笔述而成。

由于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所以在译述西医书籍时有很多名词和术语难以找到恰当的、与其相对应的中医词汇，并且还有大量中医学没有的名词。因此如何准确、简明地用中文表达出西医名词的意义，是译述者感到十分棘手的一个问题，加上当时译述者多各自为政、缺少交流，医学名词的翻译相当混乱。如猩红热就有红热症、癌疹、疹子热症、痧子、花红热症等多种译名。名词的混乱既不利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也不利于传教士医生的交流，更主要的是影响西医教学：各种医书采用不同的医学名词，令学习者无所适从，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学习者的兴趣和热情。因此，惠特尼指出：医学教育这项伟大工作的第一步是形成统一的医学名词，没有这个基础，在华的医生们就不能协同工作，提高水平，也将极大地影响中国学生学习西方医学的热情。²

早期诸译述者也注意到名词翻译的问题，为了避免译名不一致给读者造成误解，有译述者在译著后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以便读者参考比较，如美国浸礼会医生T．德万（T. Devan）1847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语启蒙》（ 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中就收录英汉对照的解剖学、药物和疾病的名词和术语，该书在1858年和1861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增补，影响较大，是翻译中国医学术语的第一次尝试。³ 1864年罗存德（W. Lobscheid）在香港出版的《英华行箧便览》（ The Tourists'Guide and Merchant's Manual ）中也包括药物学名词术语。嘉约翰翻译的《药物学》（1871）、柯为良编译的《格氏解剖学》（1878）等书后也附有英汉对照的名词术语表。不久，专门编印的英汉医学名词和术语著作也陆续问世，如合信把他译述医书的名词、术语分类编排，辑成《英汉医学词汇》，由上海传教会刊行；汤姆逊在嘉约翰的指导下编译了《中英病名词汇》（1887）和《英华医学名词》（1889）；惠特尼出版了《英汉解剖生理词汇》（1890）等。德贞在翻译西医书籍的同时，十分注意名词的翻译，在他编著的《医学词汇》中，不仅收录有他自己翻译的解剖、生理学等名词，而且附有合信、柯为良及日本翻译的医学名词作为对照。此外作者搜集了中医书籍和《康熙字典》中涉及人体解剖的所有名词，并认为有些名词可直接采用中医学中原有的词 。德贞在书中还比较了中医学与古代西方医学，讨论了中国医学和生理学的哲学基础。 国人中较早注意医学名词的人是温天谋医生，他参与了惠特尼整理、修订嘉约翰编《医学词汇》的工作。⁴

尽管已有许多人致力于医学名词工作，但因缺乏权威性，医学名词翻译依然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医生于1887年10月在香港医学院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议主题之一就是探讨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问题。与会者强调了医学名词翻译在西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准确的名词体系，很难将西方医学知识准确地介绍给中国人，希望有关方面给予重视。詹美生（R. A. Jamieson）提出，首先应编辑出一本能获得学术界普遍赞同的医学词典，使它成为翻译者的手杖，这样使得医学书籍的翻译有章可循。⁵ 然而，这次会议仅仅起了呼吁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和物质条件，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并未开展起来。

2．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的成立

1886年，传教士医生在上海成立博医会，并于1887年出版发行《博医会报》（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于是，传教士医生希望博医会承担起统一医学名词的责任。他们认为，许多医书中名词翻译各不相同的原因是没有标准的名词，除非有权威性的词典出版，否则这种混乱仍将持续下去。⁶ 他们提出博医会应采取果断措施，召集有关人士开会讨论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问题，以期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一部能为医界同人都承认的标准词汇。

1890年5月，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会员大会，医学名词统一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S. A． 亨特（S. A. Hunter） 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完整、准确的名词体系是科学知识进步的一个标志。要想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人，必须首先解决语言障碍问题，翻译是一条有效途径。但是，没有统一的名词，翻译必将出现混乱现象。他明确提出传教士医生在统一科学名词时，必须寻求中国学者的合作，没有中国学者的参与，要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以想象的。⁷ （事实上，合信、嘉约翰等人的翻译工作都得到过中国学者的协助。）惠特尼认为，应该把准确、简明、文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和次序，并且指出医学中有许多难懂的词汇，翻译更应慎重。他还强调翻译时应考虑到汉语的习惯和特征，这样会利于中国人接受。⁸

在一些传教士医生的呼吁下，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名词委员会负责统一医学名词的工作。委员会由嘉约翰任主席，成员有：W．威尔逊（W. Wilson）、S. A． 亨特、H. P． 波特（H. P. Porter）、稻惟德（A. W. Douthwaite）和高似兰（P. B. Cousland）。名词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遗憾的是，名词委员会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博医会大多数会员对统一医学名词的工作并不重视，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行医传教，而不是学术，以致高似兰曾多次抱怨发出的征求名词的意见书得不到积极的响应。其二是名词委员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全的机构，在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亨特便离华回国了，接着嘉约翰和稻惟德相继去世，波特一直健康不佳，而威尔逊则对工作不甚关心，实际上仅有高似兰一人在坚持工作。⁹

尽管如此。名词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1894年出版了《疾病名词》,1898年出版了《眼科名词》和温天谋编辑的《疾病词汇》，此外还有惠特尼的《解剖学词汇》和波特的《生理学名词》等。名词委员会检查了从1890年至1900年十年间的工作，感到成效甚微，因此希望在1901年能推出一个比较完善、有权威性并切实可行的名词表，否则将是非常遗憾的事。为了推动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在有关人士的呼吁下，博医会对名词委员会做了调整，由惠特尼任委员会主席，高似兰为秘书，并增补聂会东（J. B. Neal）、师图尔（G. A. Stuart）和纪立生（T. Gillison）为委员。委员会在1901年正式举行了首次会议，经过六周的讨论、商议，颁布了经名词委员会审定通过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和药物名词，并将这些名词编印成册，送发博医会各会员，要求他们在工作和翻译中采用审定的名词，同时也希望他们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1904年，名词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审定了病理学、内科、外科和妇产科的名词，校订和增补了1901年编辑的名词。同年12月，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药物学和细菌学名词，并将结果提交博医会会员大会审议。名词委员会在推进医学名词统一的同时，也注意到医学名词与其他相关学科名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参与了科技术语委员会审定元素和化学名词的工作，并致函中国教育会（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要求加快物理学名词的审定，由于物理学名词不统一也将直接影响到医学教育，如教育会提不出标准的物理学名词，博医会将编制自己的物理学词汇，使之能与医学教科书相统一。¹⁰ 同时博医会也要求教育会和广学会在它们的出版物中，凡涉及医学的名词，都采用博医会审定的标准名词。有人认为，益智书会是当时唯一从事统一科技术语译名的组织，博医会只注意医学名词，这一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¹¹

在名词委员会的努力下，医学名词统一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初步审定通过了医学各学科的名词并编印成册广泛发行；依据审定的名词翻译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如《格氏解剖学》《哈氏生理学》《欧氏内科学》等，并着手编译一套新的医学教科书。¹²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出版工作，高似兰在1905年2月召开的博医会会员大会上呼吁成立翻译出版委员会，希望博医会提供专项基金保证教科书的出版。是年，出版委员会成立，由聂会东任主席，J． 布卡特（J. Butchart）为秘书，成员有高似兰、纪立生等人。于是，名词委员会与出版委员会携手合作，出版发行依据名词委员会审定的新名词翻译的医学教科书。其经费主要来自各教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1908年5月，名词委员会在统一了医学各科名词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中文的《医学字典》，并提呈北京教育部，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

至1913年，博医会名词和出版委员会（由于经费和技术上的原因， 1910年名词委员会与出版委员会合并）出版了322种医学书籍，共38200册 ¹³ ，对西方医学的传播和统一医学译名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医学的发展，新知识不断增多，传教士医生日益感到统一医学名词工作的艰巨性。戊戌维新以后，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迅速扩大，许多赴欧美、日本访问学习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加入到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行列中来，各种科学社团的成立也促进了翻译工作。1910年，伍连德提议成立中华医学会，1913年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创立，但只是个地方性组织。于是，1915年2月，伍连德等36名医师在上海集会，筹备组织全国性的中华医学会，是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同年还建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医学名词统一立即成为刚成立的中国医学团体的主要任务之一。俞凤宾在新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撰文指出，西方医生无论多么博学，在翻译上仍有很大困难，在许多方面都只能依靠助手（常常是非医药人员），这些人在这种工作上并不具备应有的高标准。因此，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无论如何应当在这方面尽一切努力来分担工作。¹⁴ 虽然博医会在医学名词统一问题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中国政府和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并没有完全接受博医会提出的医学名词，其原因之一是许多名词翻译生硬，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此外他们还编造了一些新字，也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传教士医生也意识到与中国医生合作的必要性。中华医学会成立后不久，高似兰领导的博医会名词和出版委员会立即与中华医学会等组织联系，召开了有教育界、医学界和出版界人士参加的讨论会，共商中国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的工作。高似兰在会上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的工作及对医学名词统一问题的看法，中国医生周逵认为北京教育部应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加速统一医学名词的四项决议，并着手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医学名词委员会来领导这项工作。¹⁵

1916年8月5—12日，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及教育部的代表共24人在上海举行医学名词会议。会议认真、细致地商讨了医学名词统一问题，对博医会长期致力于医学名词统一表示钦佩，特别是对高似兰等人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意。会议还讨论了解剖学名词草案，并安排了其他学科名词的起草工作。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全国性的医学名词统一机构来负责这项工作。1917年8月27日，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从此我国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博医会对医学名词统一的影响

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涉及专业众多，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因此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任务。由于历史的原因，传教士医生首先注意到了医学名词译名统一的问题，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审定、推广标准化的译名，对西方医学在我国的传播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些传教士医生就如何准确、简明地翻译医学名词做过较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提出的一些翻译原则和方法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如意译法，即从英、汉字典中寻找意义相同的词汇：yeast译为酵母、vinegar译为醋，phalanges译为趾；化学法，即用单个或几个字加上数字和物质特性来表示某种元素或化合物，主要适用于化学名词的翻译；而对有的名词则可采用音译法直译。惠特尼根据汉语的习惯对许多旧译名提出修改意见，其译名被后人采纳。如把蝴蝶骨（sphenoid bone）改为蝶骨，罗筛骨（ethmoid bone）译为筛骨，小腿骨（tibia bone）改为胫骨，船骨（scaphoid bone of foot）改为舟骨。博医会对日本医学名词在中国的影响也给予了充分注意，并采纳了一些较确切的译名。如博医会原将gland译为“核”，显然没有表达出原义，特别是用于胃肠和乳房时，“核”更不恰当，而日本把gland译为“腺”，由肉旁加泉水构成，因此该字无论用于分泌还是排泄器官，均能较准确表达出这些器官的功能。“细胞”一词也取自日文译名，原来把cell译为“珠”，显然不好。在借用日文译名的同时，博医会名词委员会也指出大多数日文译名不适于中国，因为日文译名中大量采用了音译法，音译基本上等于未译，且日语与汉语发音差异也很大，故不可多取。

在翻译病名时，名词委员会发现有些中医病名所描述的疾病很难判断，许多病中都有类似的症状，而不同的症状又可出现在相同的疾病中，因此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中西病名。于是A．莫莱（A. Morley）提出，欲用中文科学地描述疾病，须建立一种纯技术的名词体系。每种疾病须对应于一个单独的字或词组，而且这个字或词组无论在技术上还是俗语上都不会产生歧义，这样才能克服病名意义含糊的缺陷。¹⁶

《医学词典》是名词委员会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曾多次再版，有着广泛的影响。1913年名词委员会对《医学词典》又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增补，词汇由13000条扩至20000余条，收录了医学各科的名词术语。名词委员会还在新名词基础上编译了一套医学教科书，促进了西医教育工作。

虽然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在中国医学名词统一的早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名词统一工作的深入，博医会已难以胜任这一工作。这一重任只能留给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来承担了。

（本文原载《中华医史杂志 》1994年第1期）

1 Boone H W, “Medical Education for the Chinese,” CMMJ 4 (1890): 109-114.

2 Whitney H T, “Advantage of Cooperation in Teaching and Uniformity in the Nature and Lenth of the Course of Study,” CMMJ 4 (1890): 198-203.

3 Thomson J C, “Medical Publication in Chinese,” CMMJ 1 (1887): 115-121．

4 Cousland P B, “Medical Nomenclature in China,” CMMJ 19 (1905): 55.

5 Thomson J C, “The Chinese Language a Medicine of Scientific Instruction,” CMMJ 2(1888): 28.

6 Atterbury B C, “The Translation of Medical Books into Chinese,” CMMJ 2 (1888): 1-2.

7 Hunter S A, “Medical Nomenclature,” CMMJ 4 (1890): 148．

8 Whitney H T, “An Anglo-Chinese Standard Vocabulary of Medical Scientific and Philosophical Terms,” CMMJ 1 (1887): 143-145．

9 Cousland P B, “The Committee on Nomenclature,” CMMJ 14 (1900): 114-115．

10 Cousland P B, “Medical Nomenclature in China,” CMMJ 19 (1905): 55.

11 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

12 Stuart G A, “Luff's Chemistry,” CMMJ 20 (1906): 79.

13 Cousland P B, “Publication Committee: Editorial Secretary's Report,” CMJ 27 (1913):84-86.

14 俞凤宾：《医学名词意见书》,《中华医学杂志》1916年第1期。

15 Cousland P B, “Chinese Co-operation in Standardizing Medical Term,” CMJ 29 (1915): 200-202.

16 Morley A, “A Contribution on Medical Nomenclature,” CMMJ 9 (1895): 141-147．